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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要深入敌后，抢占华中，蒋介石也不是傻瓜，更有甚者，他都联想到，华中一旦被共产党控制，即使抗战胜利了，他要再回南京、上海恐怕都困难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又说：“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注：《刘少奇自述》122页）父亲解释说，华中抗日斗争的特点，是和敌、伪、顽的斗争。这里的敌，是指日军，伪是汪伪汉奸，顽则是指专门和我党搞摩擦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叫顽固派。
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这个先敌抢占华中的战略思想并没有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刘少奇在《自述》中继续回忆道：“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但这时发展华中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但“还来得及补救”。可我们又“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注：《刘少奇自述》117页）
刘少奇在这里指的是又犯了个什么错误呢？他说，我们估计日军攻陷武汉后将继续向内地发展，因此我们将着眼点集中于可能成为敌后的河南，而忽略了津浦路和淮南路以东现有的敌后广大地区。他的这个结论和我父亲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刘继续说，一直到1939年冬，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了，在河南发展不可能了，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去。但这时，时机过去了，条件更困难了。国民党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秩序，而我们在那里则很孤立。他写道：“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119页）
皖东北，这是个不算太大的地区，相当京津唐地区，甚至还要小一些。用现在作战条令来衡量，也就是约合一两个集团军的活动地幅，但从当时历史条件下军队的作战和机动能力来看，建立一个旅一级的游击区已经是足够的了。鬼子和伪军16000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县城和乡镇，共100多处，平均每个点不过百八十人，兵力相当分散。父亲回忆说：“国民党正规部队都跑光了，这个地区从国民党统治变为日伪统治，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还在，只不过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我是沿着父亲当年进入皖东北的路径寻访的。经涡阳的临涣集向东北，再从宿县的符里集和夹沟之间穿越京沪铁路（当年称津浦线），就进到皖东北地界了。现在这里已经是车水马龙，居民点、集贸市场星罗棋布，熙熙攘攘。为了体验当年的感觉，我特意将车开上了一条早已废弃的老路。
一组镜头：1939年的夏天。一个29岁的青年，着布衫，戴斗笠。手里拿着东西？或者没拿？这不重要。空旷的原野上依稀散落着村庄，两边的庄稼随风浮动，像大海的波涛，天好蓝，云好深。在战火纷飞中，告别了自己的同伴，只身走向敌营，没有武器，没有队伍……前面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是你一个人去的吗？父亲告诉我，还有一个向导，叫刘子吾，是宿县地下党的交通员；再一个是游击支队的民运科长刘作孚。后来，刘作孚换成了宣传科副科长刘玉柱。一行三人，穿越了鬼子的封锁线。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不懂得什么叫乱世了，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军委副主席张震用两句话作了概括：“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战乱中的皖东北大地，一时群氓蜂起、土匪啸聚、水寇出没、恶霸横行。
父亲他们一跨过铁路，就遇到一伙人，簇拥着，斜挎着盒子枪，看不清面目，但从走路的姿势看，侉侉的，不像是好人。是土匪！快跑。好在这时青纱帐起来了，也就是高粱地，皖东北叫绿豆秫秫，钻进去对方就不敢贸然进来了。父亲考虑，敌后侦察，免不了鬼子盘查，反复权衡，就不带枪了，可不带又有不带的麻烦，他说：“撞死在土匪手里才冤呢！”
肚子走饿了，到集镇上搞点吃的。在铁路边临涣集的一个小饭铺里，遇上了鬼子汉奸盘查。他说：“我倒真想会会他们。鬼子这样分散，组织小分队突袭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第一站在宿县的时村歇脚，巧遇国民党泗县县长黎纯一带着百十号人的队伍过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不要以为就共产党懂得敌后游击战，国民党的零星小股也先我渗透进来了。既是友军，不妨一会，黎还是四川老乡呢，见是武汉八路军派来的高参，大地方来的，设宴款待。酒刚过三巡，就听枪声大作，说是鬼子来了，黎连告辞都来不及，拽着县大队就溜了。父亲说：“他不行！”听得出，他根本不把这个异党的竞争对手放在眼里。军人就是军人，枪声很刺激，它让人兴奋，枪声里隐含着重要的信息，他迎上前去。果然，枪声给他引来了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的营长梁兴初（注：原成都军区司令员），他带了一个营从山东窜过来，和鬼子打了个照面。这是北方局所属的一支山东部队，而父亲是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属中原局。虽不是一个系统的，但他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高级参谋，也可以说是梁的上级了，何况他们在红军时期就很熟悉。他才得知，山东的八路军也在打皖东北的主意，时不时地派小股部队在这一带出没。梁还告诉说，我们的头头可是你的老熟人，谁？吴法宪；谁是吴法宪？就是吴文玉啊！
噢，吴胖子！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在中央苏区团中央工作时，吴年纪小，他们愿意带着这个活泼的小胖子一起玩。由彭明治、吴法宪带的苏鲁豫支队，是支正规的红军部队，长征路上一起走过来的，如今兵员齐整，装备精良。他这个豫皖苏省委书记，不过是个空头司令，谁知道那儿水有多深，既然您老兄一意孤行，就自己去蹚蹚吧。他现在该知道这里的凶险了，他真诚地说服梁能留下，共图大业。但梁实在为难，他们归山东方面节制，今晚就得返回，军令如山啊。父亲说：“我还是给吴胖子写了封信，并交代了电台沟通的办法。”
吴胖子还真不错！父亲再次过路东时，吴法宪真带着部队来接应他了。吴说，我给你开路。父亲说，那还不把人家都吓跑了，怎么搞统战？你就带人后面跟着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枪杆子的天下，有了吴胖子保镖，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拜会地头蛇了。许志远，当地恶霸，抗战后投靠国民党桂系，被任命为沦陷区灵璧县县长。雷杰三，许的嫡系，握有五六百条枪，横霸一方。他们在几里路外就布开了阵势，刀枪剑戟地欢迎新来到的友军代表。
是挺悬的！我说，国共两党是多年的仇家，就不怕人家下毒手？
父亲说：“见到面倒是挺客气的。”其实，也就是要给他个下马威，有吴法宪的队伍蜷伏在身边，父亲解释道：“双方都还在摸底。”同时他也承认：“对危险，确实也没有想那么多。”不久，对方终于动手了，我方人员江上青牺牲，那是后话了。
开张还是顺利的，但没多久，一纸调令，吴法宪被调走了。苏鲁豫支队的隶属关系本来就不顺，不是一个系统的，谁会听你招呼？全靠有熟人。父亲说：“算了吧，求人不如求己。”他又成了孤家寡人。好在苏鲁豫支队南下时收编了徐州附近的一支小游击队，头头是孙象涵，大概因为是后娘养的吧，反倒很配合，以后成了父亲创建皖东北天下时组建九旅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吴法宪在困难时的帮助，父亲常会提起。我们小的时候，常来家里的客人不是很多，但吴胖子是一个。他的夫人陈绥圻也是我妈妈战争年代的好友，曾有过一段生死相伴的经历，后面我还会提到他们。可惜“文革”后我们两家就形同陌路，父母每次谈起和吴、陈夫妇的往事，总会陷入深深的叹息。
灵璧县的许志远、雷杰三是一批地方势力。父亲说：“表面上殷勤，但我知道他们很难合作。”共产党是穷人的党，他把目光投向民间。许志远的副官倒是很热情，给父亲介绍了当地的开明士绅苌宗商和姚隆源、陈北余一伙。他们是许的后勤物资供应商，是靠许吃饭的，就像现在许多愿意和军队、政府做生意的商人一样，官商一体嘛！这帮人是个特殊的群体，平日里好习文弄墨，舞枪使棒，上联官府，下结豪强，标榜豪爽仗义，抱打不平，在地方上形成势力，很有些人气。他们办有一个龙源糟坊，题名“抗日大饭店”，南来北往之客，凡和抗日沾边的，一律免费食宿，临别还赠钱粮。有的书上描写苌宗商是胸飘长髯，衣着黑衫，骑头毛驴。父亲说起他：“是个大地主，民团团长，儿女都是共产党，小儿子苌征参加了八路军，不久前牺牲了，他对抗战有贡献，解放后安排他任地方的水利委员会委员。”他们一听我父亲的来由，就大哥小弟地乱呼起来，再一神侃，立马折服，大有相见恨晚之势。父亲说：“皖东北许多重大事项的议定，我都是在龙源槽坊筹划的。”说到这里，我想，假如不是在淮北，而是在漠北古道上，还不成了“龙门客栈”？刀客剑客，藏龙卧虎，浪迹江湖，看来古往今来皆有之。
他们得知我父亲要继续深入皖东北腹地，遍访当地的地头蛇们和豪强势力，便提醒说，去青阳一路，要走老周圩子，有个周汉波，是个抗日的士绅，仗义疏财。我插话，八成像《水浒》里的柴大官人吧？他们还告诫说，万不可走张楼，张楼有个张海生，生性凶残，暗中与日伪勾结，是个黑店，不少抗日人士都成了他的刀下之鬼。父亲说：“听了这话，我倒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