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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传达室走去，很远就望见一位女同志靠在大门旁的墙壁上，正在观望着他。他很快就认出了她。
她风尘仆仆，显得削瘦了些；看见孙犁走近，就转身往传达室走。孙犁看见，那步伐已经不像从前的样子了。至于孙犁在她眼里变成了什么样子，孙犁顾不得去想。
传达室里间有一张破桌，他们对面坐下来。同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男同志。
没有相互的寒暄和问候，调查就开始了：她低着头，打开笔记本，用一只手托着脸，好像还怕我认出来。
他们调查的是侯。问我在和侯谈话的时候，侯说过哪些反党的话。我说，他没有说过反党的话，他为什么要反党呢？
不知是为什么情绪所激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竟然慷慨激昂起来。在以后，我才体会到：如果不是她对我客气，人家会立刻叫我站起来，甚至会进行武斗……
现在，她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把本子一合，望望那个男的，轻声对我说：“那么，你回去吧。”①下午在楼房的过道里，他们又遇到一次，谁也没有说话。但孙犁仍然感激她，他想：当着别人的面，能这样宽恕地对待他，大概还记得他的不健康吧？
不久，他又接待了一次外调，来人是歌舞团的女演员，只有十七八岁，不只生得漂亮，声音也动听，对孙犁很是客气。她调查的是方纪。自然，她从孙犁那里了解到的，只能是方的革命经历。两人谈了很久，分别的时候，他竟恋恋不舍，禁不住问：
“你下午还来吗？”
他自己也觉得这问题有些奇怪，后来，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那些年月，我失去自由，处于荆天棘地之中，转身防有鬼伺，投足常遇蛇伤……深深有感于人与人关系的恶劣变化，所以，即使遇到一个歌舞演员的宽厚，也就像在沙漠跋涉中，遇到一处清泉，在噩梦缠绕时，听到一声鸡唱。感激之情，就非同一般了。”①
干校的故事
几个月以后，他来到天津郊区的干校，先是种地，锄头，铁铲、小推车……一应俱全，而且都是新的。后来又盖房，砖瓦、洋灰、木料……也挺充足。只是孙犁有病，身上的力气是有限的，和他同来的，也大都不是壮劳力。但孙犁喜欢劳动，过了一段时间，他能一顿吃两个窝窝头了。消息传到市文教书记那里，她大笑起来。她和孙犁在延安时认识，当时关系不错，还做过邻居。
干校办得很不起色，渐渐地，工具和材料被附近农民拿走大半，还流传谚语：“五七干校是个宝，我们缺什么就到里边找。”
他在这里，也接待过一次外调：两个穿军服的非军人，调查田间的材料。因为他抄着手站着，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结果，手被抓破，不得不到医务室包扎。
刚到干校的时候，大棚还没有修好，他被分到一间小棚里住。一天，他都睡下了，有一个原来要好、平时也很尊重他的同事进来说：“我把镰刀和绳子，放在你床铺下面。”孙犁以为他劳动回来晚了，先去吃饭，就同意了。次日早晨，“群众专政室”的头头照例集合人们训话。这个头头是个典型的天津青皮，惯会无事生非。这天，他先是批判孙犁，孙犁正在低头听他大放厥词的时候，那位同事忽然说：“刚才，我从他床铺下，找到一把镰刀和一条绳子。”孙犁这一气非同小可，一改平日委靡不振之状，大喝道：“那是你昨天晚上放下的！”
他没有说话。头头威风地冲孙犁前进一步，但马上又退回去了。
当时排队的有几十人，不少人对孙犁的非凡气概为之一惊，称快一时。
孙犁知道，在那时，镰刀和绳子会被看作自杀或暴动的凶器，如不当场揭发，后果是很危险的。所以，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当时会有那种气压“群小”的表现。
他在干校呆了一年多。这是一段困难的日子；但是，在一个作家的眼睛里，困难的日子也是生活。因此，在若干年以后，他这段生活终于以“芸斋小说”的形式，再现于人们面前，下面我们就介绍两则，以飨读者。
其一：《女相士》①。
1966年他被集中“学习”后，一时像掉进深渊，大惑不解，连一同学习的是些什么人，也很少注意。被集中来的人越来越多，新来的还要亮亮相。有一天，造反头头审问一个新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什么阶级？”
“我是自由职业者。”答话的是个女人。他没有心情看一看这位新来的同伴，只是低着头。
过了些天，“反动”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头头又追问新来的女人，她忽然说：“我是反动文人，和孙芸夫①一样！”
他这才抬起头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这人有五十多岁，身材修整，还很秀气，年轻时肯定很漂亮。他看她时，瞅见那双架着银丝边眼镜的眼睛，也正注视着他。他马上感到，她看人的方法和眼睛里流露的光，有一点巫气或妖气。
她叫杨秀玉，湖南长沙市人，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解放前以相面出名且致富，在长沙自盖起两座洋楼。这个条件，足有资格进学习班了。
冬季，他们进了干校，修缮一间车棚当宿舍，在宿舍门前的场地上，为市里的一个屠宰场代养了二百头牛。他们每天头顶星星起床，为牲口添草料、清粪尿，夜晚星星出来，才能回屋。中间，“芸夫”调到铡草棚工作，贮存大白菜下来后，又被调到菜窖。
杨秀玉和另一位女同志也在菜窖工作。芸夫知道，来这里工作是对他的照顾，因为不只活儿轻，也可避避风雪。不知是谁动了怜悯之心，派他和两个女的干这差事：每天一垛垛地倒腾白菜，抱进抱出，使之通风，有时就摘摘烂菜叶子——
说实在的，在那种日子里，我是遑遑不可终日的，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只想到一个死字，但又一直下不得手。例如在铡草棚子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如果不是割断草绳，而是割断我的脖颈，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
在菜窖里工作，也比较安全。所谓安全，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革命工人、儿童对我们的侮辱，恫吓，或投掷砖头。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罪名”、“身份”，过去的级别、薪金数目，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
在菜窖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可以暂时喘喘气了。
他渐渐和杨秀玉熟识起来，认为她也不坏。相而虽系骗人，但系受骗者自愿，较之傍虎吃食、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上谋私利的人，还算高尚一些。这样一想，他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对另一个同志就小心一些，因为她是菜窖负责人。在她出窖后，他们才能畅谈。“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我请这位女相士，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她答应了，下面就是她的经历：“相面是我家祖传，父亲早死，我年幼未得传授，母亲给请了一位师傅，年老昏庸。不久就抗战了，我随母亲、舅舅逃到衡阳。那时我才十三岁，母亲急着挣钱，叫到街上吆喝着找生意，我不愿意去，求母亲给一元钱，在一家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门口贴了一张条子。整整一个上午，没来一个人，我忍着饥饿，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到了下午，忽然进来一位，相了一面，给了我三元大洋，从此就出了名。“然后到贵州、桂林、成都，每到一处，在报上登个广告，第二天就门庭若市，一面五元。那时兵荒马乱，多数人背井离乡，都想藉占卜，问问个人平安、家人消息，赶上这么个机会，不发财也得发财，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积下很多金条了。
“在衡阳，我幸亏没到街上去喝卖，那会大减身价，起步不好，一辈子也成不了名。你们作家，不也是这样吗？”
他没想到她能活学活用，一下子联系到他的职业，稍稍一愣，随即苦笑起来。
他们的谈笑，被菜窖负责人听到了。她很不满意，夜晚回到宿舍，问杨秀玉：“你和孙某，在菜窖里谈什么？”
“谈些闲话。”
“谈闲话？为什么我一进去，你们就不谈了？有什么背人的事？我看你和他，关系不正常！”
两人吵开了，事情传出，有些人又察觉到什么“新动向”。好在那时主要注意政治动向，对这类事没有深究，也许是不大相信吧：
像我们这些人，平白无辜遭到这种奇异事变，不死去已经算是忍辱苟活，精神和生活的摧残，女的必然断了经，男的也一定失去了性。虽有妙龄少女，横陈于前，尚不能勃然兴起，况与半百老妇，效桑间陌上之乐、谈情说爱于阴暗潮湿之菜窖中乎。不可能也。
事情平安过去了。又有一天，他实在烦闷极了，忽然异想天开，问杨秀玉：
“你给我相个面好吗？”
“好。”她过去揭开菜窖的草帘子，“你站到这里来！”
从外面透进来一线阳光。他慢腾腾走过去，并没改那副潦倒、萎靡之状；而且像是有些犯愁，眉毛锁得更紧了些。
她认真端详着他的面孔，好像从来没见过他似的。“你的眉和眼距离太近，这主忧伤！”她说。
“是，”他显得高兴起来，像是遇到知己，眉毛也舒展了些，“我有幽忧之疾。”
“你的声音好。”她说，“有流水之音，这主女孩子多，而且聪明。”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