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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听袁继咸接着说道：“神德洋洋，数百里土地人民於焉司命，愿十雨五风疆域内岁时永熙，造福黎庶，便是效灵社稷；明威赫赫，几千般机关巧诈到此何凭，看彰善谈恶幽冥中毫厘不爽，思量身后，应须检点生前。”
袁继咸说出来的，正是城隍大殿上的那幅楹联。
上联是向潞安城隍神祈祷风调雨顺，希望城隍神护佑潞安土地百姓，而下联则是劝解世人施恩行善，不要白费心机，一切皆有报应。
李邦华入住城隍庙之后，自然少不了游一游这个规模庞大的新设督师府，见到城隍大殿上的这幅对联之后，一时慨叹不已，此时就想着拿这幅对联来劝说沈王朱埕尧看清形势，乖乖就范。
此时听了袁继咸十分配合地念出这幅对联，李邦华叹了口气说道：“这幅楹联说的多好啊！明威赫赫，几千般机关巧诈到此何凭，看彰善谈恶幽冥中毫厘不爽，思量身后，应须检点生前！好一个机关巧诈到此何凭，好一个思量身后，应须检点生前！”
说完这句话，李邦华环视一周，最后把目光落在沈王朱埕尧和世子朱效镛身上，接着说道：“王爷，世子，如今天下纷乱，吾皇万岁宵衣旰食，锐意振作，所殚精竭虑者，无一不是为了中兴太祖高皇帝留下的江山社稷。
“沈王府贵为宗室亲藩，与大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今流贼入晋，荼毒百姓，王爷和世子又岂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现在，皇上钦命本官督师剿贼，正是山西诸藩为天子鞠躬尽瘁、分忧解难之时，沈王府安享富贵二百多年，此时更应甘当表率！王爷，世子，你们说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山西巡抚张晓、陕西巡抚洪承畴、延绥巡抚孙传庭，看着督师李邦华这番话说将出来，心底下也是叹服，果然是宰相之才，这番软硬适度的话说出来，就算你沈王有千般理由，你也没有办法张口拒绝。
因为思量身后，更应须检点生前。
朱效镛看着自己的父亲，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撤藩夺爵的事情，在前朝不是没有出现过，建文皇帝在位那几年就不说了，即便是大肆分封的洪武年间、永乐年间，撤藩夺爵也是常见的现象，洪熙、泰昌时间太短，也不去说它，除此之外的哪一朝没有过撤藩夺爵的情况？
每朝都有，但是像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这样，横下心来大杀勋贵，接连赐死宗室亲王的情况，也只有洪武年间的太祖皇帝这么做过。
朱效镛自认沈王府与福王、德王相比没有什么优势，虽然是一个祖宗，但二百多年以来，与如今天家的血缘早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若是沈王府拒绝了皇帝的旨意，皇帝又岂会对沈藩存有什么亲亲之情？
再者说了，一个无兵无权的藩王府第，又怎么敢拒绝当今皇帝的旨意呢？
正所谓，机关巧诈，到此何凭？！军机大臣李邦华督师入晋，首先来到了潞安，若是沈王府不给个满意答复，恐怕祸事很快就要降临。
这个时候，只见低垂着双目权衡良久的沈王朱埕尧，抬头说道：“李阁老说的有道理。皇上既然已有明旨，本王与当今天子自当休戚与共，同舟共济。我沈藩各支，也必不会坐视流贼荼毒山西。请李阁老，几位巡抚、总镇放心，陛下分派沈藩的银款粮草，旬日之内，沈藩各支宗室子弟定当筹办妥当，如数交割。”
既然事情无可挽回，当了几十年沈王的朱埕尧也知道该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场面话。
说完了这些，朱埕尧看了看李邦华等人，话头一转，接着说道：“不过，本王也希望李阁老说到做到。也请今日在场的诸位，给本王做一个见证，银三十万两，粮三十万石，交割完毕之后，请李阁老约束各路官军，莫来骚扰沈藩各支宗室。”
朱埕尧的想法也简单，既然躲不过去了，那干脆大方接旨，反正沈藩支系众多，这个数目看着挺大，摊派下去，各支承担的也就不多了。
而若是有的支系敢于哭穷不给或者抗旨不遵，那么自己也就有了理由上书皇帝推卸责任。
最重要的是，李邦华所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一个堂堂阁老给自己这个藩王苦口婆心说这么多话，说明这个问题在皇帝那里的确是事前有过交代，自己可以在这些文武官员面前不讲理，但是又如何敢于对如今这位登基不到两年，就杀得南北两京人头滚滚的皇帝蛮不讲理？
自己老了，死了之后当然是一了百了，但是沈藩这个藩王之爵，却不能断送在自己的手中，否则百年之后，如何去见烈祖烈宗？
难道到了地下，要对列祖列宗说是如今这位小皇帝勒索钱粮剿贼，自己不给，就因为这个断了沈藩的香火？
论理固然是这么个理，但这话却又如何说得出口？
就这样，思前想后，沈王朱埕尧总算是作出了这个决定。
而他的话一说出来，世子朱效镛也是暗自松了口气，他已经当了几十年的世子了，每天小心谨慎，为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继承沈王爵位，如今眼看着老沈王年近古稀，自己快要熬出了头，可别因为这点事情得罪了皇上，让自己就要到手的爵位，再一次变得遥遥无期。
见沈王朱埕尧领了圣旨，表明了态度，李邦华当然也是不为己甚，亲自搀扶着朱埕尧，将之一路送到了督师府的大门外，仿佛方才言辞之中包含的刀光剑影根本不存在一样。
对李邦华来说，沈王配合自己那当然是最好的结果，毕竟自己督师剿匪，事务繁重，不可能一天天地与沈王府斗智斗勇，浪费精力。
督师府的议事结束之后，张晓、洪承畴、孙传庭、王国梁领着自己的人马，离开了潞安府城，各回各的防地，督促麾下兵马，该守城的守城，该进剿的进剿，按照事先议定的计划分步实施去了。
就在众人临行之际，李邦华亲手将另外一道圣旨交给了张晓和孙传庭二人，嘱咐他们两人到了太原，去向晋王朱求桂传达圣旨，令其按旨捐饷捐粮不提。
第三五三章 青史之上（）
李邦华带着矿营和卢象升的天雄营坐镇潞安府，策划围剿窜晋流贼事宜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京师的紫禁城中也没有清闲下来。
对南京官场和几个侯伯勋贵世家进行整肃之后没过多久，随着浙西之乱的平定，崇祯皇帝的目光，很快就又重新转回到了开海这件事情上了。
自从开海通商在崇祯二年的元旦大朝会上被定为大明国策之后，南北两京的官场上都经历了一番严酷的斗争。
崇祯皇帝也趁着这个机会，通过督察院副都御史贾继春之手，将一部分党争恶习不改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朝堂，对这些人处置既快又狠，要么是抄家充军，比如给事中任澍、李友兰、霍化鹏，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钱谦益；要么是勒令致仕回籍，比如原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郑三俊；要么是断崖式的降职调任，比如张延登、惠世扬、钱士升等。
当然了，那部分吃饭砸锅、吃里扒外的南京勋贵，连充军流放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赐死了事。
崇祯皇帝的雷霆手段，彻底让南北两京的官员和勋贵们，见识到了皇帝开海通商的决心，朝野之间对于开海的议论辩驳，随之由公开转为地下，再也没有哪个官员或者勋贵上书反对开海了。
即便是崇祯皇帝之前一直着意提防着的郑芝龙，也一直没有动静。
按理说，登莱、南直、浙江、福建、广东这五个沿海地区，各开一个海港通商，对于郑家的海上垄断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即便是朝廷将闽海新开的港口设在他的防区之内，基本上仍然等于是交给了他来控制，但他也不应该无所表示才对。
然而事实上就是这么奇怪，从一月到四月，几个月过去了，在南北两京被吵得沸反盈天的开海大政，早已传遍了沿海，传遍了天下，郑芝龙却一直没有动静。
不过，对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不管现在郑芝龙的肚子里在憋着什么坏水，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或者隐情，只要他能不公开跟朝廷叫板，不公开反对开海通商，那就是一件好事。
即便是郑芝龙通过别人或者自己亲自上书反对开海，甚至是重新起兵造反，叛据海上，如今的崇祯皇帝也已经做好了撕破脸开战的准备。
朝廷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水师力量，当然远远不如郑芝龙强大，但是有些事情即使明知道有风险也必须硬着头皮去做。
崇祯皇帝开海的诏书已经明发天下，这个事情也就已经没有了转圜的余地，除非满朝文武群起反对，逼着皇帝再下诏收回成命。
但是在崇祯之初的时候，满朝文武还没有谁有这样的胆子和能力，敢于带着群臣逼宫，让崇祯皇帝将已经明发天下的诏书收回。
当然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的崇祯年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比如，崇祯皇帝曾经被迫六次下发罪己诏，这个问题的性质，要比收回成命更严重。
下罪己诏，意味着向全天下的人认错乃至认罪，这对皇帝的权威来说绝对是一种严重的损害。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只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而这样的事情，崇祯皇帝被逼着先后做了六次。
也因此，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皇帝的权威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人人阳奉阴违，人人瞒上欺下，圣旨出不了紫禁城已成了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
到了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崇祯皇帝去上早朝，却赫然发现，往日举行朝会的建极殿里冷冷清清，一个臣子都没有。
当时无奈之下，崇祯皇帝亲自去景阳钟，召唤在京的大臣们入宫商议守城御敌之策，可是先后敲了三边，到了天黑，也还是没有一个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