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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侵略，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妇女和儿童不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他看起来慷慨激昂，说个不停。
“你大概在担心自己不能再到这里来抽鸦片嫖女人了吧。”我心里暗想，但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我还是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他积极提出要逃出越盟，参加对越盟作战；我向他解释，他留在越盟内部同样非常重要，他仍可以象以前一样工作并接受更高的报酬，只是暗中从事破坏活动。对这一些，他很勉强地接受了。
10月中旬，“平”小组的四名成员在企图进入河内印刷厂去破坏那里的现代化印刷设备时被早已占领印刷厂的越盟治安人员抓获，送到河内警察局。那几名成员关了几小时之后，就被武统善放了出来。在此以后的几十天里，武统善还数次放过被捕的“平”小组及反对越盟的人员。
进入11月份，我接到兰斯代尔上校的指示，准备把“平”小组撤回南方，我们日夜守卫在屋子里，开始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文件和其他物品，并且给全体组员分发了自动武器和手榴弹，以预防在完成任务之后分散返回南方的途中遇到的特殊情况。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撤退的最后一刻，武统善忽然私自决定亲自帮助我们去散发剩余的传单。结果，警察发现他，在早晨没有行人的河内街道上追踪他的汽车，最后向他开枪，捉住了他。他是唯一被捕的“平”小组成员，作为法国特务被关进了监狱。
其他“平”小组成员顺利地如期返回西贡。
11月6日，我乘坐一位法国银行家的专车赶到嘉陵机场，登上了民航运输公司接运法侨的飞机。
但是，在这之后有一小段不愉快的插曲：“平”小组一名携带武器的成员因在土伦（岘港）火车上与吴庭艳总理的军队由于误会发生枪战而被捕。他同一个麻疯病人一起上了手铐，受到审问，两人被用一根棍子打出血来。警察告诉他说，那样他也会患麻疯病，然后又把他们两人一起锁在一间很小的牢房间。得悉这个事件之后，西贡军事代表团的科奈恩中校立即设法与警察局联系，把他营救出来。
我在河内的期间，西贡发生了由陆军参谋长阮文馨将军领导的一次未遂的政变。阮文馨将军是兰斯代尔上校1952年就在菲律宾结识的好友。当时参与政变的人还有越南陆军领导突击队的麟中校、参谋部的佳上尉及陆军电台的负责军官胡通明中尉，这些人都在9月9日被国防部长黎玉振下令逮捕。在阮文馨将军11月29日去巴黎之后，他们也相继去了巴黎。
二、出卖灵肉的交易所
“人肉市潮这个名字，是“豪”准军事小组成员防告诉我的。
1954年11月23日上午10点30分，我从海防刚刚返回就带领“豪”小组的二十一名越南特工人员和两名厨师，装扮成苦力的模样，在西贡庆庙附近上了卡车。
那天西贡的天气异常燥热，到处都被太阳晒得发烫，街道上来往的人流夹杂着汽车喇叭的鸣叫和刹车尖锐刺耳的声音，更增添了一种令人厌烦的气氛。然而，为了这次行动的秘密，我必须乔装成法国人的样子，带上那些越南特工人员，站在露天的卡车上面。
由兰斯代尔上校亲自主持的这次行动，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前一天晚上，负责拟定这次行动计划的安德鲁斯中尉和我见了面，直到那时我才得知，我所承担的任务是要把“豪”准军事小组的21名越南特工人员护送到离北加里曼丹不远的布格苏克基岛的一个秘密训练基地。
卡车开动了，我们先要经过市区，然后开往西贡码头。
离开西贡市区并不是那么容易，车子象在锯齿上行走，颠簸得人头晕脑涨。成千辆汽车、摩托车、脚踏机动车、三轮车，还有载满乘客的三轮马车都挤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行人在卡车和吉普车之间乱窜，搞得司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急刹车，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到了市区的边缘，这使我松了一口气。
卡车司机名叫防，一个年龄同我相近的年轻人，也是小组成员之一。这时他嘟嚷了一句什么，然后狠狠向车窗外吐了一口痰。“我们现在是往堤岸方向开。”他用英语对我说。
我感到奇怪。一个卡车司机怎么能讲这种流利的英语呢？
“你是从河内来的？”我故意改用了法语。在这块法国人统治了八十多年的土地上，大多数人都懂得这种语言。
“是的。”他仍然用英语回答。显然，他不想使用被他们打败那个国家的语言。
“我出生在香港。”他又补充一句。
“那么你为什么到西贡来呢？”我问。
“为什么？我父亲在河内开设了一家纺织厂。”他又向车窗外狠狠吐了一口痰。
“法国人还没有走，越盟就把我家的工厂破坏了。”
越盟怎么会破坏它将要接收的工厂呢？我以为他讲错了。
“是越盟搞的。”他好像看出了我疑惑的神情。“原因是我执行了一次任务，使他们怀恨在心，以此来报复我的父亲。”
防告诉我，他父亲曾是越南国民党的一个执行委员，起草过判处法国总督巴斯基埃死刑的判决书。安沛暴动失败后，他父亲携家小逃往中国的云南，后来回河内开办了一家纺织厂。防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加入越南国民党的，当时越盟与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同盟的关系已经破裂，相互之间的指责日益加重。一次，越南国民党领导人阮海三命令防去刺杀一个与越盟关系密切的“脱党分子”。在越南国民党的纪律中，除内部批评、警告以外，没有公开的开除。对脱党成员一律处以死刑。防执行了任务，从而导致了越盟决定惩罚他的父亲。
“你还想回到河内去吗？”我问。
“一定要回去的！”他说得非常自信。“选举之后，我要回河内去。”
卡车继续向前开，燥热的空气从车窗外吹来，令人烦燥。
“前面就是人肉市场了。”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指着前面不远处的几栋楼房对我说。
“人肉市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感到毛骨悚然。它使我联想起屠宰场架子上用钩钩着的一排排已被开膛破肚的猪猡。
“你们这里还有卖人肉的？”我问。
“当然有。”他若无其事地说。“日军到这里之前，法国人就开起了那个人肉市常”他看着我，明白我误解了“人肉”的意思。
“你不知道，这里所说的人肉市场就是妓院，法国人起的这个名字。几乎所有的西贡妓女都到那里去，有几百个姑娘随你挑眩”“你常到那儿去吗？”我问。
“那儿不是越南男人去的地方。老板是法国人，在门口站岗的也是法国人。”他向车窗外指着说：“你看，那就是人肉市常”我向窗外望去，只见道路的右侧有一个象兵营似的大院子，正面是几栋两层的白色楼房，一块招牌上有两个巨大的法文缩写“R。A。”（Rlegie Alcool酒店），另一块招牌上写着La Boucherie（肉店），许多小贩沿着路大声兜售香烟、糖果、驱蚊剂等什么东西，几十辆卡车、吉普车、小汽车和摩托车停在楼房的前面。我没有看到站岗的法国人，却发现进出的人当中也有许多越南人。
“以前越南人是不到这里来的。”防用空着的那只手掏出一支香烟，然后在驾驶台上巧妙地擦燃了火柴。“现在逛肉市的越南人都是北方佬，和我一样。”
他给我讲起了这一年7月份大批北方人搭乘民航运输公司C46型飞机逃离河内的情况。
他说：“许多北方人在那个时候离开了河内来到南方，但是大多数人留下了，同时，几万名南方越盟分子也在那时跑到北方去了。西贡的秩序一团混乱，到处都发生抢劫事件，就连宝禄亲王的女儿也被暴徒带到郊外轮奸了。法国人和吴志士（指吴庭艳）签订了一个合同，由民航运输公司把难民送到西贡。于是，大批难民日夜坐在飞机场等候接运，混在难民中的一些越盟分子不时地对他们进行煽动劝说，结果，又有很多人留下了。”
路上，防不停地给我讲着，到达码头的时候已经12点了。
弗雷德·艾伦少校在那里同我见了面，他是负责这次行动的。我让小组的成员和厨师混在难民中，先登上了早在那里等候的一条美国海军舰艇，然后与艾伦道别，也登上了那条船。这样，“豪”准军事小组的成员就人不知鬼不觉地悄然离开了西贡。
在菲律宾的布格黄克岛，“豪”准军事小组成员接受了几个月的秘密训练。那个名叫防的成员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兰斯代尔为他起了个越南名字“豪”为代号，训练结束后，“豪”小组成员由美国空军送到一个转运站。几天后（4月16日），艾伦下达了登陆的命令。我把他们送上一条驶往海防的美国军舰，然后返回了西贡。5月16日，越盟接管了海防，以后这个组就直接与阿伦德尔取得了联系。
我回到西贡的时候已经到了雨季，气温下降了一些，然而只要太阳一出来，这地方立刻就到处一片闷热。在这期间，兰斯代尔上校积极进行活动。应陆军参谋长阮方馨将军“宠妾”的要求，兰斯代尔开办了一个小型英语训练班，学员都是当时越南政府重要人员的情妇，尔后，兰斯代尔又指令他从菲律宾带来的马格塞塞总统的高级军事助手开始训练吴庭艳的一个营的总统府卫队。在1955年春，教派危机开始的时候，他参与中央情报局西贡站建立一个专门对付平川教的秘密小组的工作。……而相对地说，艾伦少校和我们却因此得到许多空闲时间。
作为年轻军官，艾德华·贝恩上尉、安德鲁斯中尉和我都时常上街去闲逛。
“哈尔，你说的那个人肉市场在什么地方？”有一天贝恩上尉问我。
“怎么，你想去那里找个老伴吗？”
“当然艾伦少校是例外。”
他向外间正对着小镜子整理头发的艾伦的背囊努努嘴，我们都笑了。
艾伦少校当时疯狂地爱上了年轻漂亮的越南妇女龙夫人，尽管他是一个反美的法国文职人员的情妇。
龙夫人是《新生报》的发行人，她的法国情夫经常在她的报纸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