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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两天后，2月9日，怪异的现象再次出现：日军突然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追赶，迅速撤出战区，放弃了涡阳、蒙城等地，日军声势浩大的“豫南战役”就像泡影一样，忽然闪现，又匆匆地破灭了。
只一天，即2月10日，溃退中的汤恩伯、何柱国部立即卷击回来，以9个师14万兵力杀了个回马枪。战局发生逆转。此时的4师，由于向西、向南突进过猛，兵力分散在收复国民党留下的城镇据点上，根本来不及收拢部队，面对7倍于己的国民党军，4师陷入重重的灾难中了。
彭雪枫极其顽强，他指挥部队左冲右突，在敌重围中历尽3个月的浴血厮杀，终于把部队从虎口中拽出来了。华中局连续两封急电：彭雪枫部迅速撤到了津浦路以东皖东北地幅上来；张爱萍，亲率3师9旅并统一指挥北调的2师5旅，封锁津浦路，掩护接应彭雪枫部撤入皖东北根据地内，确保安全……
这就是历史书上所称的彭雪枫3个月反顽斗争。中国政府军和侵华日军配合得竟如此天衣无缝，叫人称奇！是巧合还是阴谋？史学界竟无人深究。
洪泽湖胜利的喜悦气氛很快就被冲淡了。父亲说：“开始，我和彭雪枫通电话说，不行就早点过路东这边来。彭雪枫说，暂时还不到这种程度，还能坚持。我是太了解彭雪枫了，以他的脾气，不到最后一刻是绝不会放弃的。”
路西的局势，当时究竟是个什么情况？父亲说：“可以考虑先把后方机关转过来，我向军部建议。”
最早一批撤过来的部队是在3月中旬。损失大的是4师10旅，即黄克诚留给彭雪枫的344旅，已经打惨了。344旅是由鄂豫皖苏区红25军和陕甘边红26军、陕北红27军改编而成，素以作战英勇敢打敢拼着称，但此时，他们元气大伤，不得不撤到皖东北休整。10旅旅长刘震建议集中兵力先打一路，但彭雪枫没有采纳。多少年过去了，刘震回忆起往事，还忿忿的。
12旅34团的一个营全部壮烈牺牲。我11旅与敌骑兵相遇，32团与师直属队遭到严重损失。部队疲劳，人心不稳，给养奇缺，随即豫皖苏根据地中心区被敌侵占。党政军民各机关部队共伤亡、失踪4000余人。
武装坚持已不可能。1941年4月2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彭雪枫部主力转入皖东北地区。
战争是一场生死角逐，一旦被对方咬住了，想要翻过身来谈何容易？从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开始，到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到红军长征血染湘江，到不久前的皖南事变，国民党追杀共产党人是从来不会手软的。撤到皖东北的我军不足万人，枪不足五千。血的代价啊！
父亲率自己的九旅并加强的2师5旅，迅速封锁了津浦路沿线，两个旅六个团成梯次排开，向西构成了强大的防御布势。我打趣地问，这个场面是不是有点像《三国演义》中的“长坂坡”？父亲回忆：“彭雪枫撤到路东来，是我去接他的。”据记载，彭由路西撤回路东，进入皖东北根据地后，先在灵璧县南边的濠城安营扎寨，那正是霸王别姬的地方。都是些不祥的兆头。
“彭雪枫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逃难逃到你这里来了。我说，这是什么话啊？我到这里来不就是给你搞后方根据地的嘛！不要想那么多，这里就是你的地方嘛。”父亲好像在劝慰，又像在解释，他说：“我知道彭心里不好受，但又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听得出，两人见面时多少有些尴尬。
我心里想，爸，你可真不会说话，这不明摆着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就这两句简单的对话，是不是无意中道出了两人潜意识中深埋的心结呢？我不好继续追问下去。
父亲说：“我把半城的九旅旅部让出来给彭雪枫，自己带机关住到新兴圩子去。”我到泗洪考察时，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4师师部从路西过来后，先没有住半城。一直到7月仁和集会议结束后，对路西失败做出了组织结论，4师师部才从管镇搬来半城的。彭、张两人还是和长征一路走来时一样，相互照应着。
仁和集会议。
仁和集是洪泽湖旁的一个小镇。遵照华东局指示，在这里召开了4师团以上干部大会，总结检查路西反顽战斗失利的经验和教训。
会议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主持。这完全是个巧合。邓到皖东北后，正赶上彭雪枫的路西失败，于是华中局责成由邓负责对彭雪枫问题的处理。
关于会议的情况，在众多的回忆录中，很少能看到这方面的记载，甚至在一些很权威的历史书中都少有提及。1941年9月15日，华中局和新四军的负责同志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出报告，这是第一份正式处理意见；1942年1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再次作出决议；同时还有华中局和新四军负责同志给中央的电报，和后来印发时的批语。
父亲没有全部参加会议。他回忆说：“军部怕顽固派追到路东来，要我统一指挥2师的5旅，在津浦路设防，5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是赵启民。5旅撤走后，留下13团，团长是胡炜。青纱帐起来了，我一直抵近到最前面侦察。这时接到邓政委的指示，要我马上赶回半城。根据地已经实行星期天制度了。”
“一进去，先遇到彭雪枫，彭说邓在后面等你，我问什么事，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邓见了我说，彭要调动一下，4师的工作由我来接替。……这也是华中局的意见。我怎么能同意？打了胜仗当然没有问题了，但现在这种情况，彭雪枫已经压力很大了，不仗义嘛！我不干这事。我对邓讲，这个部队是他一手创建起来的，还是要依靠他重整旗鼓，谁也代替不了，尤其是这个时候。邓觉得我讲的有道理，赞同了我的意见。”
“……我还要急着赶回前方，出来时，又见到了彭，他指指自己住的屋子，说你就住到我这里来吧。我说，我的部队还展开在那里等着我呢。”
看得出，父亲的意思是，总结教训、追究责任；以及迅速控制局面，稳定部队，恢复战斗力；二者相比，就当前形势来看，孰轻孰重，孰缓孰紧，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在他和彭雪枫之间，确有个感情问题。两人长征路上一道走过来，虽然也有磕碰，但在父亲眼里，彭如同他的兄长，大哥遇到了麻烦，只能是帮衬，岂有取而代之的道理？
至于这里涉及到的，关于对彭雪枫和我父亲任职变动的问题，一直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争执不休的问题，原因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而当事人邓子恢和华中局最高领导人都已过世。但我还是忠实地记录下来了父亲的原话，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一点佐证吧。
父亲谈话的基本内容后来写成文章，被收集在《回忆邓子恢》文集里。
豫皖苏地区，日、伪、顽、我四股力量交汇，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皖南事变”刚刚发生，这就要求一个军事指挥员必须具备很强的政策掌控能力，按中央确定的“政治上采取攻势，军事上采取守势”的方针，逐步化被动为主动。我曾就仁和集会议的内容专门问过父亲，但他所谈不多，只是说了句：“是个批判会。”5个月后，1942年1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摩擦自卫斗争中错误的决定》。《决定》肯定了彭雪枫在初期的成绩，指出由于潜伏着不正确的倾向，导致了这次严重的损失与失败。《决定》还分析了造成失败的四条原因，指出，这次错误首先由该师主要领导人彭雪枫同志负责。
父亲说：“失败并不可怕，在战争年代是常有的，我自己就经历过。彭雪枫的态度是诚恳的，我赞成这种态度，不推诿，勇于承担责任。”
“我说，虽然确实受到了损失，但还不能说是失败。主力、干部大部分都保存了，肖东、宿东地方武装还在，恢复是有基础的。”
“我不赞成因为有了问题，就新账老账一起算的做法，尤其不能以个人恩怨替代党的原则。会前就有几个家伙找我和邓子恢，叽叽咕咕地，我说，要说就会上说去。我是看不惯这种作风，平时吹吹拍拍，到时候又落井下石。”
父亲继续回忆：“42年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从春节前开到春节后。会议后期，毛打电报要刘到延安，调中央工作。快结束时，又讨论了4师路西反顽失败的事。主要是邓子恢讲。我不赞成把责任统统归于一个人。敌人那样强大，我们是那样弱小，哪里能百战百胜？因为一次失利，就把所有的罪名加上来，什么好大喜功啦，不执行上级指示啦，算总账，这是不公平的。饶（注：饶漱石，继刘少奇后任华中局书记）最后作的结论，还是维持原来的调子。”
父亲这个人，在共产党里算得上是个异数，他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问题一直持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在苏区的时候，批邓子恢同志也是，多印了些票子，就扣帽子，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必要的，但不能搞无情打击。好像只有上纲上线，才能显出是最革命的。更可恶的是有些人就热衷于这些。得势的时候就吹捧，失势的时候就打击，这种作风，党什么时候才能改掉？”
两个人真正的相知相交还是在这之后。
父亲继续说：“44年夏天整风，华中局扩大会议，召集四个师的领导。1师刘炎，2师张云逸、罗炳辉，3师黄老和我，4师彭、邓。这时陈毅调去延安，张云逸接替。会上，揭发陈老总闹独立性，哪天哪月，在什么地方，如何如何。下午，各师同志发言，我说，对军长有意见，当时就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嘛，集中起来算总账，算什么？不符合党内正常的同志式关系。他脸一下子红了，别人都不好说话了。散了会，黄找我，说在会上怎么这样讲啊，谭也说，太不应该了。我说，什么应不应该？整风嘛，不是叫有什么说什么吗？”
我问父亲，你这么让人家下不来台，不怕整你？父亲哼了一声说：“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