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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我说，在他的人生中，他又一次有机会审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了。第一次是在红大学习，打了败仗，受了处分；第二次，就是这次，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命垂危；第三次，是“文革”在监狱里。
这时的他，虽然只有37岁，面对这场灾难，也许生命之火将最终燃尽，即使人生之路已到尽头，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他已经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他应该是慨然无愧了。
从父亲自己嘴里，还有老家的亲戚们那里，我早就知道，父亲从小就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我不敢说他是个顽童，但他确有过个“拼命三郎”的绰号。
父亲谈起他的童年，讲得最多的就是打架，包括和老师打架：
“我从来就不听老师的，也不听你们爷爷的，学什么临摹字帖？我说，字帖又是照谁写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爷爷就骂我是鬼画桃符。”
“私塾先生要打我，我就围着桌子跑，逼急了，抄起砚台甩过去，打得他个满脸开花，浑身是墨，这才是鬼画桃符咧。哈哈！”
每当讲到这里，我妈总是急着说：“看看你！怎么教育孩子的？”父亲会立即止住话头：“你们不要学我哟！”还补充一句：“那是旧社会。”后来我们长大了，他再讲到这里，我们会反击他：“旧社会也不该打老师啊！”
父亲说：“你们上学背书包，我上学可是手提棍子的。”干什么？“打架！”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种田人的娃娃，居然也到县城读书，有钱人家的子弟看到你就有气！他们要挑衅，对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棍子。后来，打出了名，他们见到我就跑。”
我爷爷觉得父亲根本就不是个家业继承人，家里拮据，就只让他哥哥读书，也就是我的伯父。我父亲自尊心大为受挫，独往独来、桀骜不驯的性格愈发冲烈。他有梦，他说：“等我长大了，当个大侠，专打不平事。”
上中学时，他组织农会，反对封建压迫。回到家里，他对雇请的长工说，知道谁在剥削你吗？就是我的爸爸。我爷爷知道后骂他，你还要不要吃饭了！
他上街宣讲打倒帝国主义。听的群众问，什么是帝国主义？父亲说：“这可把我问住了。我就说是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
解放初期的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后来担任过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的魏传统和我说：“我和你爸爸都参加了声援五卅大游行，我是策划者，你爸爸那时还是个外围。但他很勇敢，冲在最前面。”我问父亲，你那时是党员吗？他回答“不是”，那你是共青团员？“不是”。我一点也不怀疑，在为数不多的激进派学生中，他恐怕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甚至都不要别人煽动，他自己都会抢先跳出来。在几个躲在幕后的身为教师的党组织领导人的鼓动下，坏学生们总是冲在最前面的。
父亲说：“军警鸣枪拦阻，我们的队伍还是一鼓作气地往上冲，他们平时的那股威风劲全没有了，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人多势众。”达县县志记载，这次游行发生了流血冲突。
正因为有了血光，他拼命三郎的个性才得以凸显出来。
这次行动之后，他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年是1925年。在他以后的简历中记载：“张爱萍，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对他来说，真正的意义还不在这里。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社会需要拳头，需要武力，而这正是他的强项。我常常庆幸父亲生而逢时，庆幸他恰好生长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初叶。他敢闯敢拼、疾恶如仇、英勇无畏的个性，恰好与时代一拍即合。
性格即命运。以父亲这样的个性，必然会被时代推向风口浪尖。
父亲去世后，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副帖子：“张爱萍。你的父母给你起了这样一个柔弱的名字，但你却炼就了一副铮铮铁骨！”
其实，张爱萍这个名字，是在他离开家乡出来干革命时取的。按家族姓氏排列，原名张端绪。“爱萍”的“萍”是浮萍的意思。有一本书对年幼的父亲影响很深，是蒋光慈写的《少年漂泊者》。父亲还记得：“书里的主人翁有一句话，‘走出去，走出去，才有出路！’”
“爱萍”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浮萍一叶，浪迹天涯”。
“浪迹天涯”，他要去寻找什么呢？
1927年，大革命失败，父亲就是在这时，在革命的低潮中加入共产党的。当时到处在抓共产党，党的组织从达县县城撤出，他的任务是隐蔽在老家莆家场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地下党员。
父亲说：“成天偷偷摸摸的，在一个小圈子里发展个把党员，革命何时才能成功？”这显然是一句带有蔑视口吻的话，这个新党员对他前辈们的眼光和胆识开始嗤之以鼻了。
1929年，19岁的父亲终于要离开家乡了。
我看过他当年写的一首诗：“男儿血气方刚，东去万里无恐。”他自己说过，“我这辈子就没有怕过谁！”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58年！1987年，当父亲离休重返家乡时，已是一位77岁高龄的老人了。父亲离家前，将自己的名字张端绪改为张爱萍，从此愿像浮萍一样漂泊一生。可他哪里想到，张爱萍这个名字，日后将镌刻在共和国开国上将的名录上。
这个生长在川东边远山村的青年人，顺江而下，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光怪陆离的大上海是极具诱惑力的。他要看看梅兰芳，就把铺盖卷给当了。我问他，晚上怎么办？他说“盖几张报纸就可以了”；我又问，看了有什么感受？“没想到男人也有这样漂亮的。”
20年后，三野解放大上海，陈老总请梅老板吃饭，父亲作陪。席间陈老总说，在座的有你的知音，遂讲了这个故事。梅老板大为动容，起身叩首说，听我戏的何止万千，但卖掉铺盖来的恐怕只你张将军一人，以后听我的戏一律免票。
在上海，你都干些什么？我问他。
“撒传单，贴标语，搞个飞行集会……还能干什么？”他对自己的那番经历不屑一顾地说。
他还是小时候那个脾气，傻不棱登的，他一个人攀登上黄埔江边最高的楼顶撒传单，他说：“漫天的传单雪花一样的飞舞，路过的人都在争抢，巡警吹着哨子驱赶，乱作一团，我就高兴地大叫……”这期间，他两次被捕入狱，一次关在提篮桥监狱，一次关在苏州监狱。由于是在游行集会时被抓的，敌人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关了些时候就放了。这两次铁窗生涯给他人生带来的恶果，直到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显现出来。这些故事，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交代。
他常为吃饭发愁，像他们这样的小萝卜头是没有薪水的。锦江饭店的老板娘董竹君办了个四川同乡会，接济到上海闯天下的年轻人，父亲常去她那里蹭饭吃。解放后，我们两家常有来往。据跟我父亲的老秘书丁慎勉告诉我，上海解放后，故地重游，你爸爸专门去找他当年干过苦力的黄包车铺子。我非常吃惊，首长当年还拉过黄包车？
喔！曾经以拉黄包车混口饭吃的国防部长，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他一人。
我曾看过一个材料，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还没有用刑，就双膝下跪。在搜查他的住所时，还捕到一个舞女，是他的姘头。无怪连国民党特务都不理解，说“你们下面的同志连饭都吃不上啊，还拿这么多钱供他养姨太太！”
蒋介石对北伐的背叛，以及对共产党人的大肆屠杀和围剿，逼得共产党人开始组建起自己的武装。这时苏北农民暴动席卷了整个苏北大地。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北农民暴动的队伍为基础组建红14军，并抽调上海地下党的优秀干部充实到红14军的各级领导岗位。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了。
父亲和我讲起他最初打的几仗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的：
“第一仗，一枪没放。冲上去，敌人就跑了。第二仗，差点淹死。我带一个连冲到土围子跟前，被条水渠挡住，我虽然不会水，但想这算不了什么，扑腾几下不就过去了？一脚踩下去，就没了顶，是别人把我捞起来了。第三次，黄桥一仗，左臂被打断了。”
“冲锋的时候，是通信员叫住我，大队长，血！我低头一看，左臂就怎么也抬不起来了。”
尺骨和大动脉整个被切断，扎不住，失血过多，人就昏死过去。当时都以为他死了，抬下去，一个民间医生路过，看见担架下滴血不断，便断定这人还活着，因为死人是不会流血的。就这样，父亲捡回一条命来。这个人解放后还在。父亲记住了他，叫孙蓬仙。
这次伤后留下了残疾，他的左臂再也不能翻转了。多年来，他最习惯的站立姿势就是把左臂弯曲地收在腰间，后来这竟成了在战争中负过伤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个标志性姿势，如周恩来。
对军人来说，伤残的肢体是他们的荣誉。
红14军在我军历史上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全军覆没了。父亲因为治伤去了上海，算是捡了一条命。后来他辗转去了中央苏区。也许是他小布尔乔亚的气质吧，让他留在共青团工作，一干就是4年。从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干到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总训练部长、少先队总队长，1933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听李坚贞（注：当时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长，解放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大姐（这里是按父母的叫法称她为“大姐”）说：“那时你的父亲啊，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比你们这几个小子可白净得多了。总是见他手里拿本书，一见面就听他提问题，可能说了，什么阶级斗争啦、无产阶级专政啦、列宁主义啦。中央直属机关搞活动，总能见到他，常主持个什么报告会的，是个挺活跃的人。”
共青团嘛，中央直属机关活动，出来张罗，自然少不了。我想像中的他，瘦瘦高高的，脸上的棱角分明，目光略带些忧郁，有些像保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