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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父亲请求辞去军委副秘书长的报告获得批准，第二天他就把办公室撤掉了。虽然，他国务委员和国防部长的辞呈还要等到第二年的3月人大会议通过方可获准。
1988年，他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我看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报道，说许多老同志接过勋章时，手都在颤抖，有的甚至热泪盈眶。我很奇怪，我爸怎么只是拿过来看了看，说了句：“要这个干什么？”顺手就把它挂在他小孙子的脖子上，说：“送给你吧！”我想起这年初，他路过武汉时，登上黄鹤楼。烟波江上，岁月不再，唯天际白云，悠悠千载。父亲写诗：“日升日没循地转，雾重雾消何所由？”他似乎在问自己，人生究竟留下什么，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呢？
父亲的退休生活是恬淡的。每天读书，读得极其认真，遇到疑问处，就拿着放大镜，一丝不苟地查他那本用得很旧的《辞海》。时常会抬起头来，像是在自言自语：“唔，我说他们就是用词不当嘛！”
再就是散步，他称之为“走世界”。
北京四合院是方形的回廊，他会一边走一边说：“向东……向北……向西……该向南了……”我妈每天要给他统计路程，争取每天都增加一点。
我去看他，他和我妈边走边说：“你愣在那里干什么？加进来一起走！”他会大声念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考考你，下一句？接！”我会说：“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他马上又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苏东坡的一首词，借途中偶遇风雨，抒怀自己对人生的态度。搏击风雨、笑傲人生；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人到暮年，回首走过的路，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才是坦荡之人。
他话题一转，风趣地说：“四肢断了三肢，肾脏摘掉一个，一只眼睛是人工晶体，心脏安有起搏器。哈哈，我是个机器人了！”
他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在党的十三大上，他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但他并不赞同成立这个委员会。他说：“休息就休息了，还问个什么？”每次开会，他照例都是请假。按中央规定，中顾委常委，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但对送来的各类动态性文件，他从来连看都不看一眼。看得出，他对政坛的事已经非常冷漠了。偶然出去走走，也多是摄影、书画展什么的。每逢重大节日、庆典，给他发出邀请，他总是同样的一句话：“我已经解甲归田了，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了，政务性的活动就不去了吧。”
也有例外的。怀念老一代领导人，如刘少奇、彭德怀，以及故去的老同志等人的纪念活动，还有涉及到两弹一星的，这些，他是一定要参加的。有一次，两个纪念活动在时间上重叠，他还因此赶了场子。我妈说他：“看把你忙的。”
他喜欢老朋友来看他，尤其喜欢老战友的孩子们来看他。和年轻人，他的话特别多，有时候一聊很久。问起他退休后的生活，他习惯用李白的一句诗来回答：“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他抗战时期的战友，后来同在国务院一起任副总理的张劲夫，写诗形容他是：“身披便装手持杖，潇洒自如一平民。”
退休后的他，喜欢谈诗论赋。他喜欢李白、苏东坡，犹爱李白的《大鹏赋》，他会一边吟诵一边给你讲述他的理解：“……‘邈彼北荒，将穷南图’。你看，这只大鹏鸟，一会儿直达北荒，一会儿又折飞南极；‘烛龙衔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启途’。烛龙为它照明，霹雳为它开路，多威风啊！‘块视三山，杯观五湖’。三山五岳在大鹏的眼中不过是些小小的泥丸，五湖四海在它看来只是些杯杯盏盏……”。“烛龙，知道吗？传说中人面龙身的怪物，没有太阳，世事混沌，它会嘴衔着蜡烛带来光明。李白诗里常会有这种古怪的东西，‘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一个曾听他谈过诗的朋友，送他个雅号：“仙风道骨”。说：“老将军，真奇人也！不知不觉地就跟着他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他真的是超然物我了吗？
2 末日到了
据父亲身边工作过的徐长友和邓德江同志回忆：有一次首长问我们，“说我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你们知道吗？”我们说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那是骂人的话啊！首长哈哈大笑：“是表扬！又臭又硬的石头，原则性最强。”我们说，太硬了容易吃亏的。他说：“我不光是石头，还是搅屎棍，四川人说，闻（文）不得，舞（武）不得。就是不让闻、不让舞，谁也别想摆弄我！”徐、邓二人感慨地说：“他没有官场上的那套世故和圆滑，他真像块石头，比石头还硬！”（注：摘自徐长友、邓德江《人格光辉照千秋》）
他过于刚硬的个性，年轻时自不必说，但都到了耄耋好礼之年，有些事，是不是可以超脱一些呢。我和他讨论佛法。他说：“你是说的‘独善其身’吗？但还有‘兼济天下’呢？只谈‘出世修身’，不谈‘入世救国’，行吗？根除尘缘杂念才能修得正果，当然不错，但释迦牟尼不是还有个‘普度众生’吗？天下有事，不闻不问，是哪家的教义？”
毛泽东当年在红军大学教给他的“今天深山修道；明天下界普度众生。”已经深深地烙在他的心中，至死不变。
他去了趟南街村。
他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河南的漯河地区出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这个叫南街村的小村子，开始他们也搞包产到户，但不久就出现贫富分化。1984年，村党支部书记王洪斌说，这怎么行？哪叫社会主义啊！于是支部做出决定，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经过几年奋斗，到90年代初，南街村经济搞起来了，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村办企业固定资产增长到4．6亿元，上交税金1700多万元。村民的生活也由贫穷直奔小康。尤其令人刮目的是，村里学雷锋、讲奉献蔚然成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报纸赞誉它是当今社会中，没有腐败堕落的一方净土……
党内没有腐败！社会没有堕落！人民共同富裕！产值破亿！学雷锋、讲奉献！……公费医疗，普及教育，还有绿化！而且这一切还是个村党支部书记干的！奇迹！
父亲拿着报纸，使劲地晃着，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几个都认真看看！”
他给在郑州的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政治委员李殿仁打电话，说你赶快到实地考察一下，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他不是很相信现在的报纸。
几天后，李殿仁回话，哎呀，那地方确实好啊！比报纸上介绍的还要感人呢。还带来一部南街村的纪实录像片。
这就更直观了。南街村哪里像农村啊，俨然是一座城市了。崭新的楼房，宽阔的马路，到处可见的绿树鲜花。南街村的分配方式明显地带有“共产主义”色彩：村民既有工资，又发粮油盐蔬菜等食品用品。住房是统一建造的。家电、煤气灶、沙发、席梦思、落地窗帘等都是村里统一配置的。据说这里人每月可领取250元工资，但许多人家花不了，有几户人家领了工资就上交，说光发的东西就用不完了，还留钱做什么……整个一个君子国嘛。
父亲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分别写了一封信：
“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
“……心境愉悦，深受教育，并感慨万分！不禁想到恳请中央电视台把此片在全国普遍播放几次，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到启迪和教益。
……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世代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
1994年7月11日，《人民日报》以显着位置发表了父亲的这封信。
7月24日，父亲收到了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的来信。说关于南街村的片子在地方台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
7月30日晚上，父亲果真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候农村节目的播放。可一直等啊等啊，也没见播出。我们安慰他，可能时间搞错了。11点过了，他还要等。我说，问问电视台吧。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表示以后再安排。
又一个月，还是没有播放。再问，说是安排了，但什么时候播不好说。
父亲很执拗。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
李长春那时是河南省委书记，他陪同一起考察。
父亲对南街村的村支部书记王洪斌说：“你讲了很多，但我最欣赏的，是你们领导干部除工作外，能和群众一起劳动；而所得报酬却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小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在大道理讲得太多了。共产党的官员都能做到了这一条，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你们河南人中，出了个岳飞，他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惧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我们的革命能成功，靠的就是有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共产党人。”
“今天，有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力，借着搞市场经济，巧取豪夺。这是一群蛀虫！这些人在台上，就永远没有希望！”
王洪斌说，请首长提出改进的意见。
父亲说：“跟班劳动；报酬中等偏下；好！再给你提三点：不要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嘛；参观的人多，不要都陪，主要精力不在应酬上，在工作上；要发扬‘二百五’精神，但不一定总是‘二百五’的工资。（注：南街村领导干部月工资定在250元）人民的生活在提高，共产党员也不能总在水平线之下，水涨船高嘛！但记住，是先有水涨，后有船高。这是党的原则。”
一些企业家经人介绍，请他为企业题字，他都欣然命笔。他说：“我不反对致富，但要勤劳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