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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只能笼统地“看一眼”，笼统地“笑着说”。曹雪芹就高明多了，随便翻翻书，我们就可以找到只在“看”和“笑”这两个日常动作上，他有多少功夫。“宝玉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小红“下死眼把贾芸盯了两眼”，“彩云打开一看，嗤的一笑”，“宝玉和袭人都扑嗤的一笑”，“听得吱吱的笑声，薛蝌连忙把灯吹灭了”，“只见秋纹碧痕唏唏哈哈的笑着进来”。嗤的一笑和扑嗤的一笑，虽只差一个“扑”，情形就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当时的心情都表达出来了。①
关于《红楼梦》，自从他童年接触了这部书以后，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发生着潜在的影响。他写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对于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是“客串”，但他发表的有些意见，却很为红学界一些人士所注目。他认为《红楼梦》决非出世的书，而是入世的书，是为人生的书，“它的主题思想，是热望解放人生，解放个性”①。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红楼梦》的主题，“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发扬人性之美。”②对于和舒群的那场讨论，他后来也有了新的看法：“什么是《红楼梦》表现的主要思想呢？看惯了一些公式概念文章，脑筋里有一套陈腐的观念的人，反会在这一部作品面前，彷徨四顾，不知所答。而那些红学家们也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一问题。十年前，我们在延安窑洞里讨论过这一问题，当时我粗浅地认为：曹雪芹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贾宝玉来表达。因为我想：在创作过程中，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只能通过他肯定的人物的言行，表示他赞成的方面；通过他否定的人物的言行，表达他反对的方面。我认为贾宝玉是作者肯定的人物。当时有的同志说贾宝玉是作者批判了的人物，举山《红楼梦》里两首嘲笑贾宝玉的词为证。自然，这些同志的意见也有部分道理，因为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在正面人物身上，也没有放弃批判……”③我们好像花了不少笔墨，谈到延安窑洞里的这场“红学讨论”，孙犁自己也确实对此一直念念不忘。由这件事，我们终于知道：他在追念友谊、严于自责的同时，心得和体会也日渐精深了。
他在延安生活了总共不过一年半，虽然比起晋察冀山地的生活，是够得上丰衣足食了，但究竟还有不少困难。例如，他写文章，只能用一种黄色的草纸，那篇著名的小说《荷花淀》，就是在他那小窑洞里，用这种黄色草纸和自制的墨水写成的。一年半的时间，还不够一期大专班毕业：他这个“研究生”（后来提升为教员），却在创作和学术方面获得了丰厚的收成——这也是时代给予的一种际遇。
还乡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在延安，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无数的灯光在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里亮起来，我们搜集一切破布片旧棉花，扎成各式各样的火把，在延安街上游行。光明和欢笑，照在延河的水底，我们仰望山顶，那山腰山顶的灯火，成了一个庄严快乐的世界。”①
胜利了，胜利比预想的来得要快，他们又从延安出发，向家乡行进了。因为孙犁是从晋察冀来的，所以被派作前站，给女同志们赶毛驴。他重新穿起那双从晋察冀穿来的山鞋，拿起那根从敌后山上砍来的六道木棍，上了路。因为是胜利后的还乡，心情之舒畅愉快，就不必说了。
他带的这支队伍也很别致，母亲的婴儿们，装在两个荆条筐里，挂在毛驴的两边，“小毛驴一走一颠，母亲们的身体一摇一摆，孩子们像燕雏一样，从筐里探出头来，呼喊着，玩闹着，和母亲们爱抚的声音混在一起，震荡着漫长的欢乐的旅途。”①
这是金秋时节，迎面吹来的，是掠过西北高原的瑟瑟秋风，除了孩子们的咿呀嬉闹，母亲们的半嗔半爱的哄逗叱喊，还时时有女歌手们的抒情歌唱，孙犁很满意他这支队伍。但是，在过同蒲路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是一个夜晚，他们必须趁天黑越过同蒲路（这时日伪仍控制着铁路线），因为一个女同志下驴到高粱地里去小便，掉了队，铁路没有过成，全队又都退回来，等候第二天夜里再过。
第二天，他宣布了一条特殊的纪律，也可以说是“紧急状态法”：
凡是女同志小便，不准远离队列，即在驴边解手。解毕，由牵驴人立即抱之上驴，在驴背上再系腰带。
这一来果然奏了效，他们胜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使孙犁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得意”②。
马达也在这个队伍里，他也是单身汉，负责赶驴。中午到了站头，他俩总是蹲在街上吃饭。给养来源不很正规：孙犁因为有两套单衣，途中每走一程，就卖去一件单衣，补充些果子和食物。饭量出奇的好，什么也吃着很香。像来的时候一样，也要走几天休整一次。在晋、陕交界，有一天上午，孙犁从住宿的地方出来，经过一个磨棚，看见马达站在那里画速写。有两个青年妇女正在推磨，孙犁没有注意她们推磨的姿态，他只看马达画，“马达用一支软铅笔在图画纸上轻轻地、敏捷地描绘着，只有几笔，就出现了一个柔婉生动、非常美丽的青年妇女形象。这是素描，就像在雨雾里见到的花朵，在晴空里望到的勾月一般。我确实惊叹画家的手艺了。”①从这一次，他对画家产生了特别的敬意和好感，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无形中也更加强了素描的训练。能几笔画出一个人，是要有经验的画家才行。在初学画的时候，一定是擦了再画，画了再擦，不知经过多少次练习，然后才能一笔是一笔。
白描的功夫，是作家对生活人物异常熟悉，经过周密观察研究的结果。如果事先没有观察或不熟悉，面对面工笔细涂，尚且不像，何况白描？②冬季，他们到了张家口。这是他们胜利后进入的第一个大城市，敌人所遗物资很多，这些文艺家们久处困难环境，现在看到这么多东西，便捡些四处扔着的废白纸张，作为写作、绘画之用。
晋察冀的熟人大部分都在，开会欢迎了他们。因为他们早到张家口，穿戴都很整齐，康濯和已经改行做经济工作的邓康，都穿上了洋布衣裳。邓康看见孙犁只穿一身粗布棉袄裤，便给他一些钱，叫他到小市上添购些衣物。孙犁到野市买了一顶西北皮帽，一件蚕绸衬衣，还有一条可作围巾用的日本丝巾，然后应邓康之邀，回到他的住处，洗了一个日本浴，换上了干净的衬衣。于是，他告别了在延安结交的新朋友们，也告别了赶毛驴的生活，一个人回冀中来了。
这下面又是一段新的行程，一个人向自己的家乡奔赴的行程，他感到了亲切，也感到了紧张。从1939年春天离开自己的家，到现在已经六七年了，在这段时间里，长子夭折，听人说父亲健康情况也不好，想起这些来就心情沉重。1944年秋天，他在延安窑洞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片纸，修了一封家书。那时，家乡还被日伪占据着，寄信很危险，但他实在控制不住对家人的思念。白纸的正面，是给父亲的短信，背面是写给妻子的几句话。她不识字，但他知道，父亲会念给她听。
他把这封信寄给在晋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志，烦他转交。一年多过去了，家里收到这封信了吗？
他一个人乘火车到了宣化，在王炜的住处，要了一件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和一件军毯，然后步行回乡。他从下花园奔涿鹿，再经易县越过平汉路，插入清苑西，一直南行，每天行程大约百里，共走了十四天，终于进村了。那是一个黄昏，当他披着那件黄呢斗篷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①这几行记载，骨肉、夫妻之情，约略可见。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作家当时的心境，我们不妨借助一下他的《嘱咐》②。小说所记，虽然不等于事实（不能否认，其中有不少叙述是事实），仍然可以做一番参照：
水生斜背着一件日本皮大衣，偷过了平汉路，天刚大亮。家乡的平原景色，八年不见，并不生疏。这正是腊月天气，从平地上望过去，一直望到放射红光的太阳那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身子一挺，十几天行军的疲劳完全跑净，脚下轻飘飘的，眼有些晕，身子要飘起来。这八年，他走的多半是山路，他走过各式各样的山路：五台附近的高山，黄河两岸的陡山，延安和塞北的大土圪塔山……
黄昏时候，他走到了自己的村边，他家就住在村边上……
他在门口遇见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里悄悄地关闭那外面的梢门。水生亲热地叫了一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打打地哭了……回到现实中来吧。这不是梦：孙犁真地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时，已经是1946年年初，刚过了阳历新年，就要过春节了。谈话间，妻子告诉他：收到了他从延安转来的信，当时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这封信，一家人都哭了。孙犁听后怅然。但他十分感谢周小舟和交通站的同志，千里迢迢，关山阻隔，敌人又封锁得那么紧，不知他们怎样把信送来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①《风云初记》第五章里有一个念信的场面，那也是一封从延安来的信，由高翔的父亲念，“高翔的信是写给父亲和母亲的，可是不用说秋分，就是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听得出来，有好多言语，是对她的母亲说的。爷爷念着，她看见母亲不断的红脸。”孙犁的信，可能也部分地具有着这种效果。
妻子应该得到安慰。她在娘家有些娇惯，本来不会织布。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她竟从纺到织，都学会了。这次孙犁回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