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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上午九时左右，吴庭儒和夫人坐在他们私邸豪华花园的游泳池旁的太阳伞下，一个保镖通报他们吴庭谨来访。
读完尼姑静真的口供，吴庭儒夫妇欣喜若狂，让吴庭谨马上通知《时报》发稿，务必在当天见报；接着，他们立即驱车前往“独立宫”向吴庭艳总统通报。
吴庭艳总统脸色阴沉地接见了他们。他的这种态度使吴庭儒夫妇感到吃惊。在腥风血雨的几个月里，作为总统的吴庭艳一直支持对暴乱采取高压的手段，并亲笔签署了对几名佛教徒的逮捕令；甚至6月10日广德法师自焚事件和大规模武装冲突发生以后，他仍然对五角大楼的呼吁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
这天清晨，吴庭艳总统接到美国大使瑙尔汀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瑙尔汀大使向他询问是否于前一天下令秘密逮捕了四名平川教派尼姑，并通知他说，被捕人中名叫静真的尼姑是黎文金少将的侄女。瑙尔汀大使说黎文金少将已经得到可靠情报，证实了特别警察袭击佛教寺院和逮捕尼姑事情。最后，瑙尔汀大使要求他立即下令释放被秘密逮捕的四名尼姑，以免引起军队和政府的冲突。
这个消息使吴庭艳对他的兄弟十分不满。
尽管他对几个同胞兄弟一直采取纵容的态度，但是此时他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1662年4月份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第一次访问越南的时候，曾经婉转地向他表示对吴庭儒独裁专制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关注，希望他“稳定南方局势，打赢这场战争”。
此后，作为吴氏家族最亲密的朋友，瑙尔汀大使也几番提醒吴庭懦夫妇，不要把军队同政府对立起来。
当吴庭艳总统把瑙尔汀大使电话转达给吴庭儒夫妇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愤慨，认为美国人在干预越南共和国的内政。吴庭儒夫人怒气冲冲地摇着静真的口供，坚决主张不仅不放人，反而还要把静真等人送到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这时吴庭艳总统的态度马上转变了。他一面派吴庭儒立即布置监视黎文金少将的行动，一面通知政府委员黎文科准备让特别军事法院受理此案。然而，未等吴庭艳作了准备，当天下午的《民众报》就刊登了四名尼姑被秘密逮捕的消息，并且别有用心指出：这次秘密逮捕“严重破坏了整个西贡—堤岸”。数十万名佛教徒和群众当天夜里涌向“独立宫”，要求吴庭艳总统立即释放四名被捕的尼姑。总统卫队、警察同抗议者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十五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的后果。
《民众报》是新闻部长陈正诚的私人刊物，主任陈无英对吴庭艳政府采取客观批评的态度。这次公然披露政府秘密逮捕四名尼姑的消息，暴露了即使在文官内部，对吴庭艳和吴庭儒的不满也在激化。早些时候，国防部长阮廷淳曾经直率说：“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对吴庭儒夫妇所干的事情默不作声。”
6月25日，吴庭艳总统接到了黎文金少将调动部队、阮庆少将调动部队的情报。西贡的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由草上校率领的特种部队驻进西贡郊区担任防卫，吴庭艳总统在即将离任的瑙尔汀大使和科奈恩少校的调解下，与军队达成了妥协，准备释放静真等四名被捕的尼姑。
然而，紧张的事态并未因此而得到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另外，从年初开始的金融危机也愈加恶化，物价暴涨，民不聊生。这就更加剧了人们对吴庭艳政权的不满情绪。
军官曾两次试图杀死吴庭艳总统，一次发生在1960年11月，另一次发生在1962年2月。那位越南总统对军队疑心重重。因而在西贡周围那些敏感的指挥军队的岗位上安置了忠实的亲信，在所有各省都建立起可靠的军事负责人联络网，清洗了潜在的挑战者和军事司令部内部的不满分子。
尽管如此，局势仍在进一步恶化，吴庭儒在表面上取得了军队控制权，但实际上政府内部的大多数人，包括副总统阮玉书、国防部长阮廷淳、外交部长武文牡、新闻部长陈正诚、总统府军事顾问杨文明中将、武装部队代理参谋长陈文敦少将及助手黎文金少将等人在内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与吴氏兄弟的裂痕在暗中愈来愈大地威胁着整个共和国的局势。
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白宫却一直保持着不应用的暧昧态度，确切地说，美国并不象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策划”那次政变，整个政变过程都是由越南人自己制定的，自己完成的。
之所以美国在那次政变中处于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是因为美国当时的对越态度正处于一个各自为政的时期，代表白宫的新上任的咯奇大使与代表美国军队的哈金斯将军几乎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都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且他们之间的争吵在美国政府的最高级人士中造成了反响。
有一个时候，他们两个人甚至向政变阴谋的策划者发出了互相矛盾的信息。
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站长约翰·里查森一贯支持吴庭儒采取的强硬手段，他对吴庭儒的精心扶植已经在将领们中间引起了怀疑，认为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头目（指理查森站长）可能要消弱他们的力量，而吴庭艳总统的这位兄弟是中央情报局雇佣的。以后，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并将导致约翰·理查森先生的撤换。
当时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特工人员遍布各个阶层，可以说我们所得到的情况比任何一个美国人或者越南人都要全面得多。我们发现了官僚统治者与冷漠的农民之间的鸿沟及它同城市中产阶级的疏远，因而为形势感到了担心。但是当理查森站长的这个担心被吴庭儒转达给吴庭艳总统时，吴庭艳总统却抱怨说，在他的国土上到处进行刺探的美国人太多了。
这次佛教徒游行示威的升级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公然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我们情报网甚至已经了解到以在西贡将领中颇具声望的总统府顾问杨文明中将为首的军事将领，以副总统阮玉书先生为首的文官内阁与宗教领袖释智光和劳工领袖宝先生在公开的、半公开的或是私下的场合都在互相呼应。但是，这个情况不知为什么被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康严密封销了；实际上，洛奇大使、哈金斯将军和麦康先生一直在实行相互封闭，以致达到令肯尼迪总统担心的地步。
作为特种部队名义上的顾问，我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把所有情况（包括审讯的细节），都及时地报告给理查森先生。
1963年7月2日晚11时，五辆装甲车开进了首榜勋街。那时天正下着大雨，街上没有行人，装甲车的隆隆声被雨声淹没了。一位身穿特种部队军官制服的青年军官从一辆装甲车上下来，走进特别警察临时协调指挥部的楼房。
“情况非常紧急。”辉中校神色紧张地告诉我说：“我必须马上把犯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是否要把他们送往志和监狱？”我问道。
“不，那里更不安全。我们去隆成营！”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因为隆成营是直接负责防止军事冲突的特种部队的秘密训练营地，对军方和外界一直严格保密。隆成营训练营地的长官黎光松上校是吴庭儒的亲信将领，领导着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最先进武器装备的一支实力强大的特种部队。如果不是由于不得已，我相信吴庭儒是不会决定把犯人送到那里去的。
被秘密转移到隆成营去的犯人，除了四名尼姑以外，还有《善意报》的编辑范廷康、嘉定省议员杜光文和一名陆军电台的女报务员。所有这些犯人都戴着手铐，眼上蒙着黑布，被头戴白色头盔的特种部队士兵押上了停在门外的装甲车。
望着装甲车队消失在雨幕里，我心中第一次怀疑起一直得到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方支持的吴庭艳总统政府的稳固性和控制局势的能力。
第二天早晨，我听到协调指挥部遭到袭击的消息，吴庭儒下令警察实行戒严，封锁所有的路口，顿时西贡市的空气紧张起来，似乎随时都要爆发战争。
科奈恩上校来到了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驻地，与理查森先生秘密商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决定派我以特种部队训练顾问的身份去隆成营，调查那里的武器装备情况及那七名犯人的行踪。
“你认识黎光松上校。”理查森先生对我说：“我将通知他，你到那里去是为了使美国及时对发生的一切作出迅速的反应，这样他们是欢迎的。至于吴庭儒那里，我想很好解决。”
我知道理查森先生与吴庭儒及他美丽的妻子之间的特殊关系。许多被执拗的吴庭艳总统断然拒绝的事情，就是通过吴庭儒瞬间得到了圆满的解决。理查森先生，与瑙尔汀大使一样，是吴氏家族的密友，深深懂得他们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从来不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总是对他们提出建议而不是命令，因此不管吴庭艳还是吴庭儒夫妇都是乐于听从的。
果然，吴庭儒几乎未经思索便同意我到隆成营去，并且为我此行提供了各种方便。
1963年7月5日，我在辉中校的陪同下，于下午四时左右来到了位于西贡以北约三十五公里、与阮文绍上校指挥的第五师相交的隆成营秘密基地。
隆成营的营地面积很大，戒备很极为森严，每个路口都有装甲车和全副武装、头戴白盔身穿武装服的特种部队士兵把；士兵们有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最先进的杀伤力很强的自动武器及通讯设备，严密地盘查通过路口的每一辆车辆。道路两侧设有许多混凝土筑成的工事，显然是作为防御用的；工事与工事之间拉着铁丝网，并设有壕沟；路卡以外的地带埋着自动地雷，最近的一个战略村距离隆成营也有八公里远。
尽管关卡的军官认识辉中校，还是非常仔细地检查了他的通行证，并在最后一个路卡换成红色验证牌。辉中校告诉我，即使吴庭儒到这里来，也需要经过同样的检查。
在前往营地指挥部的沿途，我们见到正在烈日下进行训练的特种部队的士兵和坦克。
距离指挥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军用机场，那里停放着三架T28型战斗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