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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彭黄时一面倒的现象，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党内生活制度有关。在我党历史上，在解决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时，多是采取生活会的方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给领导提意见，即所谓的整风。这种形式体现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置身于党和人民监督之下的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种发扬民主的做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形式又容易给权谋政治提供土壤。批谁整谁，错误的性质，往往由书记定调子，常委统一口径，骨干统一思想，开起会来，群起而攻之，上纲上线，批判揭发，历史的、现实的，一起算总账。庐山会议就是个典型。一上来就宣布矛盾的性质，然后就是扣帽子：彭在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合作过；彭参与了高饶的阴谋活动；彭要分裂党，搞非组织活动；他这次借机发难，是野心的大暴露……等等。完全是一言堂。如果仅仅是几个和彭成见较深的人也好理解，恰恰，附议的，调子很高的是一向在党内地位很高的，在下级心目中备受信赖和敬重的党的其他领袖们。分组表态、揭发时，居然又有那么些知情人站出来，揭发的问题又是那么的触目惊心，里通外国；要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搞军事俱乐部的非组织活动……
这里没有仲裁者，也没有陪审团，更没有辩护律师，当然也不会允许中央委员会听取对立双方的证词；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给被告人讲话和辩护的机会。在座的即使有看法，又能怎么样？你再对彭有好感，人家揭发的问题，你又不在场，何况许多是历史问题，你知道吗？你只有听的份，不信也得信。只要你向最高权威提出挑战，那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这种体制下，个人是没有任何抗争的可能的，只有被碾成齑粉，随风飘散。
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揭发黄克诚实在不是故意的，也许吧，是慑于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就更让人感到恐怖。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中，我不知道像父亲这样的表态，如何能过得了关。10年后，也就是1969年“文革”中，我看到江青的讲话。是审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江青说，有很多的毒草，如《海鹰》、《怒海轻骑》等，是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八一厂的同志解释说，当时都是总参、总政审查过。江青不依不饶，追问是什么人审查的？答：张爱萍。江青大怒道，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是个彭黄漏网分子！当时我们就是要整他的……
江青的话证实了当初确实是要株连一批人，父亲也在其中。但为什么后来没有整他，是谁替他开脱了，就不得而知了。25年后，父亲担任了军委领导工作，他和我说，现在他才知道，当初杨得志也在被整之列。在批彭时，杨说了句彭老总在海防建设上还是有贡献的，结果被他的一个副司令告发。后来不知是哪位元帅替他说了话，逃过一劫。父亲说：“像杨这样老实的人，过去又没有和彭在一起的历史渊源，都要整，那我们这些人还跑得了？”
那个副司令，我父亲平时对他印象是不错的。真是人心叵测啊！
讲起庐山会议，父亲直到晚年仍非常感慨。他说：
“大跃进，开始我是拥护的，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不高兴。58年炮击金门，从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炉子，乱七八糟的。回来到建瓯、建阳，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我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北戴河会议后高兴的情绪慢慢消失了。我认为和彭老总可以交心，对彭老总说这些，是下级对上级的信任，他能听得进不同意见。后来上了庐山，发给每人一份彭老总的万言书，我觉得万言书写得不错，但当时也不敢说。大家都发言，我不发言也不行，逼得你表态，想来想去，只好应付那几句。但我是想不通的，对大跃进有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吗？我对大跃进就有意见，我也反毛主席吗？没有这个道理嘛。我替彭老总难受，心里想，老总啊，你怎么对毛主席说是小资产阶级呢？有气，说说我们这些人也就算了。”
我妈妈后来回忆：“庐山会议结束后，你爸对我说，是我把彭老总给害了，我真不该对他讲在福建看到的那些事情。”
父亲晚年，我们常在一起谈论对他人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谈得最多的就是彭老总了。
父亲比彭老总小12岁，正好一轮。他回忆，真正与彭亲密的，深受彭赏识的是彭雪枫。黄克诚的许多回忆文章也记载了他自己和彭之间生死相随、情深意重的亲密关系。相比我父亲呢？耐人寻味的是，在父亲的回忆中，几乎都是彭老总批评他的事。除了前面讲的他因为困乏而耽误了集合这件事外，父亲还说过：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我写了个侦察报告给毛主席和彭老总。先送到彭老总那里，他问我，你这个报告，看过第二遍没有？我说，没有；为什么？我说，我相信我写的不会错。彭老总把报告甩给我，说，那你就拿回去再看看吧！我看了，真的错了几个字。”
中国书写的老习惯是自右向左竖行排列，但父亲书写却偏偏跟惯例相违，是从左往右竖着写，他说，这样的好处是，一只手写，一只手的拇指按住写过的部分，这样即使没有灯光，也不会错行、叠字，而且用毛笔时还不会蹭着袖子。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父亲说，彭并没有批评他，但从此以后，他每次写的东西，都要再看一两遍才放心。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收集了父亲1936年写的文章《彭军团长炮攻太子圩》。红11团为夺占敌堡垒，连续发射了四五发炮弹都没有命中。父亲写道：“真没有卵用呵！”这时，彭德怀亲临前线，说，为什么架这么远？移到我这里来！结果还是没有击中。彭说：“你们真是不中用！”然后亲自瞄准。父亲形容他：“半新不旧的军用皮包挂在左肩，一个半旧的牙刷，插在皮包外面，右肩下还挂着望远镜，背上背着一个半旧的斗篷。”他对我父亲下命令说：“一打中就冲！”彭老总亲自瞄准的这一炮正中堡垒的脚下。文章写道：“冲呀！冲！彭军团长高高举起他那个破了的红军帽，在空中不停地指挥着大喊起来：前进！都前进！消灭他干净！”文章结尾是：“每个人都在高唱：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对彭德怀，父亲说过，彭也有缺点，甚至是很明显的缺点，在有的问题处理上是错误的，“如对粟裕，虽然不全在他”。但为什么彭德怀会对父亲的人生理念和性格生成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
父亲说：“一个人要立言、立行、立德，关键是立行。”彭德怀和党内的有些领导人不同，他的部下对他的敬仰，不是听他的说教，不是因为他着书立说，而是为他的行为、品格、作风所感染，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跟解放军的许多将领一样，他出身低微贫寒，但在他身上，却丝毫没有流氓无产者的匪气和发迹后贪图享乐的农民阶级的短视。他刻苦、俭朴、不好声色、与部属同甘共苦的苦行僧主义，对我父亲影响极大。他们都不是享大福的人，而是做大事的人。
彭功高盖世，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但他没有自己的山头。长征后期，中央为了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他主动提出把自己一手拉起来的红3军团并入红1军团。这支由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基础的红军队伍，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由初期17800人，仅存下了2000人。当他面对这批同生共死的弟兄，看着和他一样衣衫褴褛的红军将领时，这个岩石一样的硬汉，也落泪了。
彭手下的许多红军将领，包括我的父亲，那种刚硬作风，明显的带有彭德怀的影子，耿直正派，不屈服于邪恶势力。
虽然彭德怀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也错误地对待了像刘帅、粟裕、萧克等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但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他是反对树立凌驾于全党之上的个人权威的。抗战期间，我党的领导层和国际国内的一些反法西斯的民主志士有了更多的接触，彭就是在这时开始思考民主、人权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关系，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新型人际关系的理念。虽然由此长期受到猜忌和冷遇，但他不惧孤立，在庐山仍秉笔直书，为民请命。
彭关心的是群众的疾苦和部队基层的生活，在他主持军队工作期间，数次调低高级干部的工资，增加了营以下干部的薪金。对比军队中一些人用心于领导人的生活，是否能睡好、吃好、玩好，喜欢什么样的文工团员等等，人品之高下，不言而喻。
父亲就是在长期的战争和工作中，贴近地目睹和感受了彭老总的“立行”后，对他的钦佩和敬仰在不知不觉中升起。
因为淡，看似白；因为清，看似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之交不是酒肉之交，不是利益之交，是心与心的交流，是一种天地共存的默契。俞伯牙弹琴，钟子期如痴如醉，因为他们达到了相通的境界。何谓君子？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天命之人，明道之人才是君子。
彭老总影响了我父亲的一生。
父亲从庐山回京，全家都去机场接他，我们兄弟几个都希望自己最先看到爸爸。第一架飞机落地，人们熙熙攘攘地下来，好多小孩都喊着自己的爸爸冲上去。第二架飞机落地，又没有，这时接机的家属们都陆续走完了。直到第三架飞机徐徐落地，我们才看到下来三五个领导人，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