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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率地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他认为甜妮母亲的自尽非常不自然，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悬念”。由于这一关键性的情节失当，使后面的故事乱了套。他也想到，这可能是作者追求的一种现代手法；但他明白表示，他不欣赏这种手法。小说的后半部，奶奶和甜妮性格变得“复杂化”了，但和她们前面的形象发生了矛盾和破裂。至于甜妮擦澡和嘲笑诗人的情节，那简直是败笔，“是当前流行的庸俗趣味，在你笔下的流露。”最后，他向作者表示：他可能说得太多了，也可能说得过火了，希望得到原谅。
该信稍后发表，没有等到作者表示原谅，他自己先惴惴不安起来。一位评论工作者看过他的信和李的小说后，委婉地告诉他：“当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欢捧……”他想：他和这位青年作家只见过一面，而且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还说不上什么了解，结果会是怎样呢？
他本来已变得不大愿意读自己发表过的东西，这次却找出原稿，读了几遍。还好，没有发现有可能开罪对方之处，他放心了。
但他发现这信是在激动状态下写的，有些借题发挥。对李的小说，某些地方也难免说得偏激了些。青年人读到这些地方，会是不愉快的。
李来了信，没有这样看，他倒是表示要把小说改写一次。孙犁劝他不要这样做，以为这样不合艺术规律，建议他在出书时，原封不动收进去，把精力放在写新的作品上。
没有私心，不存成见，放笔直言，坐而论道。孙犁一向提倡的文字之交，他的诱掖后学的激情，在这次通信里，表现得是十分突出的。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次。由于他读书认真、仔细，他提的意见也往往是非常具体的。有一位作者寄来了他的散文《母亲琐记》。孙犁一直认为散文以纪实为本，可以剪裁、组织，但不能虚构。读了这篇散文，他回信说：“你这篇散文，有个别处，使我感到不太真实。如‘第三个对象’，有黑麻子，那是谁都可以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你看不出来，还要母亲去‘暗地察访’？这种写法，即使在小说里也是漏洞，就不用说散文了。”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作者特地挂号寄来该期刊物。孙犁知道这是无声的督促，便从当天下午开始阅读，读到晚上11点钟，仍剩下两节，次日早上读完。因为他读得很慢，是逐字逐句地读，所以连文字排印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看出来了。这些问题，如非编校人员，本来是不易发现的。其中，第二十页：“看透这层窗户纸，葛翎血如潮涌……”他指出葛翎二字应是路威之误①。可见，他平常阅读作品的情景，是如何全神贯注、念兹在兹了。
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诉青年作者：要勤写。生活准备尚不充分时，多写些散文；当真有体会、见闻，适于作小说时，写些短篇也很好。总之，手不能闲着，每个月要写一两篇才好。他这个方法，特别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说来，可能是个极其简便、有效的提高方法。
他充分估计到，写作是有干扰的，特别是某些不恰当的批评，干扰更大。他幽默地采用了契诃夫的一个比喻：有些批评家对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有一次，他也告诉贾平凹：“从事创作，有人批评，这是正常的事。应该视若平常，不要有所负担，有所苦恼。应该冷静地听，正确地吸取，不合实际的，放过去就是。不要耽误自己写作，尤其不可影响家人……”①北京有位作家到天津来，和他谈起贾平凹。他说，青年人一时喜欢研究点什么，或有点什么思想，不要大惊小怪。过一段时间，他会有所领悟，有所改变的。那位作家也这么看。这里指的是，传说贾平凹对佛学感到兴趣。
作家受社会风气、时代思想的影响很大，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对于作家个人，尤其是青年作家，常常给予体谅：“一些人对艺术的要求，既是那么低，一些评论家又在那里胡言乱语，作家的头脑，应该冷静下来。抵制住侵蚀诱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么多的人，给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品鼓掌，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兼收，你能无动于衷？说句良心话，如果我正处青春年少，说不定也会来两部言情或传奇小说，以广招徕，把自己的居室陈设现代化一番。”②这话说得很近人情，但不是姑息原谅，因为当被原谅者看到他这样说，一定是更加警觉地审视周围，省察自己了。所以，归根结蒂，还是他心地诚恳，诱导有方。
下面是又一个谆谆善诱的例子，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最后一次引述他的“芸斋小说”了。
这篇小说的题目是《春天的风》③：那是1984年3月，春打“六九”头，而当时已经进入“九九”了。这天刮着大风，虽然搅得满院子尘土，但空气里已经带着暖意了。
孙犁正伏案写作，而且确是文思泉涌，好句子抢着跳出来，心情也很愉快——他写顺了的时候，情形正是这样。忽然有人敲门。他最怕写作时来客，沉重的敲门声，常常引起他的反感，不得不强自克制，以免得罪客人。这次敲门声却很轻微。
进来的是一位长身玉立的女孩子。从面容和眼神上，孙犁看出她神经方面不很健康。这些年来，常有这样的青年来访。孙犁让给她一把藤椅，她说：“你老年纪大了，理应坐椅子，我坐凳子。”说着自己拉过一只小凳，坐下了。
孙犁对她发生了好感，心里安定下来。只听女孩子说：“我想拜访一位作家，我就想到了你老。”
“你找我谈些什么呀？”他和气地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可以使对方畅所欲言。
女孩子的声音变得低沉了：“我想问问你，我还需要不需要写作？”
“你带了稿子来吗？”
“没有。我不想写东西了。因为我看到周围的人，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都不是那么高尚，他们都很自私。我想，不值得我去写。”
孙犁开导她：这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好，精神不好，可以先休息休息。等精神好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人还是很好的，很可爱的，那时再写，情形就会不同。
女孩子说她九岁患病，很固执，想不通。今天来，口袋里还装着很多药。
“是中药还是西药？”孙犁显然想使谈话更随便、空气更轻松些。
“什么药也有。”她掏出一包药叫他看。
“九岁……”孙犁在心里计算着一个数字。
“你今年多大了？父母做什么工作？”他问。
她说二十七岁，父母都在保定某大学教书。
“你应该到保定去，那里空气好一些，对你的身体有利。”他说着，那个数字也算出来了：她是一九六六年得的病。
她承认保定空气好。她拉着自己搭在浅花棉袄上的驼色长围巾说，在那里，这围巾一个月还很干净，在天津几天就黑了。但她对生活没信心，每天应付许多生活琐事，她受不了。“生活，并不像文学作品描写得那样可爱。”她说。“那还是因为你有病。”孙犁深表同情，女孩子感到了这一点。孙犁继续说下去，“生活就是生活，它不像你想的那样好，可是也不像你想的那样不好。你记着我说的这句话。这不是我的创造，这是我十四岁时，刚上初中，从一本书上，得到的启示。我一生信奉它，对我有很大好处，我现在把它奉送给你。你现在，要离开这个城市，这里对你的病很不利，这里的空气污染，噪音刺激，都很严重。你应该到农村去，呼吸新鲜空气，吹新鲜的风。”
“你叫我去当农民吗？我还没有找到朋友哪！”对方忽然有些不安静了。
“不是。”他赶紧解释，“你可以请假去，碍不着城市户口，也不耽误找对象。我坦白地告诉你，我也得过你这种病，我们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他告诉她，这病需要大量新鲜氧气，这个城市人太多、太拥挤，只会加剧她的病。接着，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
“我在1956年，得了神经衰弱症，很是严重，我可以说是被迫离开了这个城市。我先到了小汤山疗养院，在那里洗了温泉，吹了由温泉形成的湖泊的风。每天在湖边转，学习屈子的泽畔行吟，我想屈子那时也是有病。然后我到了青岛，我吹海风，洗海水澡……我又到了太湖，坐在湖边的大岩石上，像一个入定的和尚，吹着从浩淼的水面，从芦塘、稻田吹过来的风。……”
“我没有你那个条件。”女孩子说。
“是的，你没有我的条件。……你农村有亲戚吧？吹吹农村的风，对你也有利。从幼年，我就生活在农村。那里的女孩子们，身体都很好，脸都很红润。……”
“那你为什么不回到农村去呢？”
这问题不好回答，难住了他。因为出来革命早，农村已无家可归？因为老了，走不动了？好像都不成道理。但他的热心肠没有冷下来，他给她介绍了一位本市的女作家，并说她们一定可以谈得很好。女孩子很高兴，站在他身旁，看他写好信和信封（并帮助他纠正了一次笔误）。她把信收起来，脸上有了笑意：
“希望你老人家保重。你说我还应该写作吗？”
“应该，你很聪明懂事，我想你一定写得很好。”女孩子很礼貌地向他告别。
这一天，他的写作虽然受到些干扰，但他觉得做了一件比写作更有意义的事。“人到晚年，就好像捅破了糊窗纸，洞彻了人生的奥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