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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官府的田赋丁税徭役又一律折银收取，老实种地的老百姓们必须卖掉粮食换银子才能如期缴纳税银，这样一来，农民们的生活也就变得更加困苦了。
更可恶的是，一条鞭法推行开来之后，百姓上交税银的火耗问题，随即“明目张胆”“理直气壮”地泛滥开来。
地方官吏开始打着征收火耗的名义不断加收多收，很多地方农民上交的火耗银，都要超过田赋丁税合计的税银本身了。
久而久之，原本作为粮食主产地的江南地区，种地的农民们也都开始改种桑、麻、棉、茶、药等经济作物，因为这个东西，比单纯种植粮食值钱。
因此，一条鞭法通行几十年之后，不仅大明朝的银荒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同时还又出现了愈演愈烈也更加危险的粮荒问题。
所以说到底，明末的粮荒问题，固然有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官绅阶层却又不纳税的问题，但是与一条鞭法通行之下，农民们种植粮食的愿望下降，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明末的银荒是相对的话，那么明末的粮荒就是绝对的了。
银荒的问题，还可以通过铸造含银八成甚至七成的崇祯银元，来逐渐缓解。
但是粮荒的问题，若是不能从税制这个根本上来解决，那么就会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光是依靠从南洋购买粮食或者推广高产作物，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所以，要解决明末粮荒的问题，不仅需要让军队打下更多的土地，分给大明朝没有土地的流民耕种，需要进一步推广高产的农作物，让粮食的产量有所提高，而且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从税制的根子上想办法。
而如今这位崇祯皇帝把这个道理讲给了直隶总督南居益之后，很快就取得了南居益的支持。
事实上，对于北方这些地主阶层出身的传统士大夫们来说，朝廷将田赋改为征收银子，对他们本身来说也是不利的。
毕竟只要拥有土地，粮食只要种了就能有，要多少有多少，可是银子就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了。
因为银子更多地掌握在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手中。
在依靠耕读传家的传统士大夫眼里，原来的四民之末，商人阶层，正是一条鞭法最大的受益者。
这也是当初张居正在全天下奋力推行一条鞭法，却遭到普遍反对的原因之一。
崇祯皇帝让南居益在北直隶推行的税收改制，很简单，就是打着体恤生民辛苦的名义免除丁税，只收田赋，而且百姓的田赋，也是一切都拿粮食来说话。
不管是整个北直隶陆续安置屯垦的百万流民也好，还是卫所改制之后重新获得土地的军户也好，又或者是勋贵豪门、官绅世家也好，从崇祯二年夏秋两税征收的时候起，北直隶各个府县一律免除丁银，田赋也由原来的纳银改为纳粮。
具体到每一亩地，到底是征收五斗还是征收一石，当然用不着崇祯皇帝自己来头疼，这个问题自然是交给南居益及其直隶总督府根据如今北直隶的亩产去计算征收的标准了。
但是崇祯皇帝却给他明确了一个大的原则，那就是但凡种植番薯、土豆、玉米这些新型农作物的，一律十税一，而但凡是种植稻米、小麦、高粱和小米这些传统的农作物，则一概都是十税二。
这就等于是变相地鼓励北直隶各府县的老百姓们去种植更加高产的粗粮了。
大明朝对于宗室庄田，对于公侯伯勋贵世家以及各级官员士绅们，都有减免田赋税银的优惠额度，崇祯皇帝让南居益在北直隶的试验，当然没有触碰这个东西。
不过京畿之地的宗室庄田，如今已经不存在了，而去岁在京师大杀一批勋贵世家之后，京师勋贵们的庄田数量不仅大为减少，而且大多数都开始转向工商业了，不管是交税银还是交粮食，在如今的京营和近卫军的虎视眈眈之下，也没有谁敢于站出来反对。
也因此，六月以来，北直隶各州府的夏税征收非常顺利，分到了土地的老百姓们，手里虽然仍然没有什么银子，但是收获的粮食可是不少。
如今北直隶各级府库仓储直接征收粮食，而不是收银子，老百姓们再也不需要在夏秋两季粮食收获的季节，低价卖粮换银子完税了。
尤其不需要再额外缴纳之前异常坑爹的所谓火耗了，所以纳粮的积极性前所未有的高涨。
丁税免除了，田赋也不收银子了，直隶总督府今年收上来的田赋折算之后，整个夏税的收入当然是减少了，但是当崇祯皇帝拿到直隶总督府的奏报之后，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银子当然是越多越好，如今这位崇祯皇帝当然也还很缺银子，不过他再怎么缺银子，也不差这十来万银元的缺口。
最最重要的是，装满了京畿之地各州府县粮仓的大量粮食，却不是多收个十几万的银元所能够相比的。
第五零八章 太仓银储（）
六月十五日，建极殿中的望日朝会结束之后，内阁首辅李国鐠带着阁臣徐光启以及户部尚书毕自严，来到了内阁向皇帝奏事的固定地点文华殿中，向崇祯皇帝详细禀报了夏税征收的进展，以及如今朝廷的财政情况。
如今户部的收入，虽然大头依然要靠天下各省每年解送的夏秋两税，但是随着运河的疏通，以及其他地方钞关的撤销，户部七大钞关在运河上的收入正在逐月增加。
同时，朝廷又有了新增的五个通商口岸的关税收入、沿边几处榷场的收入，以及京畿之地各种工厂矿场的税收，再加上户部三处铸币厂以崇祯银元回收兑换散碎银子获得的差额。这么算下来，北直隶因为减免丁税和改银为粮造成的税银流失，也就算不上什么问题了。
再说了，如今经过了两年多的连续积累，户部太仓银库里的存银数量，也已经达到了一个多年来未曾达到过的水平。
天启七年底补发的九边饷银，是崇祯皇帝从搞掉了阉党之后抄没上来的银子中出的军饷。
崇祯元年全年、崇祯二年上半年的九边军饷、募民屯垦等军事开支，也全都是从崇祯皇帝抄没阉党、整顿盐务、收拾两京勋贵的收获之中支付的。
包括崇祯元年里给所有在职官员涨过的那一次俸禄，上涨的部分，也是由崇祯皇帝抄没到内承运库里的银子补贴的。
所以，这两年来户部太仓进的多，出的少，太仓银库里面的存银量，自然是大为改观，再也不是空空如也、饿死老鼠的情况了。
而且太仓银库里出来的银子，除了官员的俸禄之外，基本上也都是换成了粮食，贮藏在了通州的户部仓场之中。
所以到了崇祯二年的六月征收夏税的时候，内阁和户部的大臣们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锱铢必较、患得患失了。
特别是北直隶，历年来上缴的税银也都没有多。
北直隶这么大个地方，这么多的府县，过去每年执行一条鞭法上缴的夏秋两季税银，也不过是六七十万两而已，即便是加上辽事兴起之后加派的辽饷，每年解送户部太仓的税银，也从来没有超过一百万两。
想想看，整个北直隶，包括顺天府、永平府、河间府、保定府、真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八个府，下属一堆直隶州七八十个县，一年累计上缴的税银，还不到一百万两银子。
就这点可怜的税银，甚至都比不上皇帝随随便便抄一次家收获的银子多呢。
就是一年的税银全免了，对于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要想找回来也很容易，不过是再去找出来一个通敌卖国的富商，抄了他的家产罢了。
而类似这样的富商，在崇祯皇帝列出来的抄家名单上，可是还有着一大串儿呢。
比如介休的范家，以及与介休范氏一起在张家口、独石口、杀胡口等沿边关口经营商贸起家的那些大商号，随便抄上一家，都抵得上北直隶全年的税收了。
崇祯皇帝之所以还没有对这些叛国通虏的奸商们下手，不过是手中暂时还不是十分紧缺银子罢了。
等到从南北两京勋贵之中抄没变现的银子支出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就是将他们抄家灭族一网打尽的时候。
从李国鐠、毕自严的汇报之中得知，户部太仓银库之中的存银已经超过了一千二百万两，下步夏税全部解送到位之后，户部太仓存银有望突破一千五百万两，崇祯皇帝也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内阁首辅李国鐠、阁臣徐光启，以及前来禀报这个情况的户部尚书毕自严也都是神情喜悦，一脸轻松。
朝廷的财政状况明显地有所好转，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崇祯皇帝听了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奏报，心中高兴，立刻毫不吝啬地表扬了毕自严以及内阁首辅李国鐠一番，对他们说道：“朕曾听人说，银子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银子却是万万不能的。此话虽然粗俗，但是其中的道理，却是无法辩驳的。尤其是户部太仓银库，关乎朝廷生计，没有银子更是万万不能的。
“如今朝廷开源节流之下，太仓银储日渐丰厚，此皆卿等功劳也，朕心甚慰！”
内阁首辅李国鐠见皇帝高兴，自己的心里也是轻松许多，眼前这个皇帝虽然年轻，但是即位以来的种种手段，却让他这个宦海浮沉多年的重臣越来越看不透，越来越觉得深不可测了。
自己的首辅位置看似稳固无比，但实际上完全就在眼前这个皇帝的一念之间。
论资历，自己不如孙承宗，甚至不如眼前的这个徐光启。
论经历，自己又不如曾是巡抚出身，如今又亲任督师，并且还在山西剿贼前线不断取得大捷的李邦华。
包括如今的直隶总督南居益，其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这段时间以来也是扶摇直上，早晚也是入阁辅政的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