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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保罗，足球被一些报社认为仅仅是一时的流行，而还有一些报纸认为这种运动不仅野蛮，还是危险的外来运动。一家报社否定了足球，将它视为“盲目而愚蠢的体力战，人们无须用到更高级的人体官能”。这位记者得出结论：“足球是一项英式运动，应该让英国人自己玩去。”一位圣保罗竞技俱乐部的队员身穿队服在前往比赛场地参赛的途中被巴西警方拦下，警方以他“在非狂欢节期间身穿节日服饰，在市中心公开场合无礼露大腿”为由逮捕了他。但对于大多数开始接触这项英式运动的巴西人而言，这既不会太过暴力，也不会过于前卫。足球的魅力难以抗拒。查尔斯·米勒在1904年给他在英格兰的学校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在这些上流社会竞技俱乐部微小的领地间蔓延开来的足球新潮：
“你们将会很惊讶地听到，足球已成为这里风靡的运动。光是在圣保罗市就有不下六七十家足球俱乐部……一场联赛总会有两到三千人到现场观战，但决赛就会有6000人……一周前我应邀做一场少儿足球比赛的裁判，每队由20名男孩组成。我告诉他们，每队20人这也太荒唐了……但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他们踢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比赛，而我只需要动动两只手……就连这种比赛都有大约1500人前来观战……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儿卖出了2000多个足球：在这儿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一家俱乐部。”（9）
足球的这种迅速扩张所导致的社会和文化结果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变得清晰可见。20世纪头二十年，巴西足球仍局限于上流社会的角色中。任何关于权贵人士对足球所抱有的热情的怀疑，以及任何对于足球有可能太过野蛮的担忧，均因弗卢米嫩塞的成立而一扫而空。这是一家为里约拉兰热拉斯的超级富豪而成立的超级俱乐部。俱乐部的创始人是奥斯卡·考克斯和他在里约上流社会跨行业的一干好友，那些人对他们时常光顾的各种板球和划艇俱乐部缺乏对足球的热情而感到不满。马里奥·菲利欧随后将这些更衣室内和豪华餐桌边的人物形容为“公司高管，富家子弟，曾留学欧洲，挥金如土”，理由是他们那有没完没了的游戏、宴会、派对和舞会。1907年，受雇于同样声名狼藉的保利斯塔人竞技的英国教练杰克·哈密顿发觉，他的球员需要“好一番哄劝才肯好好训练”。
1917年，拉兰热拉斯球场落成。球场毗邻王室公主的故居瓜拿巴拉宫，是功能性与装饰性、平民大众与上流社会的惊人结合体；球场为全封闭式，入口设于那些带有多个一模一样的新帕拉第奥拱式建筑风格的墙上，有三级台阶通向公众；最佳观看视野是带座席的俱乐部成员看台，那里的布局和细节设计让人联想起海滨宫殿。后方就是俱乐部会所，包括一间大到可容纳500名宾客的镀金舞厅，还有充足的空间来饮酒、进餐、社交和发展人际关系网。贵诺兄弟的角色象征着弗卢米嫩塞在巴西上流社会的地位。卡洛斯和古伊列梅曾三次担任主席，此后长兄阿尔纳多在1916年开始掌权，任期直至20世纪30年代。
古伊列梅来自一个古老而富有的贵族家族，起初他是一名土木工程师，而后他在巴伊亚州开办了一家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他成了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最核心的经济决策者，开创了国家钢铁工业，随后他曾在短期内担任过巴西银行的行长。卡洛斯是一位作曲家，还是该市艺术领域的重要赞助者，而阿尔纳多则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弗卢米嫩塞中。此外，弗卢米嫩塞的管理层名册上令人自豪的大腕还包括那个时代一流的作家，从小说家恩里克·科略·内托到诗人奥拉沃·比拉克。
在里约，弗卢米嫩塞成立后不久，博塔福戈划艇俱乐部内便诞生了一支足球队，球员来自附近贵族学校阿尔弗多·戈麦斯学院和吉纳西欧民族学院。第二年美洲俱乐部成立了，创始人是来自东北部古老家族的子弟，他们是慕名来到首府的没落乡绅，时下似乎已接受了现代都市文化。坐落于豪华湖畔社区加维阿的弗拉门戈划艇俱乐部起初曾抵制过足球的吸引力，许多划手认为这项新运动缺乏男子汉气概，但在1911年，一群从弗卢米嫩塞脱离出去的球员在弗拉门戈找到了自己的主队。圣保罗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圣保罗市，这项运动的伟大编年史家托马兹·马佐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间曾就40多位球员做过调查，发现他们之中有“工程师、建筑承包商和商人……零散的还包括会计师、医生、银行家、部队军官、教授、建筑师以及一位诗歌学院的老师”。（10）
在这个时代，球队会正式地进入到球场内，在主看台前面排成一行，向球迷敬礼或鞠躬，而球迷则用三次集体喝彩声、掌声和欢呼声回应。尽管比赛具有激烈的竞争性，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礼仪得以保留下来。圣保罗的报纸赞扬了一支里约的球队，指出：“他们这项运动的正确性……这是人们期望从受过精良和杰出教育的男孩们那里看到的。”里约报纸《日志》报道了1908年博塔福戈和美洲队在里约市进行的一场比赛，写道：“在争执和比赛结束后，球员们仍然是朋友。他们在社会中是懂礼貌的年轻人，彼此相互尊重。他们并不是动真格的。”（11）球迷被形容为“乐呵呵的”。每家俱乐部的支持者都会一视同仁地为双方球员鼓掌。看台上的观众着装正式而时尚。男士一般是一身浅色的西装、硬草帽、手杖、别致的同系列马甲和上了蜡的胡子。一部分真正的支持者的帽子上会有一圈带俱乐部颜色的帽檐，这个细节对于那些上过英国公学的人而言十分熟悉。
然而，关于球迷群体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足球社会功能的一个指示物——就是里约的姑娘们会到场观看比赛，并且人数众多。她们的着装打扮是夏季最新潮的时尚，一般戴着设计灵感源自巴黎的帽子，披着纱巾，用头巾精心包裹着卷发，头发上佩戴着花饰。半场休息时，球员会抓住机会到看台上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相聚，和吸引他们视线的姑娘聊聊天，或是混入到那群优雅地倚在俱乐部会所木雕栏杆上的女孩当中。在观看1913年派桑杜对阵弗卢米嫩塞的比赛时，一位观察者看着人群，瞧见了“一排排水灵美丽的姑娘们，她们似乎想蹦跳着高唱球员的名字之歌，姑娘们因热情而脸色发白”。直到1919年时，这位作家才声称球迷中“最容易倾注情感、最恒久不变、人数最多的，说来也怪都是女性”。（12）这不仅仅是一种调情，还潜藏着一股清晰可见的性感的暗流。
那个时代有一对知名的足球夫妇——诗人安娜·阿梅利亚和银行家转行为历史学家的马尔科斯·德·门度卡，安娜就是在观看一场马尔科斯为弗卢米嫩塞守门的比赛时与他相识的。她的诗歌《一跃而起》几乎没有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今日当我看到你
无拘无束，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跃而起
宛如《伊利亚特》中的人物
我内心最私密的部分在颤抖
我被一股狂热的冲动所笼罩，好似我跟前站着一位希腊人
一位奥林匹亚的英雄（13）
也许在1910年确实有种感觉，古希腊在里约的足球场中重生，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局面开始看起来更像罗马斗兽场里的乌合之众。若奥·多·里奥在1916年撰文指出：“我在许多国家看到过无数的人群，充满健康和新鲜空气的超棒的狂欢节，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那样的一群人，燃起这样的焰火，拥有这般热情。”（14）当然，足球比赛中的观众群体从那个世纪头十年的几千人涨至20年代的10000人，特殊场合的观众甚至会更多。俱乐部现如今已建起了围墙和大门，向公众售票，虽然会员们仍能免费入场观赛，在最好的看台预留席位上拥有一个座位。对于其他的普通人，球场设有梯形看台，而且票价仍然十分低廉，无疑会低于去一趟剧院的花销，与在市里的劳动阶层去小餐馆里吃上便宜的一餐价格差不多。然而这仍然超出了贫民和边远地区人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经常坐在四周的山坡上观看弗卢米嫩塞的比赛。但对于中下层阶级人民而言，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拥有一份正规工作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可负担得起的娱乐活动。
被这种新式社会阶层的到来所影响的球迷群，也开始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开始更加带有偏向性，总体上的态度更加激动。在报社和当地方言中，他们被称为“托尔西达”，字面意思为“扭动的人群”。这个词是从庆祝的球迷在空中挥舞手帕的影像，以及气氛越来越紧张时他们心态的变化而产生的。据体育报纸花边专栏的小道消息称，弗卢米嫩塞球迷头领若奥·佩雷拉在一场比赛中由于过度紧张而“弄丢了他的胡子”。（15）伊塔拉雷男爵阿帕里西奥·德·布林克尔霍夫·托雷利在这个无疑缺少幽默的年代本有可能继续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一流幽默大师，而他却开始讥讽起了里约的足球。他的诗歌《足球比赛》让这项运动参与者的高等社会地位与当时地位明显低下的球迷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疯狂的人群，野蛮而粗鲁，
向尊敬的家族首领发出嘘声。
又有一人摔倒在地。人们向他发出嘘声。
他站起来大发雷霆，但再次摔倒。
所有的这些看起来，依我三思之见，
就像二十二个怒汉，追寻着他们的世界。
在一个半小时的战斗后，
裁判吹响了哨声。
比赛打成了平手。（16）
社会底层人民也许已抵达旧共和国的各个城市，处于社会边缘的他们或许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有存在感，但足球以及最重要的弗卢米嫩塞的运动从根本上仍是一件上流社会的事。1919年卡里奥卡锦标赛弗卢米嫩塞与弗拉门戈的关键战前一个小时，为能容纳18000人而新扩建的拉兰热拉斯球场人满为患，5000位无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