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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阻碍农业生产、滥用民力的官吏，刘启高举法律之剑，坚决打击，毫不手软。公元前142年4月，他下了一道诏书：“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无）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徭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蓄）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这道诏书以法律依据，制定严格的制度，确保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公元前141年正月，他又一次下诏强调农业天下之本的地位：“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鼓励百姓多种树，多发展农业生产，对官员违背农时、强逼百姓采集黄金珠玉者，要按偷盗罪论处，享受两千石俸禄的高官，如果听任下属任意妄为，要按同样的罪进行处理，可见他保护、发展农业的决心和意志。
西汉朝廷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子孙不得为官仕吏，商人的日子过得很憋屈，全社会看不起商人。到了刘启一朝，经商的人多起来，刘启对这一舍本逐末的现象非常不满，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抑制。
面对以谷酤酒者增多的现象，朝廷及时出台禁止政策，减少粮食的消耗；遇到旱灾、蝗灾、水灾、地震灾荒之年，粮食歉收，朝廷颁布全国节约用粮的诏令，严禁以粟喂马，严禁用马舂米，严禁不到收获时节就把口粮吃完。减少驻京的列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国去。因为重视农业生产，米价连年下跌，社会稳定，百姓富足，积蓄日增，府库充实。
二、实行削藩，平定叛乱。汉高祖接受秦朝灭亡教训，分封刘氏宗亲为王，享有治民、治军、任命官吏权利，同时享有征收租税、开采矿山和渔盐之利。这些诸侯王拥有大片土地，逐渐萌生不轨之心，对朝廷构成极大威胁。
御史大夫晁错以敏锐的观察力发现这个问题，及时提出削藩的主张，根据各诸侯王的不法行为，先后削掉赵国常山郡、胶西国六个县和楚国东海郡。吴王刘濞本来与刘启有杀子之仇，接到朝廷削夺会稽、豫章两郡诏书，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联合赵国、楚国、胶西国、济南国、菑川国和胶东国，发动了有名的七国叛乱。
七个诸侯国实力强大，气势汹汹，一时间吓住刘启。为让反叛的诸侯退兵，他错听谗言，把晁错押赴市曹腰斩。谁知诸侯不但不退兵，反而认为他昏庸无能，刘濞干脆宣称自己为“东帝”。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上当，不再问计别人，愤然而起，决心亲自指挥平叛。
在国家处于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刘启果断启用大将周亚夫，统领三十六路大军讨贼。周亚夫是有名的战将，先是采取“深沟高垒，不与敌战”的策略，另派骑兵断绝叛军粮道，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彻底镇压叛乱。
三、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公元前156年，刘启下令将田租减掉一半，从原来的十五税一降到三十税一，成为西汉定制，终汉之世，不加改变。次年，他废除秦朝男子十七岁服役制度，改为“男子二十始得傅”，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时间，是减轻徭役的重要措施，对于刺激生产积极性起到重要作用。
法律是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秦王朝严刑峻法、暴虐民众遭到极大反抗，汉王朝在继承秦朝法律的基础上，注意约法省刑，缓和矛盾。公元前167年，太仓令淳于意给上司的妻子看病，没有看好，结果被判处肉刑，小女儿缇萦跟着父亲一起到长安，拜见皇帝，替父伸冤。文帝为她的孝心所打动，亲自询问案情，不仅赦免淳于意，而且废除野蛮残酷的肉刑，其中黥刑改充苦工，罚为城旦舂，劓刑改作笞三百，刖刑改作笞五百。但在执行过程中，犯人往往受刑不过而死亡，文帝的德政有其名而无其实。为改变这个局面，刘启于公元前156年下令改笞刑五百为三百，改笞刑三百为二百；于公元前144年，制定新箠令：“笞者，箠长五尺（115。5厘米），其本大一寸（2。31厘米），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新箠令实行之后，犯人被打死的情况得以杜绝。
刘启认为，执法必须严格，但执法应该审慎，只要达到禁暴止邪目的即可。公元前145年九月，他下了一道很有名的诏书：“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对执法过程中不奉法令，随意判案，致使刑狱不公，都要重新复议。
公元前143年正月，为减少执法过程中不奉法令、徇私枉法、朋党比周和草菅人命，朝廷进一步规定：“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犯人不服判决，可向上一级上诉，直至廷尉府。在鼓励不服者上诉的同时，加强对审判官吏的约束。
针对弱势群体，刘启本着保护的原则，颁布诏书：“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规定年纪在八十岁以上的老者、八岁以下的幼童、怀孕哺乳、盲瞽和侏儒等特殊群体犯罪，被捕时不上桎梏刑具，体现了一定的人道主义。
约法省刑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老百姓日常生活，体现社会进步，是文景之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削弱王侯，打击豪强。刘启平定叛乱，挟得胜之威，采取一系列削弱诸侯国势力的措施，强化中央集权。首先封皇子为王，包括平叛之前所封的，一共十四位，他们分别是长皇子临江王刘荣、二皇子河间王刘德、三皇子临江王刘阏于、四皇子鲁王刘余、五皇子江都王刘非、六皇子长沙王刘发、七皇子赵王刘彭祖、八皇子胶西王刘端、九皇子中山王刘胜、十皇子刘彻为胶东王、十一皇子广川王刘越、十二皇子胶东王刘寄、十三皇子清河王刘乘和十四皇子常山王刘舜。尽管皇长子刘荣被迫自缢，三皇子刘阏于半途夭折，十皇子刘彻被立为太子，但仍收到以亲易疏之效。
其次，下诏明确规定：“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和诸官长丞，皆损其员。”剥夺诸侯王的治权，减损其官吏队伍，把任免权收归中央。
通过名目繁多的削藩方式，王国越来越多，土地越来越少，力量越来越小。对于离心离德的侯国，刘启以叛乱罪、谋杀罪和伤害罪等罪名，削减六七十个侯国，将其收归朝廷，强化中央集权。
文帝采取“驰山泽之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但崛起一批地方豪强之族，他们雄张闾里，武断乡曲，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甚至欺压官府，连两千石的官员都拿他们没办法。面对这些不安定因素，刘启任用郅都、宁成和周阳由等干吏，对于济南郡的玻稀⒔粗涞耐趺希扇⊙允侄危峋稣蜓梗鸬缴币毁影俚男Ч共环ê狼俊⒒适易谇住⒐僭比巳斯衫酢Ｍ鼻ㄡ愫狼康焦刂醒袅辏源锏角勘救跄┑哪康摹�
五、发展文教，略修礼仪。庐江人文翁从小勤奋好学，通晓春秋，在刘启统治后期，担任蜀郡太守，节衣缩食，减少开支，攒下钱兴办官学，一部分用于修建石室。一部分用于学子们的开支，一部分用来购买笔墨砚、裁书刀、蜀布和其它学习用具。
对于郡中那些品学兼优的读书人，文翁把兴学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一方面大力提拔，把他们提拔到郡中重要位置；一方面从他们中间挑选出十八个人，送到京都，受业于博士，研习道家、儒学、法学、墨家、兵家经典，培养名师。在这十八个人中间，名气比较大的当属张叔和盛览二人。
文翁经常把一些学问好的青少年选在自己的身边，培养他们关心民间疾苦的理念，增强他们实干的能力，每次到各县巡查时，总是从他们当中选一些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学员一起去，让他们宣传朝廷制度、国家法令以及皇上恩泽。这些优秀学员在官府中频繁出入，在文翁的身边如影随形，倍受尊重，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人们抢着把子弟送到石室，有钱人不惜花大钱，通过各种人际关系，把子弟送进石室学习。一时间，蜀地的民风得到极大改善，尊重读书人，争做读书人蔚然成风，与文明的齐鲁大地相互媲美，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刘启即位之初，亲自改革宗庙乐舞，如他改“武德”之舞为“昭德”之舞，以尊文帝之庙；礼官大夫建议在中央郡国设立皇室宗庙，得到他的许可。他任命礼官大夫徐生的儿子徐延、孙徐襄为礼官大夫，负责礼仪事务，下诏保存礼仪之书
六、南抚劲越，北和强胡。公元前154年正月20日，七国之乱爆发，吴王刘濞约请南越国起兵，赵佗不为所动，刘启始终未下诏谴责他。南越国尊奉汉朝，常常派使者朝贡。而汉朝的铁制农具及兵器，输往南越国，改善岭南社会生产的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