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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要我解答。”①
事实上，丘比特的金箭已经悄悄地射中了这对青年人的心灵，因此，这种讨论或解答是不会终结的。但是，还没有等到他们之间的爱情开花结果，严霜就无情地打在他们身上了。
育德中学的校长，早年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后来据说成了国家主义派，专门办教育了。这位校长道貌岸然，长年身着袍褂，很少和人谈笑。他住在学校第二层院的正房里，常常在小小的庭院里散步，而且仅限于自己门前那块地方。1927年以后，在周会上能听到他的清楚简短的讲话。此外，他就没有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在这样一位校长的统辖下，学校难免不有较重的道学气。
与校长相映成趣的，是西装革履、一脸杀气的训育主任。据说他当过连长，走起路来，眼睛平直前望，迈出的步子，慢而造作，活像仙鹤。这样的人，却摆出师道尊严的模样，左规右矩，仿佛连走路都要给学生树立楷模。他的办公室，设在学生出入必须经过的走廊里，他坐在办公桌旁，就可以对出入校门的人一览无余。他觉得这还不够，那必经之地的走廊，便成了他经常来回踱步——自然是作仙鹤状——的地方。这样的校长和训育主任，正好相互填补起对方的“造化”之缺，由他们共同张起的网，足够对付那些涉世不深的少男少女了。训育主任办公室的对面，就是学生的信架，“每天下午课后，学生们到这里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有一天，训育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用简短客气的话语，免去了我在平校的教职。显然是王淑的信出了毛病。”①从此，孙犁不能再到平校上课了，但是，他和他的学生，另有一道训育主任无法掐断的热线。平校和孙犁读书的大楼，隔着一个操场，每当课间，王淑总是拉上一个同学，站在她们教室的台阶上，凝目北视，而这时孙犁也总是凭栏南向：我的讲室，在面对操场的那座二层楼上。每次课间休息，我们都到走廊上，看操场上的学生们玩球。平校的小小院落，看得很清楚。随着下课铃响，我看见王淑站在她的课堂门前的台阶上，用忧郁的、大胆的、厚意深情的目光，投向我们的大楼之上。如果是下午，阳光直射在她的身上。她不顾同学们从她的身边跑进跑出，直到上课的铃声响完，她才最后一个转身进入教室。①王淑住在保定城内白衣庵巷的一个大杂院里，家里只有一个寡居的母亲，日子过得很艰难。孙犁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家境应该划入城市贫民。不知她的祖上是否阔气过，像她家那样的城市贫民，总要照顾一下生活的体面。因此，王淑在家也许吃不饱，但出门时，还是有一件能够展示她的少女丰姿的像样的衣服。如果是冬天，还有一条宽大漂亮的毛线围巾，披在她的小巧、浑圆的肩上。不只是王淑，这在那时任何一个像她这样家境的女孩子，都会采取的一种生活方式。
因为眼病，王淑后来住进了外国人开办的思罗医院，这时孙犁才又知道，她家原来是教民。童年时和他一起挖野菜的盼儿及其一家入教的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尚深，他当然明白，王淑家里入教，也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救济。他到医院去看望了她：
……她用纱布包裹着双眼，像捉迷藏一样。她母亲看见我，就到外边买东西去了。在那间小房子里，王淑对我说了情意深长的话。医院的人来叫她去换药，我也告辞，她走到医院大楼的门口，回过身来，背靠着墙，向我的方位站了一会。①这是我们知道的他们最后一次的“会面”。王淑蒙着双眼，并看不见他；但当告别时，她那背靠着墙向来客的方位伫立的姿态，一定给孙犁留下了“望眼欲穿”的印象吧？故事还没有完，还有剪不断的情思，这些就都变成了信：我每星期总要给她写一封信，用的都是时兴的粉色布纹纸信封。我的信写得都很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热情的话。她家生活很困难，我有时还在信里给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邮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给她的信，却常常听到邮递员对她说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并不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几次在那个大杂院的门口徘徊，终于没有进去。我也曾到邮政局的无法投递的信柜里去寻找，也见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计一定是邮递员搞的鬼。我忘记我给她写了多少封信，信里尽倾诉了什么感情。她也不会保存这些信。至于她的命运，她的生存，已经过去五十年，就更难推测了。①“九·一八”事变后，大敌当前，国运危殆，忧国忧民的青年男女们，自己也前程未卜，命途多舛。所以，这场恋爱便只酿成了一个无花果。
孙犁自己也说，这是“30年代，读书时期，国难当头，思想苦闷，于苦雨愁城中，一段无结果的初恋故事”②。不过，关于这段故事，还有些余波，也一并记在这里：一是王淑的母亲曾到育德中学找过孙犁一次。想来这位寡居的老母，也曾希望为女儿的终身大事起些促成作用吧。再就是1936年，当孙犁在同口教书的时候，他的同事侯士珍（河北省定县人，育德中学师范专修班毕业），给他看一张保定出的小报，上面登载：王淑随一军官离家潜逃，后来在舟中被人追回。看了这个消息，孙犁惘然无对……但对王淑，就是到了晚年，他在担心的同时，也仍然做着好梦，为她祝福，也为使自己感到欣慰：我不知道，生活把王淑推到了什么地方，我想她现在一定生活得很幸福。
那种苦雨愁城，枯柳败路的印象，很自然地一扫而光。①
但愿如此吧。
天作之合
上面谈的那个“无花果”的故事，全部是孙犁自己向读者的“交心”材料。其实，他在1929年还读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他是先此两年即1927年订婚的，女方是本县黄城人，姓王。那不是一个浪漫故事。说起来也有些“奇”，至少是“天缘凑巧”了。
算起来，订婚那年，“她”——旧时农村妇女没有名字，我们就这样称呼了——是十七或十八周岁，长孙犁三、四岁，正合乎“女大三，抱金砖”的老习惯。是一个夏季的下雨天，黄城村东方向走来两个以说媒为业的妇女，雨已经淋湿了她们的衣裳。她的父亲认识其中的一位，这时正在临街的门洞里闲坐，便也让她们到门下避雨，顺便问道：“给谁家说亲去来？”
“东头崔家。”
“给哪村说的？”
“东辽城。崔家的姑娘不大般配，恐怕成不了。”“男方是怎么个人家？”
媒人介绍了一下，笑着问：“你家二姑娘怎样？不愿意寻吧？”
“怎么不愿意。你们就去给说说吧，我也打听打听。”媒人得到这爽快的回答，来回跑了几趟，亲事便说成了。
按照旧式婚姻的风俗，新郎新娘的首次会面，应该在拜过天地，新郎为新娘揭去头盖之后。但是孙犁却在结婚以前见过了他的未来的新娘。这个礼俗上的小小“改革”，给这场旧式婚姻增加了一丝“新”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是得到了双方心理上的满足和默许。
下面就是孙犁记述的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定婚后，他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①就这样，这位好心眼的姑姑做了第二个“月下老人”。结婚以后，“月下老人”常拿这件事和侄媳妇开玩笑，侄媳妇却笑着说姑姑会出坏主意。
当地的习惯，结婚后的农历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那时被看做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相等。因为是“娇客”，不只吃得好，而且有妻子的姐妹兄弟陪着玩。在正月，也许是一起摸纸牌，也许是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在这样的场合里，“娇客”纵然风流不似怡红公子，论起尊贵，却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焉”。
但是孙犁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岳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下来的，满是灰尘。孙犁不管这些，他把书抱回屋里，只管埋头去看，别人叫，妻子催，他也不动。这样一来，村子里对这位“娇客”有了两种看法：老年人夸，说他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骂，说他是个不合群的书呆子。
书呆子自有书呆子的见识和主张。结婚后，他教妻子认字。有一天，他指着洞房里贴着的“天作之合”四个字教她认。她果然很有慧心，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妻子对孙犁的帮助也很大。他曾郑重地说：他的语言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母亲去世后，就是他这位少年结发的妻子了，“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①
孙犁的妻子不是名门望族，但是，她生长在那样的年月里，自然有着很深的礼教观念。结婚多年后，有一次孙犁路过她家，想叫她一同回东辽城。她矜持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孙犁只好一个人走了。
她在娘家是小闺女，难免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过场、下过地。到了婆家，缺乏男劳力，婆婆一向是下地干活的主力，这时有了一个帮手，自然也得把她捎上。婆婆爱打早班，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