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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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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减低了,以至取消。

据说,最早动议是罗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没有通过。既然这样,那就改当秘书长吧,于是通过了。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委,不排除有妥协的成分,但军委秘书长是干什么的?究竟握有多大的权限?和人大、国务院的秘书长有什么区别?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职务特有的弹性吧,使人们对它扑朔迷离。这件事,体现出动议者在政治上的老到。当然,这只能是揣测。

军队领导体制的新格局形成了,上面有叶邓压着,具体操作握在罗的手里。“凡是派”们,你就是再有本事,也鞭长莫及了。

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后,果然表现出高人一头的能力和魄力。

军队也是重灾区。历时10年的党内斗争,一批批人像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文革”开始倒了一批,像被划到刘少奇线上的新四军的干部,划到彭德怀线上的红3军团的干部;父亲就属于在前两类都沾上边的。另外,还有被划到贺龙线上的二方面军的干部;“二月逆流”后,跟几个老帅的多少都沾了包。杨余傅事件后,左派队伍中也倒了一批;从庐山下来,批陈整风,华北的不少干部倒了霉;林彪事件前后,倒的就更多了;批林批孔又是一批;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整下去的多是复出后的干部,属二次被打倒。“四人帮”粉碎后,所有的矛盾都挑出来了。我当时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1978年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会上吵得一塌糊涂。给我印象深的是总参、海军、空军、福州军区、兰州军区吵得最凶,互相指责,翻旧账。我还记得父亲在会上的发言:过去的事了,吵就吵得清楚吗?都做点自我批评好不好!徐帅主持不下去,搬来了邓,邓走上台来就讲了两个字:“散会!”幸亏没多久广西、云南边境就开打了,否则还得吵下去。对打这场仗的真正动因,到现在我都搞不懂。

下面部队怎么样不知道,但在总部工作的同志,绝大部分对罗是很敬佩的。他政治上敏感,善于抓住大事、要事,而且一抓到底。上任后他指示《解放军报》率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表态。记得他曾来我家和父亲商量,闲谈中还向我和弟弟询问了领导层的动向和下面部队的反映。他的这一举措,在被“文革”搞乱了的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军队各项工作迅速摆脱了“文革”的桎梏。他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和大刀阔斧的作风,使许多同志在“文革”积重难返的彷徨和消沉中,看到了军队的希望。在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解放军又一次走在全国的前面。军队就需要这样的铁腕人物,我为父亲识人的眼光和举荐的真诚感到欣慰。

遗憾的是,罗瑞卿在这个重要位置上发挥作用的时间太短了。对好强的罗瑞卿来说,残腿似乎是他最大的心病。大约1978年初夏,罗瑞卿告诉父亲要去德国治腿。父亲劝过他,算了吧,在国外有诸多不便,还是把医生请到国内来。可罗说,要光安个假肢呢?看来他是主意已定。后来,父亲率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回到北京就接到罗瑞卿从乌鲁木齐打来的电话。父亲怎么也没想到,这个电话竟是他和罗瑞卿的永诀。几天后,罗在德国动手术时去世的消息传来。

罗瑞卿受尽磨难,苦尽甘来,不想走得竟如此匆匆。父亲写道:“前驱辞世留重任,后继安知畏风波?”他似乎在问谁。大业方兴,他心痛的不仅是失去了战友,也为了这支军队。当然,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但乱世安邦,要选出一个有胆有识、敢顶风上的领导人又谈何容易?杨勇那里送来罗的讣告草本,父亲修改后作急件送出。他按了电铃,警卫人员离岗,他拄着拐杖去找,刚下过雨,地上又有青苔,一跤摔下去,右手撑地——骨折。正巧约来治腿的一个民间大夫到了,说,别动,马上对上,以后就好长了。行吗?对这个祖传的技术,在场的工作人员都面面相觑。父亲无力地靠在椅子上,半闭着眼睛,把耷拉着的手伸出说:“那你就试试吧。”真是恶治!随着断折的手臂被用力的拉抻,父亲眉头上豆大的汗珠刹那间就像下雨似的淌下来……幸亏301的医生赶到了,看着就喊,你们他妈的是要把首长搞出心脏病啊!吓得大家都面如土色。父亲说:“算了吧,是我同意的。”

罗追悼会后,邓小平顺道来301医院看望父亲,我问都说了些什么?父亲回答:“四个字,‘无妄之灾’!”

关于推辞军委秘书长这件事,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为这本书准备素材,又问起父亲当初的想法。父亲回答说:“军委秘书长,是我一生中最甘心情愿辞掉的一个职务。”

他内心深埋的秘密是什么呢?

“我67岁了,再给我3年时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打到太平洋上去。”

“这个东西,你们叫它杀手锏也好,叫它核王牌也好,我是叫它打狗棍。有了它,任何人就奈何不了我们了。到那时,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起初,他并不太愿意接手国防科研这项工作。按1955年军衔评定,上将是战役指挥的最高级别,是实现战略计划的主要执行者。在人民解放军上将一级中,父亲的文化素养是人所公认的。其实他本人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当过教员,办过夜校,在共青团工作期间领导过宣传、文化工作,撰写过大量的文章,还有过文艺作品。建国初期,组建海军,组织三军联合作战,又在苏联呆过,都使他在这方面具备了更多的优势。于是,点将就点到了他。他说:“要我来搞现代化,我不懂,相比之下,部队工作要轻车熟路得多。但既然是组织托付的,干了,就一定要干好,要干出个样子来,要不,就不要干。”

20年了。从最初协助聂老总、贺老总,以后又是罗瑞卿总长,在第一线负责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和军队武器装备的具体组织和实施工作,到现在全面统领这支大军,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这次选择,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在这条路上,他将再走10年。

但国防科技事业再宏伟,与主持全军工作相比,毕竟只是个局部。对于父亲放弃担任军委秘书长一职,圈内的友人们提起来都颇有微词。

人们对往事记忆犹新。在邓小平1975年的整顿中,有四个人令国人瞩目,他们是胡耀邦、万里、周荣鑫和我的父亲张爱萍。

除周荣鑫被“四人帮”整死外,1978年5月,胡耀邦在党校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率先向凡是派发起了进攻,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1977年11月,万里在安徽搞了“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直到1982年,中国农村80%实行了包产到户,长达25年的人民公社体制土崩瓦解。

也是这个时间,1977年9月18日,父亲提出了在两弹一星事业上的三项标志性突破。这就是上面说的1980年实现洲际导弹全程飞行,具备覆盖全球的核反击能力,为共和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1982年实现潜地导弹的核潜艇水下发射,取得二次核打击能力,从实战意义上后发制人,实现与美苏超级大国的平起平坐;第三是,1984年,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成为征服太空的成员国。

由于他们的行为和业绩,这几个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尤其是父亲再次被打倒后,他不低头、不检讨、不揭发,保持做人的气节。他的所作所为,在人民中,在党内军内,尤其在高级干部中广为传颂。很多熟悉的人见了我,都要竖起大拇指说,“老爷子真是条硬汉!”所有这些,大大加重了他的政治量级。

12年后,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说了这样一段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这里,邓小平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不久,胡耀邦出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到国务院任第一副总理。只有父亲,推辞掉了军委秘书长的职位,固囿他自己认定的,也是立志献身的国防科技事业。

其实,我们从心底都赞同父亲的选择。说实在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他被琐事缠身,更不愿意他在政治的漩涡中,周旋于各巨头之间,上下疏通、左右逢源,调节化解各方矛盾。虽然,这需要机敏,也辛苦劳神,如履薄冰,令人佩服。但相比之下,以他的个性、特长,似乎更适于在一个领域去冲锋陷阵。在党内政治风云的变化中,他看到的、经过的,毕竟太多太多了,他是个什么人,自己还不清楚吗?就像他对邓小平说的那番发自肺腑的话一样,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实实在在地做几件实事。能在有生的几年中,为他热爱的这个国家、这支军队,解决几个最需要的、最紧迫的问题,这就足够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他领导下的“三抓”成功,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后来的几年,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受到了整个国防建设中许多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在指导思想和人事方面。父亲虽怀满腔热情,却无法挣脱大环境的束缚,他常为此气闷。军队内许多知道内情的朋友们也由此感叹,人微言轻,没有地位和权力,任你再有办法和点子也是枉然。甚至一些不是很熟悉的部队同志见到我都说,军队什么问题,还用调研吗?关键是要有一个敢迎着问题上,敢拍板、敢决断的领导人来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无意中讲出些道理来。

我感谢朋友们的信任,但我更理解父亲的选择。

上高中时我曾就人生志向和父亲有过讨论。那是世界观形成的年龄,我在日记本上抄下孟子那段着名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以表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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