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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彭雪枫，已拉起了5000人的队伍，下属三个团，除司、政、后机关外，还办了随营学校、拂晓剧团、拂晓报社等。战史记载，1939年初的彭雪枫支队，已经可以抗击2000多日伪军的进攻了，有好几次是一仗消灭敌300多人，缴获枪支数百支。有一仗，光重机枪就缴获了13挺，迫击炮两门。应该说，在抗战初期这已经是很不得了的战绩了。他的麾下，已有吴芝圃、肖望东、张震、滕海青、谭友林等几员大将，除吴建国后当了河南省委书记外，这些人都分别被授予了中将、少将军衔。随着父亲的加盟，彭雪枫的班底就更厉害了。
但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
我听过一些老同志有关这次会议的一些回忆，似乎这是多少带点火药味的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彭雪枫的游击支队，是向西，还是向东发展。
父亲要我把地图摊开，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一种意见是：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进而控制中原；
我个人的意见是：向东跨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敌占区，并以此为跳板，图谋苏北，进而配合夺取华中。
讨论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战略目的。
向西：以现在所处的豫东为前进基地，向西发展，进入伏牛山，建立根据地。由此可以连接北部的晋冀鲁豫和南部的鄂豫皖两个根据地，形成控制中原的局面；
向东：华中是敌后，虽为日伪占领区，但除城市和交通干线外，大部处于无政府状态，时不我待，应趁国民党地方势力尚未恢复前，先期抢占。而向西，进入国统区，势必与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碰撞，政治上被动，军事上不利。
二是如何理解贯彻中央意图。
向西：毛泽东有此意图，中央规定我们的任务是向西发展，进入伏牛山建立根据地，准备日军打通平汉路时，尾随跟进，趁势控制河南；
向东：武汉保卫战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抗战初期日军的那股强劲势头削减了，强弩之末，已见端倪。粤汉路日军没有打通，现在看来，打通平汉路他也难。因此，河南局面不会有大的变化。尾随日军西进，进而控制河南图谋中原的设想，恐难以实现。
三是作战环境。
向西：东面地形平坦，无险可居，不利于开展游击战；
向东：港湾湖汊、水网稻田，同样不利于敌人大部队行动。
再则，豫东面对日军，背靠国民党，环境险恶。两军在同一地盘上摩擦难以避免，不如尽早向东，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
双方意见相左，争执不下。讨论到最后，问题集中在一点上：对路东，谁熟悉？你了解吗？坐在这里空谈是没有用的。
“我愿意走一趟！”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很多书籍，在写到这一段时，都用了“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爱萍同志的意见”。我总觉得不合逻辑，我问父亲，他说：“这样的场面，没有人好再说话了。这时天都快亮了。……他们都知道我的脾气，拗得很。也真巧，这时候，路东就来人了。”
我怎么不明白这些同志的良苦用心，也明白挑出这一矛盾可能产生的麻烦，但我必须忠实地反映父亲的本意。历史已过去了65年了，当事者早已不在人世，面对残酷的对敌斗争，分歧和碰撞，甚至是争执，是分道扬镳，都是难免的，甚至是必须的。掩饰，并不是尊重。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对我说：“争论到这时，我已经下了决心，……分道扬镳。”
为了印证这段历史，我找到了父亲当年写的文章，题目是《巩固团结，坚持皖东北的游击战争》。他的战略观点在这里有详细的记述。该文写于1939年7月12日，也就是这场争论的一个多月后，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文章首先谈了皖东北的形势和开辟皖东北的战略意义：
皖东北是徐州至南京的中间地带。控制这个地区，可直接威胁徐州、蚌埠，间接威胁南京；破坏扰乱敌主要路上（津浦、陇海）水上（淮河、运河）交通线。从而吸引牵制沿南北两侧向我中原进攻之敌，成为华中战场的一个有力阵地。
文章接着分析了坚持皖东北的可能条件：1．虽为平原，但有洪泽湖为依托，南有淮河，东北有运河为屏障。中间地带有浍河、北股河、南股河、沱河、淮河支流，以及沱湖、天井湖等众多湖地，形成湖河港汊的交错地带。同时，村庄园林稠密，便于小部队机动隐蔽，不亚于山岳地带。2．人口众多、民性强悍，会门组织和争斗渊源长久，除刀矛剑戟外，台儿庄和徐州会战后的枪支弹药广为遗留于民间，具备组织抗日武装的基础。3．麦、杂粮、白米丰富，一年丰收可供三年食用，即令敌铁壁封锁，也难使我经济恐慌。
文章后半部分主要阐述了开展皖东北游击战争的方向（方针），和应该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
要理解争执双方的观点，就要了解那段历史。
翻开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图，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马蹄形：黄河以北地区，也就是华北、山西为敌占区；南部，沿长江两侧至武汉周边也为敌占区；中部，华中地区，包括山东、江苏、河南东北和安徽东半部也为敌占区。在抗日战争进行到快两年时，日寇对我国的入侵态势，正如一个口子朝西的马蹄形。在马蹄形的口子内的广大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大部、安徽西部、湖北西半部、陕西南部均为国民党占领区。八路军、新四军在哪呢？除了陕甘宁延安的大本营外，他们大部渗入到日寇占领区内。由于日伪兵力有限，广大农村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这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指的敌后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正如毛泽东说的，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了。当然，也有一部分处在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占领区的夹缝地带。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带。以后发生的几次惨案和失败，大多源于此处。
对下一步局势的走向，父亲说：“我那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日军在夺取武汉后，必然要打通平汉线，也就是北平至武汉的铁路沿线，控制以河南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带，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占领区衔接起来。然后，以此为依托，沿粤汉线，也就是武汉至广州的铁路线向南推进，夺取华南。从而挤压蒋介石于大西南，夺取并控制大半个中国。”
依据这个判断，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初期的战略意图了：待上述形势来到时，我军随敌后跟进，渗透中原，以豫西的伏牛山和鄂北的大别山为依托，北联华北，中联华中、华东，南联鄂豫皖根据地，在马蹄形的两端，拉直南北的这条轴线，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原敌后游击区。为此，要求在豫东等待机会的彭雪枫支队随时准备向西出击，实现这一战略意图。
宏伟的构想，神圣的使命，让热血男儿心潮澎湃。应该说，向西较之向东，气魄更大，前景也更为诱人。
但实施这一构想，必然会遇到两个不确定的因素：第一，这个局面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第二，这个局面一定会到来吗？这，就是这一计划致命的死穴——因为，这个局面的到来，是有赖于日本人的。但如果日本人无意或是无力打通和控制平汉线和粤汉线两侧的广大地区呢？那么中原地区仍然会维持日、蒋对峙的局面，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其坐等，不如另图发展，这正是父亲坚持向东发展的立论依据。
1938年10月25日，汉口弃守，抗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武汉会战结束。4个多月来，中日两军在数千里的战线上，进行着激战。日军使用兵力达12个师团，死伤达10万人以上。中国参战部队133个师又13个团，伤亡14．34万人，被俘官兵9500余人。仅大别山一役，据日方统计，日军伤亡约4400余人，中国军队阵亡约1．5万人。战况惨烈。
武汉虽然丢失了，但武汉会战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历史学家们是这样评价的：这次会战虽以放弃武汉告终，但使日军力量受到很大消耗，尔后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军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破产了。
战争的双方，从此进入了相持阶段。
随着双方战争力量的消耗，战事渐次进入僵局，参战各方的作战意志和企图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中国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国民党人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中国实在太大了，假如继续深入中国的腹地，无休止地追击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结果只会使自己精疲力竭。而他们自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华北和华中地区，能有效控制的还不足10％——基本上是在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干线上。因此，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确保对占领区的控制。首先，要集中兵力清剿在占领区内共产党的抵抗力量，使占领区内的资源能够弥补一下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其次，要拖垮国民党人，瓦解他们的意志，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
面对日本进攻势头的衰减，国民党领导人也意识到，日本人其实并不可怕，两军只要保持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以中国的地广和众多人口拖住他们，坐等西方盟国腾出手来，局面不愁不变。现在，令人不安的倒是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实际控制，这些，对战后的国家统一和稳定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开始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了。
共产党应该怎么办？
抗战初期，我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毛泽东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华中。这里所说的华中地区，和现在的概念有所不同，是指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的范围，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的江苏、安徽，连带河南东部。这是一个位于敌人后方的，直接威胁到南京、上海敌伪巢穴的战略前冲地带。抢先夺占它，可以打通华北和华东的联系，北连八路军，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