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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次建极殿朔日朝会上宣布的第三件事请，就是对直隶总督南居益的任命。
南居益在任福建巡抚的时候，曾经督率水师船队，在澎湖一带大战荷兰人的舰队，并且取得了胜利，使得荷兰人不仅不敢再骚扰福建沿海，而且狼狈撤离了澎湖列岛，最后逃往大员而去。
可以说，南居益算得上此时整个大明朝上下的督抚大臣之中，对于海外形势，特别是对于海军的重要性，比较有认识的一个人了。
这也是崇祯皇帝自从让南居益起复之后，一再提拔重用他的根本原因。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下令撤销了天津巡抚这个职务设置，以前兵部左侍郎、现任天津巡抚梁廷栋，接任南居益的直隶总督职务，并且下旨将直隶总督驻地由通州迁往天津城。
天津三卫在卫所改制之后，全部改为了州县，而一个天津巡抚，实际上也就管理着几个县以及沿海的防务，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
崇祯皇帝也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将梁廷栋升为了直隶总督，然后撤销了天津巡抚之设，将天津降格为府，由原来担任天津兵备道的沈廷扬兼任天津知府。
沈廷扬奉命出任天津兵备道并专职督办大沽口造船厂事务之后，就开始在天津沿海大沽口辟地设厂，招募船工民壮，倾力修造船坞。
这一次，沈廷扬带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使者以及招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工技师，从巴达维亚回来之后，先是带着范德烈、毕德诺等人到了京师，与理藩院交接。
紧接着，就又请了旨意，马不停蹄地赶回天津造船厂，带着一帮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工，以及他一路上从闽浙沿海、广东等地招揽的大明船工，将那一艘价值十万两崇祯银圆、而且刚刚从巴达维亚带回来的“加利恩号”远洋夹板船，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翻了个底朝天，将其中每一层甲板、每一个船舱，每一个舰炮舷窗，包括每一根桅杆，每一节龙骨，甚至是每一个铆钉，都标记得清清楚楚。
然后，在荷兰船工们的瞠目结舌之下，沈廷扬更是下令，将这一艘花费重金购入的庞然大物“加利恩号”，一层层、一根根、一块块地拆了个稀碎。
等到二月底的时候，这艘远道而来的“加利恩号”，就只剩下一根巨大的龙骨，停留在大沽口皇家船厂的新建船坞里面了。
这些情况，崇祯皇帝从锦衣卫和东厂的密报之中了解得一清二楚。
不过，即便是没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密报，崇祯皇帝对沈廷扬的做法也心中有数。
因为正是他自己，让沈廷扬这么做的。
花费了重金以及做出了许多让步和利益交换才求购得到的这艘远洋夹板船，当然不能只是让它当作一艘未来的海军战船来使用，而是要让它成为一艘母船，作为一个模板，为大明朝未来的海军生产出数十艘甚至是数百艘同一级别的远洋战船。
让沈廷扬这个天津大沽口造船厂的总办，担任天津兵备道的同时，再兼任天津知府，就是为了让他拥有更大的权限，全力以赴招募船工、民夫，照着拆解和恢复“加利恩号”获得的全部式样、尺寸和造法，仿造出同样大小和性能的远洋夹板船来。
不是崇祯皇帝看不上大明朝自己的福船技术，实在是永乐年间的造船技术和大工，保留下来的太少。
如今大明朝各方水师船队之中的福船，不管是大小也好，性能也好，都远逊于永乐、宣德年间的水平。
当然，即便是恢复到了永乐到宣德年间的福船设计建造水平，福船的设计本身也已经不太适合十七世纪的这个时代了。
大明朝的封舟选择福船的样式，看中的是他的高大、威武、气派和华丽，因为大型的福船就像是一座海上移动的城堡一样壮观。
这个海上城堡拥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可以承载的军队数量很大，装载的火炮也很多，可以带上大量的补给物资，航行的时间很长，等等。
但是他有一个明显的不足，那就是它宽大的船身、非流线型的设计，使得它的航速很难快得起来。
虽然都是风帆战船，但是与同样的风力气象条件下，福船的速度可就没法跟荷兰人专门从事远洋航运的夹板船相比了。
第七八一章 孰忠孰奸（）
崇祯皇帝在三月一日的建极殿朔日朝会上决定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他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击退建虏进攻之后的收尾问题。
漠南也好，河套也好，以及陈继盛、孔有德等人占领了的豆满江以南和以东的土地也好，打下来了，就要尽快纳入版图，尽快派出文官武将去驻守。
招降纳叛也好，招收移民垦荒也好，总之要尽快将新占领或者说新恢复的土地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这件事情，皇帝通过眼下的军机处、兵部和五军都督府来做，完全不允许内阁、都察院以及六科廊插手或者议论。
崇祯皇帝把它拿到朔日举行的建极殿朝会之上，也只是当众公布一下子，走个过场而已。
在这份当中公布的，一系列总兵和镇守使的安排之中，新晋安远伯曹文诏及其武烈营，被调离了热河堡。
接替曹文诏镇守热河堡乃至蓟镇边外广大领土的人物，是蓟镇总兵官尤世威。
尤世威与马世龙一样，都是孙承宗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大将，这一次带着蓟镇的大军，跟着孙承宗出征塞北，一直都是作为孙承宗的中军使用。
因为蓟镇边军的主力原本都是步兵，所以在往西追击豪格镶黄旗大军的时候，他们也就没有派上用场。
也因此，一直跟在孙承宗身边处理各种繁琐营务的蓟镇总兵官尤世威，也就没有能够立下显赫的战功。
不过即便如此，崇祯皇帝让他移镇热河堡，也不是让他去当比一个边镇总兵官职级要低上一级的镇守使。
而是借此机会，正式改蓟州镇为热河镇，让尤世威带着整个蓟镇军队彻底移镇到边外去。
崇祯皇帝也在这一次的安排之中，将人口、耕地和城池数量已经上了一点规模的热河镇守府，撤销掉了镇守府的建制，直接比照内地设立了三司衙门。
新设的热河三司，即是热河承宣布政使司、热河都指挥使司、热河按察使司，自然一切都是按照内地行省的建制来布置了。
尤世威带着蓟州镇的营兵移镇热河堡之后，自是继续担任热河镇的总兵官。
而原本居于其下、受其节制的三屯营总兵官王世钦，则被任命为了热河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使一职。
此前已经移镇边外，分得了大量土地的三屯营将士，也由营改卫，仍由原任总兵官王世钦统带。
热河堡、八里罕、宁城堡，以及西到多伦部、北到喀喇沁、东到辽东镇之间，这两年陆续涌向出来的大量军屯、民屯，也统一纳入到了热河都指挥使司的管理之中。
与此同时，那位在朝堂之上劝谏崇祯皇帝不要讲惩处晋商扩大化的吏部右侍郎孙居相，则被外任为新设的热河布政使一职。
布政使虽然品秩很高，但是从京官吏部右侍郎这样的关键岗位，被调到新设的热河布政司，去当一个根本没有多少百姓和民政事务可以管理的布政使，任谁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明升暗降的招法。
不过孙居相本人在朝堂之上当场聆听了对他的这个“升迁”安排之后，但是诚心诚意地领了旨谢了恩。
因为自从在朝堂之上没有沉得住气，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贾继春等人当面互相指责对方为朋党之后，他的心里就始终忐忑不安，担心什么时候，崇祯皇帝会找个什么借口罢免了自己。
毕竟他提出的建议不仅没有被皇帝所采纳，而且事情的发展远比他当初预料的还要严重。
虽然蒲州张氏和王氏多数人保住了性命，但其他四十多人被判处凌迟，而一百多人被判处绞立决，还是让他的心中大为后怕。
若是崇祯皇帝或者说只是锦衣卫想要收拾他，那么同样是农商出身的老孙家，只需要其中任何一个人屈打成招，就会被狠狠地牵连进去。
万幸皇帝不愿意在朝中看见党争，不愿意将西党这个罪名坐实，否则的话，以贾继春、王国兴等人之间的“勾结”，老孙家很可能就在皇帝的一年之间就万劫不复了。
因此，自从那次朝议之上与贾继春撕破脸之后，孙居相的心中留一直不平静。
如今亲耳听到皇帝对自己的“处罚”公布于众，而这个处罚还是一个相对体面的“处罚”，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与次相应的是，在平定西南战事之中立下了功劳，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的川东兵备徐如珂，则在这一次报请人事安排的时候，被兵部和吏部一起推荐了上来。
在水西之乱平定之后不久，徐如珂、李仙品、刘可训这几个四川云贵军队的兵备道和监军副使们，就被朱燮元以及继任的南京兵部尚书武之望推荐了上来。
但是随后不久，北方战事紧张，皇帝和朝廷封赏了西南几个领兵大将之外，对于这几个督军参战文官的重新任用，始终没有提上日程。
这一次，自然被京师的兵部和吏部重新提了出来。
于是，徐如珂因为搭档定彝伯侯良柱立下了平定水西之乱的功劳，由川东兵备直接调任新设的热河按察使司的首任提刑按察使。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在这个新设的热河三司之上安排了一个统管军政事务的热河巡抚。
这个热河巡抚的人选，崇祯皇帝十分出人意料地越级提拔了大同知府马士英，让这个在坚守大同之战中表现可圈可点的大同知府挂了一个都察院佥都御史的名头，一跃而进入了地方封疆大吏的行列。
后世清修的明史将马士英列入了奸臣传，但是这个人的一生却也是传奇的一生。
忠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