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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西贡的色情行业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外国的游客都避开这块枪弹横飞的土地而涌到泰国或者马来亚或其他国家去了。原来从事色情行业的娼妓们此时即使只收五十元南越币也难以维持下去。
我在市区的发艳路附近遇见了陀陀古酒吧间的脱衣舞女绒。她比几年前显得更胖了，肥硕的双乳在衣服下不停地颤动着，脸上依旧着了很浓的晚妆。她告诉我，虽然时局不稳，但是她的收入还可以维持，因为她一直在注射着空孕催乳剂，那对男人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当我问到多依拉的情况时，绒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多依拉三年前就已经应聘到香港的一家夜总会去了。
杜氏情曾经拒绝服用的那种空孕催乳剂在西贡仍然流传着，价格也非常昂贵，但是娼妓们却竞相自动注射着那种药物，以此来与其她娼妓竞争，甚至有许多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少女由于注射那种药物而导致了并发症。
渐渐地，西贡人给那些注射空孕催乳剂来卖淫的娼妓起了一个粗野的名字，叫作“de sua”（奶羊）。娼妓们对此似乎并无反感，她们清楚那个名字给予男人的诱惑。
为了使人更直观地知道这一点，她们往往有意把衣服的胸襟湿透，同时使充满汁液的乳房有弹性地不停颤抖。后来，西贡出现了更多的de sua，以至在一些冷饮店的橱窗上也公然醒目地写着de sua这样的名字。
然而，所有的de sua最惧怕的并不是警察和歹徒，而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们。那些即将开往前线的士兵对于前途和生命感到渺茫，所以经过西贡之时则到处寻欢作乐。他们从老兵那里得知de sua是些分泌奶水的娼妓，便四处搜寻那些姑娘，他们非但不给予de sua任何报酬，反而把她们肆意折磨，甚至带往前线而再也不见回来，略有不从或反抗者就难免遭到残酷杀戮的噩运。
1972年4月最热的一天，在陈国赞大道聚集着大批开往前线的士兵。我看到那些野蛮的士兵们竟然将六名青年de sua剥得精光，让她们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登上一辆带车篷的MGC式军用卡车。那六名de sua鼓涨的双乳在行走中颤抖着，她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岁左右。围观的市民很多，甚至还有几名越南军官也站在路旁悠然地望着那些野蛮的士兵把de sua带往前线。
绒给我讲过一名de sua悲惨的遭遇。
那姑娘是在她自己的家门外被士兵捉住的。五名士兵把她押回她的家中进行蹂躏，然后用枪指着她六十多岁的祖父命令道：“老家伙，马上把你的孙女强奸了！”
那位老人被强行脱光衣服爬到已经被士兵们折磨得不醒人事的孙女身上，直到士兵们心满意足地离去。然而，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那些士兵又闯进那名de sua的家中，把她带走，再也没有把她放回来。有人看见到她被士兵们拉上军用卡车，带到前线去了。
在越南战争进行到最后几年的时候，西贡市警察仍然每天都在街道上巡逻，但是那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甚至对于小偷也不再加以理睬。据一名在警察局工作的越南警察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战争感到了失望，认为西贡迟早都会落入越共军队的手里，因此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保留一条将来的出路。
1973年1月28日上午10时，越南南方和北方实现了暂时的停火。继最后一名美国军事人员于3月23日撤离越南之后，北越政府在4月1日作出了明显的欢迎姿态，并立即释放了五百九十名美国战俘。
此后的一年异常平静，出现了自从法国远征军于1959年离开印度支那以后的第一个“和平”年代。然而，那种“和平”却表现为一片令人惶悚的沉默。
作为名义上的文职人员，我在1975年3月越共军队发动大举进攻之后，进入了美国大使馆。阮文绍总统命令他的军队后撤集结，试图以此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结果那种撤退转瞬间变成无法遏止的全面溃败。4月21日，阮文绍总统在电台宣布了他的辞职演说，并于4月23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八天以后，即4月29日，当越共军队开始攻打西贡外围的炮声响起之时，我随同美国大使馆人员及一千名美国人由直升飞机接运离开了西贡。
4月30日，重新上任的杨文明总统（他曾在1963年武装政变后担任过几个月的总统，后被阮庆将军的另一次政变赶下台）终于通过电台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通告，从而结束了越南共和国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历史。
八、劫后余生
北越军队于1975年4月30日攻陷西贡以后，很快就统一了越南南方的其它地区，宣布河内为首都，将西贡市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其后的三年，越共政府除了将全部原越南共和国军政人员关入监狱或“再教育营”以外，对南方各省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作任何调整，甚至对在那里经营的中国、日本、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给予了口头的和书面的正式许诺。
然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于1978年3月，在他的统治和整肃工作相对稳定一些的时候，突然宣布开展“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和取消一切私营企业的运动。
由于越南大部分企业和商业是由中国籍居民经营，并且占有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因此他们面临着最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一直支持越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削减以至取消了对越共政府的援助。据报道，仅在1978年一年中就有大约十六万中国侨民或祖籍中国的难民被驱赶到了中国境内。
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态度。事实上，有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的观点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它如同1955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对于中国人，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要么是没有过那种警觉，要么就是把那种警觉隐藏得更深，因为在当时唯一使美国即使在战争升级时也未对北越发动进攻的支柱，就是站在它身共产党中国。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人不愿意与共产党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且担心战争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再拒绝激烈的阮庆将军要求对北越发起全面军事进攻的根本原因。
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一无所有。渡海逃到中国广西省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6。096米——译者注）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北海难民营。
“我的父亲出生在这里。”茂对《新闻周刊》记者白里·卡密说：“所以这几天就象在我家里一样。”
中国人把周荫茂和另外十九名逃难的渔民编成了一个“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四十英尺长（12。192米——译者注）的舢板，让他们在那里从事捕渔生产。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是二十五元人民币，大致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国国营农场普通工人的工资。
“工资并不多，”茂说：“但是我用七元钱就能买一口猪。不管怎么说，这比起我在越南挣得多了。”
然而，茂一家的遭遇是数十万出逃越南的难民中较为幸运的。中国云南省距离越南边境六十公里的甘庄林场一千五百多名难民中，三十九岁的郎粲安讲述了越共政府残酷迫害中国侨民的一个更为悲惨的故事。
安曾经是越共军队的一名军官，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祖籍是否在中国。当他退役后回到了沿海的家乡，突然被越共警察逮捕，送往一个叫作“新经济区”的地方。那个“新经济区”位于越老边境的一片原始的热带森林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居住的地方。
越南警察把他们送到那儿，告诉他们要么想办法活下去，要么就饿死在那里。安到达那个“新经济区”的一个月里，就有二十名男人和女人死去了。一天深夜，安逃出了那片原始森林，步行穿过边境逃到了中国云南省的甘庄林常“这使林场三年不会得到任何收益。”甘庄林场主任于志会说。“我们用所有的东西去安置难民了。”
然而无论如何，那些逃到中国和香港的难民的境遇要比至今仍停留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难民营里难民的境遇要好得多。
1978年5月，越共政府宣布已经将一百三十万城市居民迁移到森林地区居住，并且号召在以后的三十年中将有一千万居民到那里。这是越共政府在驱赶中国侨民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清扫运动，而这次运动主要开展在西贡、岘港、芹苴、美荻等南方城市，目的在于“消除各种资产阶级的势力”。
那个运动使许多越南人，尤其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以及由于参加过前政府各种组织，刚刚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