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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晚年回忆时是这样表述他当时的意见的：“直接打大陈本岛，我认为这样有危险，把握不大。守敌虽不足2万人，但在我陆海空三军协同登陆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一下子投入一个整师是很困难的；同时，登陆编队在航渡中要经过头门山和一江山，必定会受到敌人侧射火力的袭击。而首战选在一江山，这些就可以避免了。一江山守敌1000余人，距大陆近，在我岸炮火力射程之内，可以弥补我舰炮火力和轰炸航空兵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有把握保证在美军没有做出反应前，短时间内一举突袭成功。一江山又是大陈的门户和前哨据点，俞大维（注：国民党国防部长）自己就说过，一江不保，大陈难守。从一江山打进去后，可俯瞰大陈，大陈就是瓮中之鳖，唾手可得了。我们计划打下一江山后，把炮兵送上去，三五天后，一举夺取大陈。一江山既是敌人外围的强点，又是它整个防御体系中的弱点；首先攻占它是必须的，也是有把握的。”
怎样考虑美国出兵的问题？他的看法是：“美国不应该会出兵，也不应该会引发中美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取决于我军突然而迅速地行动。退一步说，如果美军干预，我已先期占领了一江山，站稳了脚。即使撤，我也撤得回来。”
他在这里用了“不应该”三个字，这只是个推理判断的结果，是个主观性的词汇。作为军事上的判断，恐怕只能是这样的，因为风险是无时不在的。所以，力争首战速战速决，抢在美军没有做出反应前，造成既成事实，使局面不可逆转，应该是这一战的目标，也是最高指挥员把握的关节。
“那种把大陈一口吃掉的办法，雄心可嘉，但力不从心。”
父亲统领的是一群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实战经验，又经过刘帅亲自教育的，具备了新型知识结构的参谋人员。
战争将检验他们。
父亲回忆说，“他们一定要坚持，只有拿到军委去了。他们的主意也不能说坏，但困难和风险太大了，特别是在当时。彭老总批准了我的方案。”
人是需要鼓励和安慰的。父亲说：“王德同志遭到训斥后很难受，我跟他讲，算了，不要在意这些，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吧。”他还说，刘帅当时也在南京，宽慰我，说上面还是有数的。我到北京汇报工作，去看望罗帅，他那时住在东交民巷，也和我打了招呼，闷头把工作做好，不要在意别人说些什么。
父亲曾对我说过：“调我任参谋长时，陈老总要我兼个副司令，我都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后来军委考虑到几个大战区的领导人都兼了地方工作，军事工作主要在参谋长这里，所以给参谋长都下了个副司令的命令。华北的杨成武、中南的黄永胜、东北的邓华、西北的彭绍辉、西南的李达、华东就是我了。我还是坚持自己不兼。我对陈老总说，我们华东不乏战将，我就不要兼了吧，这个位置留给其他同志会更有利于工作和团结，我会全力做好我的参谋工作的。陈说，那你一定要这样，就自己和彭老总去说吧……”
我的父亲真是天真得可爱，他怎么就不想想，华东是不乏战将，但华东也不乏骄兵悍将！他又一次因为推辞职务，而使自己居于人下，当意见相左时，他别无选择，不是放弃，就是得罪。这样的情况他以前经历过，后来又有过多次。
这种对待名誉地位的态度，在陈老总领导下，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种风气。父亲回忆：“当时要叶飞同志也兼个副司令，但叶飞也是这个态度，说我把福建的工作做好就行了。”早在这以前，陈毅就对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同志说，三野部队是由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两部分组成的，在任职上，新四军的同志风格要高一些。在新四军长期工作的钟期光和来自山东兵团的唐亮资历、职务相当，但钟期光主动提出，政治部主任由唐亮担任，自己做副主任。在淮海战役中，三野和二野协同作战，二野堵截增援的黄维兵团，围上了，打不下来。三野上去，才把黄维吃掉，三野一些同志为此沾沾自喜。陈老总知道后大发脾气，召集三野的干部开会，他说，你们得意个屁！二野为了挺进大别山，把重火器都扔掉了，攻坚能力当然会受影响。如果没有二野牵制住敌人，我们能打得这么顺利？打了几个胜仗，穿上缴获来的呢子军装，拿了汤姆式（二战时期的美式冲锋枪）就以为了不起了，耀武扬威的。就你们，进了大上海，连个冲水马桶都不会用，土包子！
父亲在个人名利前的豁达态度，的确给他的工作带来许多人为的困难，但我认为，党是看到的。党内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直接领导过他、接触过他的，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粟裕、黄克诚、刘伯承、罗荣桓、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等都了解他的人品。对这个主观意志很强，喜欢标新立异，且又浑身长刺的张爱萍，即使他顶撞过他们，或许与他们意见相左，但对他都是给予信任和宽容的。
许多分歧的背后往往是理念的差异。是的，隔海相望，区区两万之众，十来个孤岛，这对一支曾经有过20年战争经验的军队来说，的确是个不起眼的小仗。数百万的敌军都在我们手中灰飞烟灭了，我军有的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这理应是我们的骄傲。但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呢！就在我军通过运动战几十万几十万的歼灭敌人的时候，在苏德战场上、在北非战场上，上千辆坦克的会战出现了。轰炸伦敦、柏林，动辄上千架飞机。在太平洋战场上，双方上百艘战舰对峙，一战就击沉三四艘航母，击落数百架战机。这种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战争规律，将是今后我军面临的课题，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思考。在朝鲜，我们骄傲，因为我们和世界级拳王美国碰撞过，但那是山地作战。面对大海又会怎样呢？
一条海峡，真就这么难吗？
1949年10月24日至28日，我10兵团28、29军攻打金门，登陆部队3个多团9086人全军覆没。
时任10兵团司令的叶飞在谈到金门失利时说：
“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蒋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8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金门时碰了这个钉子。”
叶飞，是我军战功赫赫的将军。正因为如此，他的话，字字是血，是10兵团9000多官兵用生命换取的教训。
面对汪洋一片的茫茫大海，没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和空军，武力攻台就是一句口号。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过去的运动战、歼灭战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的话，那么渡海登陆作战，就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台湾海峡之战，是一场实力的较量之战。解放台湾将是一场检验国家综合实力的战争，是一场比拼现代化程度的战争，是一场打钢铁、打高技术的战争。为什么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关键在于国家的实力和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一切历史的光荣，都要在这条海峡面前重新检验。
我的这些话，即使放在改革开放了20多年后的今天，也未必能得到主流意识的赞同，何况半个世纪前呢？这是两个不同观念的较量。看看我军多年来的教材吧，四渡赤水、陕北三战三捷、三大战役……这些贯穿着战场机动特色的战例，我不否认它的辉煌，但在掌握了制空权、制天权的天基平台的对手面前如何保障军队的机动和生存呢？
现在还可以找到父亲当年发表在《人民前线》上的文章：“目前我军正在进行着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建设，就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学习运动。”（注：1952年10月25日《人民前线》杂志151期）他对所属部队的干部说：不要总以为自己的部队过去如何能打仗，有战功，看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不要总是老子、老子的称呼自己，什么“老子的部队如何如何；老子革命多年；老子什么时候就当了什么干部……”（注：《张爱萍军事文选》133页摘要）
“老子当年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这是很多将领挂在嘴边的常话。他们大多来自赤贫的农民，揭竿而起，一把菜刀杀出来，一身血污，坐了天下，今天他们眼里还有谁呢？无怪毛泽东说：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
我们的高级指挥员，我们的元帅和将军们，你们说呢？
父亲是直接向彭老总汇报的。彭总同意这个计划，还有他更进一步的考虑。从美蒋在《共同防御条约》中的讨价还价看，美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底线到底画在何处，一时尚无法看清。彭老总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正式签署的文本证实，除明确了美蒋共同防御的领土为台湾、澎湖外，又增加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彭当时认为，不妨先在一江山这个小岛上刺探一下，以摸清美国的底牌，这样做不至引起大的风险。但必须取胜，否则可能助长敌军气焰，甚至可能引起美国公开宣称“协防”，所以他说，杀鸡也要用宰牛刀。
8月2日，彭德怀主持会议，批准了父亲对作战方案的设想。
8月24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华东军区关于大陈列岛战役行动方案。
8月27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直接归军委指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浙东前指司令员兼政委。
前指副司令员共4位，他们是：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马冠三；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参谋长是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
与此同时，浙东前指又成立了空军指挥所，聂凤智任司令员；海军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