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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一听我的声音，陈赓就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会给我打电话！我可不想笑，我说，不能接受！我讲了三条，一是，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待机地域，气可鼓而不可泄；即使撤出来，整个作战企图和我们设计的这套打法都将暴露无遗，使敌人警觉，给今后重新组织将造成极大的困难；二是，新的义务兵役法刚刚颁布，参战老兵，大多经过入朝作战、解放战争，又经过长时间的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兵员素质很高，如推迟，都复员回家，以后重新训练新兵，不知要花多大力气；三是，18日气象预报天气良好，当面敌情无变化，战区无美机、美舰干扰，从种种迹象来看，敌人尚未发觉我作战意图。天时、地利、人和，失之而不再来。”
“陈赓在电话里问我，那你有绝对把握吗？”
“我说，绝对二字怎么讲？”
父亲曾和我多次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用绝对二字。即使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业期间，多次组织两弹一星的发射，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了，何况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但他从来不用绝对这两个字，对上不用，对下也不用，也不要求和赞成别人用。对上使用这个字，是不负责任的。要求部下给你打这个包票，也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他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偶然性，绝对二字不是一个指挥员应该使用的字眼。即使别人对你拍着胸脯说绝对，你也不要信他。关键在于检查他是不是把一切该做的都认真地、尽力地去做了。自己做出了判断，自己定下了决心，当然，自己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人的作风和风格。有了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一旦出现了超出我们主观以外的因素，也就是现在习惯说的，不可抗之力，那只有承认失败、承担失败，而且是坦然的、不诿过地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既然是一级领导，就不要只当传声筒。
“陈赓说，他向粟总长报告。”
“我说，你要知道，明天我就要开始行动了！”
在场的当事者王德是这样叙述这件事的：
“据粟裕总长身边的参谋张剑同志回忆：张爱萍司令员与陈赓副总长在电话中交谈了很久，开始陈赓副总长试图说服张按总参电报指示精神，暂缓执行对一江山的作战行动。张司令则坚持建议于18日发起进攻，并反复阐明利弊，请求陈赓副总长代向粟裕总长转报我‘浙东前指’建议执行16日原计划的理由。”
“张爱萍将军终于说服了陈赓副总长。陈还问他：‘你有绝对把握吗？’张答：‘把握肯定有，只要美军不介入。但，“绝对”两字不好说。’”
就在等待总参回话的时候，参谋方宗岳将华东军区某领导的命令抄件递上来：“把部队撤回，停止攻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
这位领导是1954年上半年到任的，那时大陈作战计划的先期实施实际上已经开始。
方宗岳回忆：首长看了一眼，手一挥，说了两个字“出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就在其他人都主张大打时，父亲力排众议，坚持初战只打把握更大的一江山，军委肯定了这个方案。但在行动的关头，怎么上面反而倒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把握的仗呢？从总参谋部表态的暧昧上，看得出，他们对这一仗是持有怀疑的。难道真的做错了什么吗？
我找到的只是当年父亲在开战前两个星期给军委的一份报告。
军委和军区：根据对一江山作战准备情形看，其兵种器材之多，工作之复杂费时，陆海空军部队既无现成经验（连每一艘船的装载，均需多次研究试验），以及缺乏现成的登陆器材等等，都说明不是如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临时性的只指挥作战的机构所能担负的。
此次，并非是一切都由原部队准备好，我们仅做临时战斗准备。而是连调查征集并修装舰船、运送物资、扩建机场、舰船基地、作战训练等等全部准备工作，都要由我们来完成。今年及以后，解放东南沿海诸岛任务更加繁重，其准备工作和作战指挥，需由专门的领导组织才行。如照现状下去，不仅对作战工作有影响，对军区全盘工作亦有影响。
我建议（略）
本知无不言态度，仅呈参考。张爱萍1月4日于甬
字里行间，看得出父亲的怨气和无奈。是啊，前指，只是一个作战指挥机构，陆海空军的装备、战场保障、后方和各项勤务保障，应该是战区的任务。如果战区不能很好地配合，反而掣肘，再加上个人恩怨，那事情就难办了。但父亲的信只能就体制质疑，除此，他还能说什么呢？
时任20军副军长、登陆指挥所司令员黄朝天在他晚年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也是军区领导命他撤回部队，他没有服从。他说登陆部队归前指指挥。他是他的老首长，也许因此得罪了。但他认为自己没有错，作为一名军人，能参加这样一次战斗，他终身为此骄傲。
父亲应该感到欣慰了。一个团队，一个同仇敌忾的团队，一个团结在他周围的、对他无比信赖的团队，是赢得胜利最重要的因素。即使失去了这次机会，那么他们下次，或者是再下次，他们一定成功！
总参谋部为什么会对这次作战行动一再提出质疑，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已有所披露，还是华东军区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所致。回顾历史，排除人为因素，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借鉴。和平时期，在局部战争中，面对现代化的诸军兵种的协同和保障，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场建设和准备，由战区派出前指显然是不妥的。既然是由战区负责保障，前指一定是由统帅部派出，级别高于战区，才可能做到保障服从作战的需要，而不是掣肘。这也可以算是对我军在研究未来作战的指挥体制时的一个参考吧。
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写过一部长篇小说，题为《一日长于百年》。当一桩策划已久的大事件终于来临时，每一分钟都会像一年那样漫长。
北京，中南海。
陈赓迅速向总参谋长粟裕汇报。粟裕遂要陈赓速报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得到报告的同时，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报告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说：授权你来下这个决心吧！
总参的否定意见是经报彭德怀同意的，可见彭老总对打这一仗也有所犹豫。但是，他当即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作战处长石一宸回忆：我立即以最快的速度报告了张总指挥。当时，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他的话很简单，但很有力，表达了他的态度。（注：《石一宸将军亲历三次“台海危机”》）
真是好事多磨。打不打这一仗，自3年前的动议，到部队发起攻击的前一天，从最高领袖到政治局、到军委、到总参谋部，又层层走了一圈。这对力挺打这一仗的总指挥来说，就只能干好，不能有误了。我相信，这时，对父亲来说，真的是没有退路了。
父亲说：“一路上，风力还是没有减弱的迹象。黄昏时到的海门，气象突变，海上起了大风大浪，我们是坐登陆艇上头门山的，摇晃得厉害，16号晚上前移集结的船只在风浪里互相碰撞。我一到指挥所就打电话给聂凤智问气象，我要他让徐杰同志直接跟我讲，他说，西北风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个尾巴，明天就没事了。我听了觉得太玄乎了。追问他是真的假的，不行就说不行，没有关系的，我们再想办法就是了。他说是真的，没问题的。我和王德商量，一边准备天气转好按计划登陆，但如果还是不好，就再等一天。通知部队做好防空，空军无论如何要保证不能让敌机进入我待机地域的上空。”
前指空军气象科科长徐杰回忆：“1月17日夜晚，电话铃响了，是前指打来的，说海上风很大，登陆部队的隐蔽棚多处被吹走了，首长很关心天气。我和台长和预报员研究，认为不是天气图上大系统的变化影响，估计是小股冷空气尾部在海上扫过而产生的。我又和上海气象台通了电话，会商结果，证实了这股大风的来龙去脉，是副冷风尾部带来的短时大风，已经向南移去。”
父亲继续回忆：“等到半夜还是那么大的风浪，我想没有希望了，与其眼巴巴地盼着，不如睡觉。回到下面帐篷里，可怎么也睡不着。也许是太困了，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睡过去了。猛地一睁眼，天放亮了，心里一惊，就往外跑，呵！”
……
风平浪静。父亲没有去形容当时大海的样子，但我能想像得出：一望无际的大海宁静得就像熟睡的婴儿，深蓝色的天幕上，几颗晶亮的星星正向他眨眼睛呢！东方发白了……
1955年1月18日，当天的气象预报是：大陈海域云量为0～3，云高3500米，风向中午前北至西北，午后转东风，风速3～4米／秒，能见度10公里以上。这对航空兵、舰艇部队、登陆兵和炮兵都是一个绝佳的天气。
一月份的大陈海域，预测只有3天的好天气。但实际上17日并不好，徐杰写道：“而18日傍晚，大批舰艇返航后，海上的平静就消失了，风力逐渐增大，云量也布满天空。19日，对大陈轰炸，机场上空云量减少，但能见度较坏，11时才转好；但下午执行任务时，目标区上空天气急剧转坏，云的层次增多，云底高有2000米，但飞行员报告下面还有1300米的云层。”也就是说，投弹高度只剩下700米，这对轰炸机是危险的。
徐杰又说：“急剧的天气变化，我们未能事先分析出来，但谁也没有去注意我们这次失误，因为战果是明显的，大陈的敌指挥部被我空军炸掉了。”
1月18日，只有这一天，偏偏被他们抓住了。
大海和天空，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