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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凝固。这里的时钟似乎从不曾走动，我就像穿过悠长的时间隧道，走进了历史的深处。
洪泽湖西的半城镇，是当年新四军9旅旅部和四师师部的驻地。在新四军纪念馆的墙壁上，有父亲年轻时代的照片，透过灰黄的底色，他那深邃的眼神仿佛要和我说话。我看到了他和他的战友们当年穿过的军装、用过的武器、斑驳的弹壳……我依稀闻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的气息，那是散发着火药味的青春的气息。
当年，他只有29岁，独自一人单枪匹马地潜入到皖东北，以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的身份，经一年半的浴血奋战，拉起了一支队伍，大概就是拿铁锹追赶我的那些人的祖辈们吧，他们组成了一支抗日劲旅。最早称四总队，以后改为三支队，又叫九旅，就是现在的人民解放军集团军师。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由此诞生，“皖东北”这三个字也由此被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所记住。
这里有雪枫墓园——父亲青年时的战友、新四军四师之魂彭雪枫师长就长眠在这里。松涛阵阵，凝重而空寂。在众多的碑文中，我看到了父亲为彭雪枫写的一首长诗，记得最深的两句是：“多年同患难，长别在战场。”当年为彭雪枫送葬时，这首长诗由彭雪枫创办的拂晓剧团谱曲并演唱。国民党反攻回来后，彭雪枫的尸骨被掘出抛撒。墓是解放后重建的。
还有江上青墓。江是父亲开辟皖东北时的向导和助手，是创建皖东北根据地的奠基人之一。这个才华横溢的儒雅书生，被敌人射杀后抛尸河中。当年抗演六队为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咏唱挽歌：“让几十里的弱流，亲吻你的尸身。死者啊，愿你手持巨灯，照着我们前行……”父亲把他的牺牲喻为：“我失臂膀，屋失栋梁。”
江上青墓碑上，父亲那信马由缰的字迹，模糊了我的视线……
皖东北、洪泽湖、泗洪、大胜庄，你不但记下了我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声啼哭，更记下了父亲当年作为一个热血男儿的报国赤诚，这里有他的志向、他的足迹、他的成功、他的战友，还有，他年轻时代纯真而炽热的爱情……
洪泽湖，正因为你的美丽伴随着苦涩，才更加凸显出凄婉和空旷。
父亲晚年曾花费许多时间和我谈他自己。
他说：“我常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真正成熟起来，学会从全局上思考筹划，单当一面，还得说，是从抗战时开始的。皖东北，就是你出生的那个地方，是我独当一面的开始。”
皖东北，它太小了。如果说它仅是整个淮北根据地的一半的话，那么它在全国18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最多只占到三十六分之一。我没有很好地调查过全国其他根据地创建的过程，不知道有多少是和皖东北根据地这样，由几个人单枪匹马开辟出来的，但肯定是有。也许这才是皖东北对他人生的真正意义。这块引领我来到人间的土地，也是我父亲事业和人生走向成熟的起点。
去年，我再次路过这里，一晃间，又8年过去了。从京沪高速转下来，眼前是一条宽达百米双向6车道的高速公路，直达南京。我看了一篇报道，说是当年为了修路，抗法的、聚众的、拦路的，比比皆是。市委书记仇和同志因此受到围攻和责难，劳民伤财，面子工程，说什么的都有，状子一直告到北京。路的尽头是一块巨大的标语牌，刻着这位市委书记的决心：“务实苦干、奋起直追、自强不息！”8年前曾遭村民拦截和袭击的地方是这里吗？已无从考证了。
江山依旧，岁月蹉跎。半个世纪前，父亲曾在这里指挥过一场平定洪泽湖的水上大战，双方300多条船只，把个湖水搅得昏天黑地。父亲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将手用力一挥：“哈，打得他稀里哗啦！”
面对这片烟波浩渺的湖水，哪里还能找得到当年的影子？清朝人孙髯翁的长联写得好：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都付与苍烟落照。
在抗日战争的激流中，他是怎样被抛到这里来的呢？
2 元始天尊的弟子们
1935年10月，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终于可以歇息一下了。中央红军进行了改编，以刘志丹的陕北骑兵为基础，组建了第一支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骑兵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父亲被任命为团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一支装备精良的铁甲骑兵，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可以想像，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组建这样一支部队，中央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对他的人选，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父亲说，他明白这里的分量，“每一个战士，每一匹战马，都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但就是这样一支中央寄以厚望、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骑兵队伍，在父亲出任后的几个月，却在一次战斗中意外地遭到了失利。
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教训。
2004年，在纪念父亲去世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原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谈起了与骑兵团有关的一件往事。他说：“那年我去看望爱萍同志，说起到摩托化步兵第八师检查工作，这个师的前身就是当年爱萍首长指挥过的军委骑兵团。当我谈起要求部队继承发扬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时，爱萍同志问，部队知道他当年在陕北青阳岔打败仗的事吗？他告诉我说，讲战史，一定不要回避错误和失败，不管是对谁，都要实事求是。他要求我，告诉部队，一定要把他打了败仗的这件事写在战史上，以警示后人。”
1936年2月，陕北青阳岔，老爷子的“麦城”。
我是为了写这本书专程去那里的。从陕蒙交界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沿长城故道向东行驶，看到的只有残壁的城墙，它们和破碎的沟壑、断裂的山脊、绵亘的黄沙，纵横交错，浑然一体。据说，当年构筑城墙的土是用米汤和羊血搅拌煮成的。史料记载“若锥过寸，则杀工匠”。就是说，城墙筑好后，用铁钉检测，如钉进一寸，工匠就要人头落地了。以此酷刑来保证筑出来的城墙“硬可砺斧”。但世上哪有能逃得过时间打磨的东西呢？当年辉煌一时的巨大工程，终于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血腥的传说和干燥劲厉的风沙更增添了周围的原始与荒凉。父亲说的“以警示后人”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为配合红军主力东征，父亲率骑兵团一举荡平了盘踞在北部三边地区的马匪武装。仗打的艰苦，但还顺利，全歼了靖边之敌，只是在消灭被当地人称作是“泼跛子”这股骑匪时，副团长霍海元牺牲。部队随即奔赴安边，与蒙汉支队联合作战，现在还留下一首父亲当年在马背上写的诗：“百里扬鞭奏凯归”，兴奋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可能就是这个“奏凯归”吧，在回师途中被游匪打了个埋伏。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八师（原骑兵第一师）师史》记载：“1936年2月下旬，骑兵团在靖边张家畔全歼盐寨子民团。……后在张爱萍率领下，部队转至安边配合蒙汉支队作战。不久，奉命返回瓦窑堡。途经安定县青阳岔的北道川时，遭敌伏击，战马损失三分之一。”
现在看来，当时情况并不很复杂。骑兵团返回瓦窑堡，路经青阳岔时，得知我边区政府被一股游匪给端掉了。枪声就是命令，父亲命一营断后，自己率大部追击。父亲说：“一口气就追出去三十华里，马出的汗把裤角鞋子都打湿了……”这帮游匪见红军穷追不舍，只得丢弃掠来的人和物。这次遭遇战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皆大欢喜了。但被俘的干部群众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活捉匪首，下面的部队也嗷嗷叫，都说何不趁势端掉敌人的老巢？
父亲回忆说：“我当时是犹豫了一下，连续打下来，部队已经很疲劳了。”但匪巢就在眼前，哪有放过之理？于是一场夺占敌人营垒的攻坚战开始了。这里还有一段插曲，父亲说：“我指挥部队刚越过防护墙，一颗手榴弹落在跟前，吱吱冒烟，躲是不行了，一急，我就喊，你炸不响！果然它就没炸，是个哑弹，真奇了！”打进去后，除了弹药粮秣，俘获的敌人并不多，一查才知道，那个人称炮兵张营的匪首带了他的人马出外游猎去了。所谓游猎就是去抢劫。事后才知道，正巧他返程，听说老巢给端了，就在红军撤回的路边设下了埋伏。又是赶巧，父亲预先安排掩护的那个营偏偏这时又撤离了警戒位置。他们久等大部队不来，不放心，擅自决定向这边靠拢接应。这就给了敌人设伏的条件。
当各种偶然因素相交在一起时，灾难就降临了！
父亲回忆说：“撤下来时，我在队伍后面断后，听到前面有枪声，一惊，驱马上前，一排子枪就扫过来了，打在马身上，把我掀翻，要不是被马压住，命就没了。我的腿部负伤，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只顾得收拢部队，组织反击。”古长城故道上，历代都是强匪出没的地方，这是一股狞匪，凶险之极。父亲说：“后来偷袭在保安的中央机关的就是这伙人，毛泽东都差点成了俘虏。”杨尚昆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载了这个事件。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懊恼和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长征后期，红军到达俄界，父亲所在的三军团红13团划归一军团建制。那天军团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红13团住的远些，父亲是政治委员，带队进会场时，其他部队已经入坐了。主持会议的军团政治部领导人指着他说，看看！你们部队的作风一贯就是稀稀拉拉的……
“什么你们你们的？我一听就来气了。”父亲回忆说：“两个军团之间本来就有些摩擦。我们的衣服是烂的不行了，但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