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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进城以后
园丁之歌
天津解放的日子是1949年1月15日。攻城前，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天津市民估计，人民解放军两三天内就可以攻占天津。实际上，只用了一天时间，这个始建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的“海上门户”，便跨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了。
当孙犁和方纪骑着自行车，沿着公路经由杨柳青进入天津的时候，“遇见了解放天津作战的青年战士们，他们说笑、歌唱，对源源进入天津的人们热情地招呼。每个人都对他们表示了无上的尊敬，他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神圣的任务，从人民脖颈上摘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枷锁。”“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①孙犁就是怀着这种历史感觉进入天津的，他和新生的天津市的人民一样激动。“那来自东北各地的青年英雄们，那来自冀中各个城镇、各个村庄有组织有经验的民工担架队，和那些带着农民的朴实作风进入这个城市工作的地方干部们，都用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来纪念天津的解放。”①
他也是这样。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在原来《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顺便说一句，《天津日报》的组成人员，除了上述《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平津学生。孙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长（科长是方纪）。从此，尽管他的具体职务有所变化，但再也没有离开《天津日报》。
《天津日报》的副刊以《文艺周刊》的名称享誉文坛。做为作家和编辑，孙犁在这块园地上默默耕耘了几十个寒暑，到了他的笔下，变成了这样几句普普通通的话：记得1949年进城不久，《天津日报》就创办了《文艺周刊》。那时我在副刊科工作，方纪同志是科长，《文艺周刊》主要是由他管，我当然也帮着看些稿件。后来方纪走了，我也不再在副刊科担任行政职务，但我是报社的一名编委，领导叫我继续看《文艺周刊》的稿件。当时邹明同志是文艺组的负责人，周刊主要是由他编辑。
……
现在有的同志，在文字中常常提到，《文艺周刊》是我主编的，是我主持的，……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缘故。至于说我在《文艺周刊》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那也是夸张的说法，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小文：《成活的树苗》，对此点加以澄清，现在就不重复了。人不能贪天之功。现在想来，《文艺周刊》一开始，就办得生气勃勃，作者人才济济，并不是哪一个人有多大本领，而是因为赶上了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①
这话说得有理。大作家、大哲学家们多次说过这类意思的话：花草树木离不开自然气候；作家作品离不开社会气候。提起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不只孙犁有依依之情，二十岁在《文艺周刊》发表处女作的从维熙也说过：“我还经常回忆50年代初期的美好时光，那时我们的空气多么清新，每每思念起来，真有涉步于郁郁森林之感。”②蒙古族作家佳峻则从《文艺周刊》直接领略到了那“早晨的风”：“在众多的报刊中，我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读者，我学的是新闻，但我赞赏在这里刊出的一些清新、质朴、不雕琢、不媚俗的作品，它们给我很深的印象，读后常常联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菜园、一块平平常常的草坪、一潭波澜不惊的春水、一片四处可见的绿叶，平凡极了，但充满生机，就像每天都可以领略的早晨的风。”③
很快，围绕着《文艺周刊》，成长起一批年轻的作者队伍，人们经常提起的是这几位：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他们在给《文艺周刊》投稿的时候，都还是中学生，如刘绍棠，他在该刊发表作品时，才只有十五岁。后来被许多人称为“荷花淀派”的那个作家团体（尽管对文坛上是否已经真地形成了这样一个流派还存在着争议），主要就是以这些人为基础。正因为《文艺周刊》在扶植文学新节、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尽了心力，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绩，这些作家自己在许多年之后，也一直感念着它和它的主持者们的劳绩，尤其是它那良好的编辑作风，更是泽及后人，影响深远。刘绍棠说：“对于《天津日报》的远见卓识，扶植文学创作的热情和决心，栽培文学新人的智力投资，我是非常钦佩和感念不忘的。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正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饮水思源，我多次写过，我的创作道路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①从维熙说：“……我的启蒙师长孙犁同志，似乎也在一篇书简中，把文学比作一座高山，他在这座峰峦面前‘高山仰止’。”“回归文坛之后，我常常告诫自己：少一点哗众取宠，多一点甘居寂寞；少一点游山玩水，多一点苦斗精神。文场不是赌场，文苑不是商品交易会，它应当是干净而宁静的，这是我国古代文人留下的良好遗风。这种遗风，不应当在我们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中间断线失传。之所以要这样告诫自己，因为自己也生活在现实之中，自己身上也有七情六欲，难免受名利之心的驱使，而变成文场上的外交家。”①
在《文艺周刊》这块园地上，对于许多青年作者来说，虽然孙犁尽了一个园丁或师长的责任，可是，除了他在课堂上教过的学生，他固执地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老师。他也始终只把《文艺周刊》看做是一个“苗圃”，在给刘绍棠的一封信里说：“我并不希望你们（指从维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这个地方刊物（指《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它只是一个苗圃。当它见到你们成为参天成材的大树，在全国各地矗立出现时，它应该是高兴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②前面他说到的那篇《成活的树苗》③，以哲理化的情节和语言，讲了他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体会、见解：有人从承德带回来八株马尾松树苗，分赠同院养花的人，他得到三株。一月后，别人养的都没有成活，他养的三株，活了一株，“值雨后，挺拔俊秀，生气四溢。”当日送树苗者要他介绍经验，他笑着说：“这有什么经验，你给我三株，我同时把它们栽到一个盆里。死去两株，这一株活了，是赶对劲了吧。”对方不以为然，他观察过孙犁的栽培方法：经常松土、避免烈日暴晒……孙犁不再争辩，并说：“种植时，我在下面还铺了一层砂子，我们院里的土太粘了。”
别人以为这就是经验。孙犁说：“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阳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独活。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损伤，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盛。我们还是不要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这样说了之后，彼此一笑而散。
不久，鲍昌来访，他告诉孙犁要到石家庄开会，能见到刘绍棠、从维熙。孙犁托他代向二人致意，并约稿。谈话间，孙犁又说到了一个题目：“近些日子，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过去写了一篇‘论培养’，我想写一篇‘再论培养’，说明我经历了几十年风尘，在觉悟方面的这一点微微的提高。”
这一次，他又遇到了鲍昌的诘难：“我看你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了。那样，人家会说你不想再干这方面的工作了，是撂挑子的话。”他承认鲍昌聪颖，应对敏捷，而且常常一针见血，彼此便又一笑而散。
关于马尾松树苗和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这两次谈话，发生在同一个夏日的早晨和下午。孙犁并非有意把它们安排在一起，可是它们就像一篇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那么上下呼应一致，也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在《文艺周刊》，他做了许多切实而具体的工作。在这个刚解放的城市里，正像他在那篇《谈工厂文艺》的文章里说的，很注意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艺周刊》的版面上，很快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其中如阿凤、董相、腾鸿涛、郑固藩，以及稍后的万国儒等等，都曾经产生过相当影响。孙犁强调这一经验：当编辑，主要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男女老幼、有名无名，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而且，周刊很看重发表新作者的作品，认为自己应该有一支新作者的队伍，“一旦这些新作者，成为名家，可以向全国发表作品了，就可以从这里移植出去，再栽培新的树苗，再增添新的力量”①，因为它是一个“苗圃”。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从这个小小阵地上连续走出那么多全国闻名的文学新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从维熙、佳峻、韩映山等，都曾谈过《文艺周刊》迅速、连续地发表他们作品的往事。其中，韩映山谈的也许更有一些代表性：
50年代初，当我还在保定一中念初中的时候，就喜欢读《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它虽是报纸上的周刊，其文学性质却是很强的，作品内容很切实，生活气息很浓厚，格调很清新，语言很优美，有时还配上一些插图，显得版面既活泼健康，又美观大方，没有低级趣味和小家子气，更没有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洋玩意儿。当时孙犁同志的《风云初记》和方纪同志的一些作品曾在上面发表，影响和带动了不少的青年作者。
……刘、从、房①那时都在学校读书，年龄都和我差不多，他们所写的都是农村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和风景，我也都熟悉。我想，他们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呢？
于是，我在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