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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一下北方的饥荒，同时也使得饥民的叛乱范围小一点，烈度能低一点。
想到这些，朱大明对徐光启说道：“徐爱卿献上这三样作物，在朕看来，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朕打算在天下推广种植，凡是山地、坡地、旱地、盐碱地，皆可种植这三样作物。今后吏部考评选拔官员，也要把这三样高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作为一项内容。”
徐光启听了这话，当然高兴，有一种得遇知音的感受，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却说道：“陛下，此等作物，虽然高产，且极易种植存活，但眼下臣培育出来的良种尚不多。
“臣建议明年春，陛下可先在京畿附近划出一块田庄种植，到了秋季，此物两种则数十倍于当前，到了后年即可在直隶、九边，乃至陕西、山西等地逐渐推广种植。”
朱大明也知道这种事情不能急，但是到了崇祯元年以后，整个天下就开始乱了，由不得朱大明不急啊。
徐光启看朱大明沉吟不语，接着说道：“陛下，此物在闽南、粤北等地，已经种植多年，朝廷或许可以去文福建、广东等地州府，由其进献良种，若能在北地种植成功，也算是多了一条推广的法子。”
既然没有别的办法，朱大明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请徐光启尽快起草一个折子，把请求试种和推广种植玉米、土豆和甘薯的事情写清楚，然后转发天下
说到这里，朱大明又说道：“徐爱卿既然认为培育良种至关重要，朕想，不如就在京畿周边的通州，开设一个农事院，专门安顿这几年来跟随爱卿在天津试验的人才，同时招募更多的人手，在为朝廷培育良种的同时，担起推广土豆、玉米和地瓜种植的职责。
“至于开办农事院的银子，朕的内库每年拿出十万两，然后朕再责令户部每年拨付十万两，供卿等研究使用。”
至于执掌农事院的人选，目前只能是徐光启来亲自兼任了。
还有一个合适人选，那就是写出《农政全书》的宋应星，但是这个人，目前还在江南游学，要到了明年的时候才会来北京参加会试，到时候朱大明当然会留下他，但是现在，他还不想过多介入这些人的成长过程。
徐光启听了皇帝的想法，当即领旨谢恩，这也是他多年的梦想，如今皇帝给了施展平生抱负的广阔舞台，还有什么理由不尽力而为呢。
见完皇帝的第二天，徐光启与内阁阁臣以及礼部的官员们见了个面，然后就在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陪同下，到了顺天府衙，与新任顺天府尹杨鹤见了面。
再然后，就是在杨鹤等人的陪同下，马不停蹄地赶赴通州，按照皇帝的想法，找到杨应乾，要来一处原本拨给军屯司用来募民屯田的田庄，算是敲定了农事院的地址，连着忙了几，天总算是安顿下来，开始布置和办理皇帝交办的劝农任务。
当然了，作为礼部尚书的徐光启，不可能在农事院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考虑到古代劝农的职责，本来也归属在礼部，只要作为礼部尚书的徐光启重视，至于具体谁来管对朱大明来说并不重要。
好在徐光启也有一群追随者和助手要安排，其中也有不少优秀的农业专家，比如徐光启的儿子徐骥，孙子徐尔默等，在搞八股文上都不行，后来走的都是杂学的路子，作为徐光启的助手，在算学、物理以及农学上，也算是做出了一些成就，如今这些从天津带来的人，也都被安排在了通州的农事院，算是有了个不错的归宿。
第四十三章 盐官盐商（）
接下来的两天，领旨负责整顿盐务的钦差巡盐御史鹿善继，通过锦衣卫传回来了第一封密折。
鹿善继一行人虽然最终是前往两淮、两浙方向去的，但如今天下盐务都归他管，路经河北沧州的长芦盐运使司衙门，自然没有过而不入的道理。
长芦盐运司负责河北、天津，直至与山东半岛接壤的全部沿海盐场，与南方沿海的所有盐场一样，以盛产优质海盐著称。
其中最大的一个盐场，就是位于天津的塘沽盐场，后世年产海盐百万吨，即使在明代产量低，也达到了年产海盐五百万斤的规模，如今供应大明北方的食盐，就是以长芦盐场为主。
长芦盐运使司，最早是洪武年间设立，当时的治所设在天津，后来到了永乐年间，治所又迁到了河北沧州的长芦镇。
鹿善继一行出了北京，就绕过天津，直奔长芦盐运司辖内、沿着渤海海岸分布的汉沽、塘沽、长芦、大清河等地盐场，微服走访滩户灶户了解盐务的实情。
鹿善继对皇帝的心思很了解，所以巡查盐务的目的，主要就是除旧立新，为重新施行开中制，扫清一切人事和制度障碍，说白了还是杀贪官、抄脏银的套路，只不过要在这个过程中把新的规矩立起来罢了。
盐运司的官，不管在哪朝哪代都是肥缺，朝廷厉行开中制的时候，盐场官办，盐运司衙门的人可以监守自盗，要么通过盘剥盐场灶户，比如克扣盐场灶户的工钱、截留盐场上交的食盐，要么通过收取盐商的贿赂，吃盐商的回扣等途径，损公肥私发家致富。
开中制废除后，这些人则通过超额收取盐场盐税，压榨各地盐场获取收入。
至于每年上交的盐税，过去是给户部，后来则是交到内库，沿海从北往南七个盐运使司衙门，每年上交的盐税银子却不到二十万两。
与此同时，天下盐价居高不下，结果是皇帝背着贪财的黑锅，而这些盐官们却捞着大量的实惠。这就是盐务的现状。
鹿善继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也不是要把那些已经转归民营的盐场重新收归官办，毕竟要把所有盐场收归官办，也需要大量的银子来赎买，这是朱大明目前做不到的。
当然了，若是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直接颁布一道圣旨，将天下盐场全部强行收为官办，估计也能推行下去，但是这么干的话，引起的反弹可就大了，皇帝的名声也就全完了。
而鹿善继建议的办法则是掌握食盐，只要食盐专卖的制度立起来了，执行好了，至于盐场到底是官办还是民营，可以留待以后再说。
而要掌握食盐，把食盐专卖的制度立起来，就必须以官方定价，收购所有盐场出产的食盐，由朝廷设置的盐运司衙门统一批发给各地的盐商，不许盐场直接卖给盐商。
对盐商则采取许可制，通过发放执照来征收盐税，通过给予盐引来调控配额。
这样一来，盐商想要拿到较大数量配额的食盐，就只能听从朝廷的招呼，或者以相对高价直接购买，或者以运粮到九边换取可以免征盐税的盐引，如此一来开中制就能够继续推行了。
而且朝廷统一收购的食盐，也可以通过批发给相应地区中小盐商零售的方式，调控市场上的盐价，不至于让老百姓吃不上盐。
这样的政策，当然有疏漏之处，对盐场和盐商可能也不公平，但是朱大明如今考虑的，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通过食盐专卖制度，让盐场和盐商能够更好地为朝廷所用的问题。
事实上，开中制并不是明朝的时候才有的，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广泛施行了，宋太宗赵光义的时候，为了鼓励商人运粮到西北边境，就开始施行盐引制度，商人将若干粮草运至边关，可以得到一张盐引，凭借这张盐引到指定盐场，可以领取一引盐，然后凭引贩卖获利。没有盐引，那就是私盐，而贩私盐在历代都是重罪。
这个制度到了宋仁宗的时候，有了改变，商人可以直接花钱向朝廷购买盐引，但是此时的盐引不是领盐的凭证，而是购盐的凭证，有了盐引才可以购买和销售食盐。
这个时期，盐引成了商人经营盐业的凭证，通过购买盐引获得经营盐业的许可，而且在商人之间还可以相互转让。
到了明朝，一开始为了消弭北方边患，鼓励商人运粮到北部边境，采取的是宋太宗时的做法。
到了后来北元彻底衰落，朝廷对长城以外的异族采取羁縻政策，开中法随之被废，朝廷对待盐务就采取了宋仁宗时的做法，直接出售盐引，有了盐引才有运输和贩卖食盐的资格，朝廷则在出售盐引的同时，对盐场和盐商征收盐课，也就是盐税。
由于发售盐引已经收取了银子，所以朝廷定的盐税并不高，三十税一。
跟后世比，这个税率简直低到令人发指，就这样一些盐商还是不知足，勾结盐官、盐场一起偷税漏税。
最可恨的则是，万历后期盐引由户部发售改为内廷发售以后，滥发盐引的问题日益严重。
特别是到了天启年间，辽东边患越来越严重，发售的盐引原来越多、越来越低廉，而盐引的有效期也是越来越长了，有的甚至长达五十年。
这些做法属于典型的杀鸡取卵、寅吃卯粮，一点也不给后人留余地。
到了崇祯登极的时候，盐政问题已经集中难返，而崇祯又是个好面子的皇帝，对万历晚期以及天启年间超额超期发售的盐引一律采取默认态度，想提高盐税的额度，又屡遭朝臣之中利益集团的反对，结果白白看着大量盐税流失却毫无办法，最后终于财政破产，亡国亡身亡天下。
这一世，朱大明当然不会眼睁睁看着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对天启年间发售的盐引，凡是未兑现的，一概重新核对并更换新的盐引，凡是有效期限超过三年的一概按照三年计算，从此禁止发售超过期限超过三年的盐引。
鹿善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如今盐务问题的利益格局。
如今涉及盐务的有三方，一个是盐官，另一个是盐商，再一个就是盐场。
这三方之中，盐场处在被盘剥的地位，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盐场的盐户都是最苦的阶层，而盐官和盐商则相互勾结，一些大盐商更是富可敌国。
特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