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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战争的冬眠期渐渐到来了。
中共最高决策层从一江山岛这个袖珍式的行动中摸到了美国人在台湾海峡的底线。《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中提出：“台湾问题是西太平洋矛盾焦点，涉及美、蒋和我们三方，全部解决问题是将来的事。”（注：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337页）
但双方都还在喊，因为，一定要收复台湾，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攻大陆，也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相互对立的双方，背后的理念又是一致的，都不愿意自己成为中华民族分裂的罪人。这大概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吧。
一江山岛，成了国共两党内战走向终结的见证。
写这本书时，我查阅到网上台湾方面对这场战争的描述：
“共军于拂晓即开始以机群、炮舰及岸炮，轮番炸射一江山岛上我军碉堡、阵地、水际及滩头防御设施。一江全岛，已全部笼罩在弹幕下，硝烟弥漫，火光闪烁。至中午，岛上我军阵地、工事、通信，遭受严重破坏，各部队间，已失去联络掌握。午后，共军以小型登陆舟艇为主体的登陆船团，分由南田至海门一带港湾驶出，在大型作战舰艇掩护下，向我一江山海岸抢滩登陆。我忠勇守军，虽予猛烈阻击，但共军借其人海战术，冒死攀登上岸。在战斗过程中，王生明司令，一直坐镇指挥所，指挥所属作战。最后，王司令在电话中报告刘司令官：‘敌军已迫近到指挥所附近50公尺处，所有预备队，都已用上，我正亲自指挥逆袭中，我手里还给自己留着一颗手榴弹……’……话未说完，电话机中传来‘轰’的一声，通话就此中断。刘司令官和我们围在电话机旁的人，都知道王司令已经壮烈殉国，无不热泪盈眶，悲恸不已。王司令虽已成仁，但一江山岛我军仍在继续各自浴血奋战……”
现年62岁的陈学连，当年是大陈防卫司令部派往一江山支援部队的一员，因风浪过大，部队半途折返，陈学连当场落泪，因为，他的父亲是一江山守军的一员，天涯咫尺，他只能困守大陈，等待父亲必然的死讯。他说：“那时候我们年纪轻，只知道想报仇，你到哪里报仇？那儿都是海水一大片，你总不能自杀吧！对不对？”“哪还有命回来，心情上很苦闷，就待在那里。”
对一般人来说，战争是残酷的、血腥的，但战争之所以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独具特色而让人难忘，成为文学和人性永恒的主题，也就在于它的残酷和血腥。英国战略家富勒的名言：“除非历史能教会我们如何去展望未来，否则军事史只是一部人类血腥的浪漫史。”
我们不能展望历史，但能回顾历史。一江山战役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年剑拔弩张的国共之争，随着老一代人的逝去已经变得依稀而遥远。国民党居然沦落到了在野党的境地，他们的政敌共产党甚至为他们惋惜起来。对比搞台独的民进党，好像还是老熟人交情要深些，在北京，两党新一代的领袖握手拥抱。
撤逃到台湾的大陈居民，许多辗转去了美国，他们在异国他乡，艰难创业，聚而不散。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帮人回大陆投资，希望能重建家园。但愿有一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能永不再战。
战争，你是人类历史花园中一朵带血的花。
毛泽东是深谋远虑的，由一江山争夺而引发的第一次台海危机，毛泽东说了，还需要看，看清在这场三角博弈中的走势，权衡其中的利弊。他需要时间。因为他知道，摆在这个新兴的共和国面前的真正对手，是世界上的超级霸主——美国。
毛泽东也是个预言家，他说的政治上还要看，不仅体现在时局上，也折射在许多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人的命运上。
父亲在战后即赴总参谋部任职。他不想去，他说：“上面人事关系复杂……”但哪里不复杂？南京军区（战后华东军区撤销）党委向军委上报了《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报告里说他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
一切源于一江山。刘帅找了他，说，我们还是了解你的，但留在这里能干什么？你还是到总参去吧。父亲说：“我想想也是，既然在这里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了，那就走吧。”
后来，父亲去南京军区检查工作，张震当时是军事学院的院长，他请父亲和南京军区的领导一起吃饭，当年参加作战会议的领导同志对父亲说：爱萍啊，干了这一杯，过去的事就算了吧！我问父亲，你怎么说，他说：“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口就干了呗！”
是军人，就该豪爽些。
若干年后，南京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因为历史上的一个处分向军委申述。父亲已经是军委领导人了，他出面讲了公道话。这位同志很感动，写了一封信，为当年附和批评我父亲的事感到很歉意。父亲说：“这种小事，都过去了，哪个还会记得它。”
父亲走后，王德和司令部其他4个处长也倒霉了，说他们是父亲的小圈子，后来在运动中一个个都被查出有历史问题，结果又一个个把他们都撵出军队。王德分到山东省计委。他伤心透了，找到父亲。父亲也急了，叫秘书去调查，找了北京市公安局，查出了有21个叫王德的，逐个排查，总算把他历史上的事给说清了。父亲又找了陈老总，最后由陈出面，才把王德又弄回军队。不过还好，任了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总算人尽其才了，以后又出任大军区的参谋长。其他几个人的下落我就不清楚了。
一江山岛啊，你见证了多少人间的沧桑。
第五章 最高统帅部
1955年3月，父亲赴北京上任，虽然他任副总参谋长的命令在头一年的10月就下达了，但由于一江山作战的原因一直拖到现在。
总参谋部是中央军委组织全国武装力量建设和实施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领率机关。他在副总参谋长的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文革”初，前后共12年，经历了由彭德怀、林彪主持工作的两届军委，和粟裕、黄克诚、罗瑞卿三任总长。直到“文革”后，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还兼了一段时期的副总参谋长，那时的总参谋长是邓小平，但他们基本上都很少参与总参的日常工作了。“文革”前父亲在总参工作的这10年，正是被党史界称作是“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时期，他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也在这个曲折的过程中变化着、沉浮着。
1 彭老总
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是随着父亲的调动而变换的。我们一家人跟着他走过了祖国的许多地方。1955年夏天，我们全家从南京迁至北京，住进了什刹海前面的一条胡同里。这是清朝张之洞的官邸，一分为二，切了一半给地方，军队占的这一半又分成四家住。甘泗淇、李贞夫妇，王震、杨勇、苏静、张震寰、张瑞等都先后在这里住过。“文革”中，我们一度被扫地出门，刘贤权、于步血进驻，后来他们政治上失势，也先后被撵了出去。楼台依旧，人事已非。我们要算是最老的房客了，从1955年一直到现在，组织上几次调整住房，父亲都不同意，他说：“我就老死在这里了。”
父亲到总参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彭老总。
彭德怀元帅是父亲在红军时期的老首长。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一生中，真正值得他敬仰和钦佩的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彭德怀和陈毅。他再横，在这三个人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周恩来的顾全大局、认真严谨和对待下级同志的平等友善；陈老总潇洒的人生态度和文学造诣；每每提及，父亲都是称颂不已。而在人格上，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彭老总了。在纪念彭德怀诞辰9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父亲说出了他发自肺腑的一句话：“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军委领导和总参谋部当时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父亲回忆，彭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知道为什么调你来吗？”彭告诉他，去年军委开了一个会，要搞精简整编，腾出力量搞现代化、正规化，这是项长期的工作。调你来主抓编制体制，就是要加强这方面的力量，更好地落实军委这个决心。彭问我父亲：“整编是要得罪人的，怎么样，有这个信心吗？”
你怎么回答的？父亲说：“很干脆，一句话，你有我就有！”
彭老总怎么说？“要干，就不要怕，要大刀阔斧。从今天起，你就搬到我这里来办公。”
父亲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反正我也用不了这么多地方。”
也够干脆的！（注：当时总参谋部在中南海居仁堂，不久搬到北海旁边的旃檀寺。彭在6楼，总参首长都在5楼。）
总参谋部实际上就是全军的司令部，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工作都在这里归口。清朝以后，编练新军，沿袭下来的习惯，通常是把军事工作分为三块，即军令、军政、军训。军令是指作战指挥系统，包括作战、情报、机要、通信；军政系统包括编制体制、兵员征集、武器装备、地方武装、部队行政管理和机关直属部队；军训则是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也有把军事学术研究包括进去的。我军是把情报单独分出来的，也就是多了军情，共四块。父亲在总参谋部是分管军事行政系统的副总参谋长。这也就是为什么彭老总要找他谈话的原因。
彭德怀和父亲之间的相识相知是在长征路上。
父亲是五次反围剿时由共青团中央调到红3军团来的。红3军团是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发展起来的队伍，后来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1军团会合，构成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期也称中央红军。父亲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在红14军负伤后，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兼任少先队总队长，主要是搞青年工作和红军的动员扩编。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和以往几次不一样，送上去的部队越来越多，但下来的伤员也越来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