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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倒是很积极，派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两支队伍南下进入。自己的地，自己不种，由别人耕种，人家凭什么听你指挥？说到底，不是隶属关系，而是友邻关系。打胜了，功劳是你张爱萍的，打败了，伤亡是我自己的，凭什么啊！老子想打就打，想撤就撤，你管得着嘛！
装甲兵副司令沙风当年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句话：“单位大，复杂，各人自己都想发洋财。”沙风原是萧县县大队的，父亲的部队和鬼子不期遭遇，他正巧路过，带着部队就上来支援。后来在攀谈中知道他是从抗大分到华中来的。他想编到我父亲这里来，他说，编不到这里也会被别人吃掉。这也许就是当年的缩影——有枪便是草头王！
父亲回忆说：“我从陈光薇（注：杨纯）那里知道，山东省委派金明建立苏皖党委，我想，我就没有必要再去建什么组织了。我通过吴法宪的电台给金明发电，希望他南下。”
又是这个杨纯。看得出，她在帮他。
早在这之前，山东分局派金明（注：曾任湖南省委书记，国务院秘书长）到邳睢铜地区开展工作。邳睢铜是指邳县、睢宁、铜山地区，在徐州东南的黄河故道上，它伸进了陇海线以南中原局所属的地盘上，紧接皖东北。后来，中央决定将其与皖东北根据地合并，成立苏皖区党委。父亲当时的想法是，撇开地区门户之见，请金明同志向南发展，统一领导这个地区党的工作。金明在《关于皖东北的情况》中写到：“约在八月中旬，接到张爱萍来信，约我去灵璧张大路会合。张爱萍是七月从豫皖苏地区到皖东北的。……张爱萍说他到皖东北本是建立区党委的，现在已经成立了苏皖区党委，就不必再建了。”
父亲是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的老共产党员，在中央苏区就是苏维埃候补执行中委，中央局一级干部，在红军中担任师一级领导，抗战初期是党的省委一级干部，以这样的资历和职位，真诚地邀请比他低的同志主持工作，而自己主动提出配合。他说：“我自己当配角，以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时也可以更多的精力抓好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
看得出，当年的他，是何等的用心良苦。山东的部队，理应由山东党来节制，他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否则就一事无成。金明敬重父亲以事业为重的气度和风格，专程托人送来一件皮袄。8个月后，在抗击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的战斗中，父亲爬上草垛观察，突然背后像似被人猛击了一拳，栽了下来。原来是被敌狙击手冷枪击中后心。幸亏弹头是从屋脊的横梁上划过，击打在厚厚的羊皮袄上，略有擦伤。父亲开玩笑说：“金明同志送给我了个护身符。”少奇同志说他：“你是侦察兵还是指挥员？记住，有一没有二！”
金钟罩！金明的皮袄护佑了他。
刘少奇来到中原局后，马上意识到，张爱萍孤军奋斗，太困难了。于是他责成彭雪枫支援一个团过去。同时向中央报告，调整并重组皖东北党的领导机构。
1939年12月，为了统一指挥进入皖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该地区成立了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江华（注：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同志参加。此决定由中原局下达，报告中央并转山东分局。
我看到父亲当年给华东局的工作报告：“不管地方上还是军队上，都是几个不同地方来的。军队本身，又是八路军，又是新四军，弄得内部不团结。虽然华中局（注：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原局即改为华中局）指定我负责，但彼此之间没有能够站在党的利益上统一起来。虽然闹不团结的称英雄的不是我，然而我是受党命令负责领导，没有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去团结同志，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这是我应该负责的错误。”
委曲求全。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做的，大概只能是“委曲求全的求得大家的一致”了。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当时来到这里的，都是各搞各的，扩大自己的力量，没有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刘少奇主张成立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他要我当书记，我建议还是其他的同志来当，后来决定刘瑞龙（注：建国后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过来。他一天到晚就是奔走部队和党的这些关系。”
1940年3月28日，刘瑞龙出任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和我父亲一起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举行苏北农民暴动，组建了红14军。“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接见江苏的造反派组织时特意提到：“你们江苏是革命的老根据地，红14军就诞生在你们那里嘛！现在还在的有刘瑞龙、张爱萍、黄火青（注：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在当时是否也是一种策略的保护方式呢？
老战友的到来，使他不再孤独。父亲写道：“义旗少年同心举，敌后苏皖共磋事。”他们是同年生人，当年两个19岁的青年，在苏北揭竿而起；10年后，两个老战友又在江淮大地上携起手来开辟和创建新的根据地。回顾匆匆而过的人生，父亲在悼念刘瑞龙的诗中写道：“五十九载如流失……哀君先我驾鹤去。”
父亲回忆：“1940年，五六月间，我请胡服（刘少奇）同志到皖东北来，在他主持下，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解决了党内不团结、本位主义、不明确发展敌后根据地与游击战争等问题。会后撤消了苏皖总队，留下韦国清（注：后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南进支队。从此，工作方针、政策明确了，从前限于军事工作，不注意群众工作，这时也纠正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说少奇同志在华中抗战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他们就把我划在刘邓的线上了。”
谈到这里，父亲说：“我从来没有过树立自己山头的想法，也从不搞什么派别，争什么地位，那是可耻的。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我干什么都行。”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的。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战争的舞台造就了多少英雄。共产党内也不例外，向党要兵权的，搞独立拉山头的，占据一方拥兵自重的，也不乏其人。父亲说：“在党的历史上，这种人，早晚是要翻车的！把党的事业看成是他的一己天下，把多少同志牺牲换来的胜利当成自己向党争功的资本，我历来最鄙视的就是这些人，也从不靠他们的山头。你就看吧，这种人，十个有十个是要倒霉的！”
要深刻理解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理解毛泽东一再提到的，“是枪指挥党，还是党指挥枪？”就必须了解历史，了解三湾改编，了解古田会议；当然，也包括了解皖东北。
形势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大柏圩子一仗消灭了马馨亭，这就把盛子瑾逼到了墙角，这个自比周瑜的粉面金刚，终于进入了他自己设计好的怪圈，盛子瑾此时已走投无路。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以“勾结奸匪抗击国军”罪下令通缉他这个叛徒。回去的路堵死了，那么就投靠共产党吧。父亲挽留他，统战部长刘玉柱劝说他，珍惜以往的友谊，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共产党开出的条件是，继续拥戴他担任皖东北行署的最高专员。
刘玉柱回忆，苏皖区党委做出决定：“争取盛留，准备盛走。盛留，则与他合作抗战到底；盛走，我们则接管政权，建立我党我军公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区党委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凡属我党干部掌握的武装，一人一枪都不许丢失。（注《刘玉柱纪念文集》187页）
父亲说：“我知道他是一定会走的。我们的力量生长使他害怕；而且他也不愿意脱离复兴社戴笠那里的关系。”“盛虽然是抗日的，但不是如有些同志所说，盛是左派。他个人野心很大，是想利用共产党，把我们融化成他的干部。他说，共产党三不要，不要金钱，不要美女，不要地位，何苦呢？跟上我，不会吃亏的。这使我警觉，他是个危险的人。”
果然，盛子瑾向戴笠求救了。戴笠说就投靠到苏北李明扬（注：抗战时期为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地方实力派人物）那里吧。盛一面假意逢迎，一面却将前去劝慰的我党三名领导干部扣留为人质，裹挟着逃离皖东北。形势急转直下。他真笨！人急了容易犯糊涂，关键时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军立即封锁了出境的通道，国共终于走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但众目睽睽之下，又在皖东北境内，怎么说动粗就动粗呢？毕竟还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况且人质还在人家手里。关云长不还上演过一段华容道吗？父亲上前去，手一挥，部队退避两厢，闪开一条通道。随后，江北指挥部张云逸部得到消息，途中将盛截获。刘少奇亲自设宴，席间极尽挽留之词。盛子瑾哪里还吃得下，怒不可遏，说你共产党、张爱萍“言而无信”，到了这一步，还谈什么合作？胜利者总是宽容的，刘少奇微笑着说，枪就不要带了吧。盛和夫人带着细软随从，一行30个挑担伤心地向东走去。
盛子瑾逃离后，国民党在皖东北的势力顷刻间便土崩瓦解。父亲立即公示社会，宣布我党从即日起正式接管皖东北政权，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和民间团体联合的抗日民主政府。
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
盛子瑾事件，被国民党列为共产党破坏国共合作的五大罪状之一，即使在我党内部也颇有微词。我找到父亲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就这一问题所做的阐述：“我们党中也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如此发急（即不应该如此做）。我们认为在他准备逃跑前，我们这样做及这样的布置是必要的，是对的。”
我问过父亲，他说，这是对敌斗争。当然，他也承认，即使是对敌斗争也不是什么手段都能采用的。看过《三国演义》了吧，诸葛亮和周瑜最大的不同，前者是阳谋，后者喜欢搞阴谋。在和盛子瑾的既联合又斗争中，用的是智慧，是阳谋！按现在的说法，叫什么……对，游戏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