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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战争形势的判断，邓小平早有他自己的说法。1980年对来访的外国人谈起，说是5年打不起来；不到1年，他又说，我看这个仗，10年至20年也打不起来；后来他又提出更长的时间预测。这对“文革”以来要随时准备打仗的提法，应该说在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但遗憾的是，虽然他已经实际上是军队最高领导人了，但他这些重要的结论，当时只是作为外事工作动态性文件和讲话在高层机关传阅、传达，并没有形成对军队建设具有约束力的纲领性文件，以及派生出一系列相配套的方针、政策。
我们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制定和平时期国防力量发展方针的建议》：
“长期以来，我们在战争形势的估计上，把战争的可能性扩大为现实的危险性，在工作指导上，模糊了具体战备计划和随时准备打仗的军队使命的界限，致使军队建设长期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状态。……目前应该抓住国际上出现的有利的和平时机，把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坚决果断地转入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增强国防实力，迎接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军事领域的变革，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
……
我向父亲提出，请他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供军委研究。但父亲不愿意，他说：“要说，你自己说去吧。我说的已经太多了。”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似乎感觉到这里潜藏着什么难言。但想想也好。在这之前，《动态清样》登载了建议的基本内容，并分送给政治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没想到，这竟招惹来不少麻烦，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上面传出话来，什么人在这里瞎发议论！后来还是父亲在这份清样上批了句话，才不了了之。他的批示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下这些年轻人的精神？”
也许看我为难了吧，两天后，他打电话给我，说军委几个同志要在北戴河碰碰，然后回来参加八一招待会。全局性的工作是杨尚昆负责，要他听你的长篇大论，火车上倒是个机会。
7月30日晚我特意赶到北戴河，第二天上午挤上了返回北京的军委专列。我先找杨小二，他很热情，马上和他爸说，我们的战略家来了，要找你谈话呢！杨尚昆说，你爸爸告诉了我，有一批年轻同志对军队建设很有些见地，我是很想听听。他说，我们边吃点东西边谈好吗？我哪里有心思吃，赶紧说，我吃过了，您一边吃饭，一边听我汇报行吗？杨尚昆说，你怎么不找你爸？我说，他说他不管，让我找你。杨是个很敏锐的人，当他饶有兴味地听完了我的长篇大论后，第一句话就是：“军队建设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性的转变，这个意见好。但问题是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话是谁提出来的呢？”这可把我给问住了。是啊，我们的一切立论都是建立在否定这句话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对这句话的出处和它的历史缘由给予确定的解释，那么后面所说的建议都将是苍白无力的。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浅薄和稚嫩。我说，我没有查过，但只记得最早是60年代林、罗主持军委时喊出来的。他看我尴尬，就把话岔开了。最后，杨说，你先和李希庚（注：军委办公厅主任）谈谈，他在帮我组织讲话，看看你们的那些东西，能写进点什么。
车窗外掠过了崇文门的古箭楼，列车徐徐地进入北京站。我和杨尚昆道别，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一起的还有哪些同志？都代我向这些年轻同志们问好，告诉大家，军委感谢你们。困难啊！军队建设受到国家经济的制约。”我说，杨副主席，下面部队的同志都有这个志气，钱少不怕，和平时期，军事领域一样可以大有可为的。他笑了，说：“怎么跟你爸爸一个样。我和你说句心里话，我们其实都是一致的。”
是安慰吗，还是解释？我后悔不该讲那么多，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9个月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裁军和“忍耐”。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对军队干部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集中财力物力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加强国防建设也就好办了。”“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对此，军队同志表示坚决拥护，理解国家的困难，做好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但杨的讲话中到底还是用了我们建议中的一句话：“要实现我军建设指导上的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这能视同是军委接受了我们“实行战略转变”的意见吗？感谢李希庚同志动了恻隐之心，从我们厚厚一大本建议书中摘出了这句话。但这已经足够了，这段话理所当然地被总部印发的许多文件引用，形成了阐述战略转变的固定用语，战略转变因此而被叫响。这对我们这些年轻军官们应该是个安慰了。过了好久，父亲一次笑着对我说：“军委有的同志问我，大家都在说战略转变，怎么我就记不起是在哪次会议上通过的呢？”
前后参与了这项工作的同志还有：佟炜铭、章沁生、郑威、郭卫平、尹斌、廖世宁、邱晓光，以及《军报》的曾光军、李炳彦。后来父亲告诉我，张震同志在军委会议上还专门提到过你们这些同志。是的，他们不应该被忘记。
和平来到了。但军队究竟怎样利用这个难得的和平机会为战争做好准备呢？转入和平时期的军队又该做些什么呢？今后军队发展的目标和道路又是什么？全军将士又应该怎样去奋斗？我们真的不满足仅仅“忍耐”两个字。
其实翻开领导同志的讲话，忍耐，仅是基于目前国家财政状况，中央对军队同志要顾全大局要求，要能体谅国家的困难，军队建设要在国家大局下行动。但不知怎么搞的，忍耐竟成了军队建设的目标。面对即将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面对世界军队的高科技化，我们这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军队，该怎样面对挑战呢？作为一名军人，我们想听到军委发出的号令。仅仅停留在“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样概念化的口号上是远远不够的。但军委这次会议没有回答，或者说是回答得不明确、不鲜明。起码我是这样看的。
我对父亲谈了自己的看法，军队冬眠；国防工业又让人家拿走了，我们还能干什么？
父亲静静地听着，长时间的沉默着，没有回答我的话，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制止我许多出格的牢骚怪话。我很难受，你们为什么都如此沉默？
军队建设进入了忍耐期。
大概是一个月后吧，他忽然找我去，说是抽个空子，谈谈你们的大作。我坐下还没张口，他突然发问：“你对今后的战争怎么看？”
我说，一句话怎么说得清楚。
“应该能说清楚，也必须说清楚。”
“你们提出的，抓住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这个机遇，积聚力量，这没有错；要制定一个统一全军行动的方针也没有错。但问题是，怎样准备战争？怎样建设军队？建设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你们的依据又是什么？”
他用手杖顿了一下说：“答案是，战争！”
“仅仅停留在战争可能推迟的结论上，是远远不够的。我经常说的，未来的敌人是谁；在哪里打；打一场多大规模、什么样式的战争？我们基本的打法又是什么？这些关于战争研究的结论，正是今天我们建设军队的依据。但你们没有回答清楚，这也正是你们这个建议不足之处。你看，是不是这样？”
“精简固然不错，但精简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才是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呢？理由又在哪里？”
他开始详细地阐述自己对制定战略计划的体会：“一个好的战略计划的核心是对今后战争的认识。这个问题搞透了，军队建设的依据就有了。国防体制、三军比例、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型号数量、作战部队的编成等等，就有了依据。
最后才是实施计划。要落实就要有个步骤，先减掉多少兵员，先装备哪些部队，分几步到位，等等。对国防工业来说，上哪些，下哪些，按什么比例发展。现在我们是有点本末倒置，上来就讲给我砍掉多少多少万，那怎么行呢？消减兵员、调整比例、研制武器，统统都是为战争服务的。一句话，打什么样的仗，就组建什么样的军队，失去了对战争分析的结论，军队建设就失去了龙头，就是盲目的，经验主义的。
过去彭老总在的时候，我们也搞过。我们在脑子里对未来战争都有一个宏观构想，根据当时的战略环境，设想敌人主要来自海上，所以加大了守备部队和战役反击力量的建设。后来批他的海防思想，就是指的这个。60年代转向北面，针对苏军作战的特点和三北地形，加大了战略纵深，组建机械化集团军。那时也困难，比现在还困难，但不是无所作为。毛泽东抓两手，原子武器，大办民兵师，就是基于对战争的认识，那时就是准备帝国主义对我全面入侵的。一个让你不敢打；一个让你打不起。
今后呢？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不是军委几个人能提出来的，军委只能指出这个方向，这应该是全军的任务，尤其是你们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