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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时间里，这些由台湾人组成的警察，便会隔三差五的东死一个，西没一个，一年时间里面，竟然先后有三十六名警察死于非命，一个月刚好两人。这种情况当然引起了岛上日本人的注意，总督佐久间左马太开始下令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可惜，这个命令下达下去之后，他本人就因为身体状况不行你看台湾回日本了，最后在返回日本的船上死去。据当时在船上的日本医生透露，总督是被人下毒毒死的，这种毒是一种长效，等到发现时已经毒入膏肓，无法医治了。何人下的毒没有人知道，但佐久间左马太确实是死掉了！这个时间是一九一五年五月八日。
等到第六任总督安东贞美陆军大将到任时，岛上也在死人，不过这一次死的人里面，除了警察，还出现了哨所里面的日本军人，甚至移民到岛上的日本居民也出现了失踪的情况。这种情况让刚刚上任的安东贞美总督非常的恼火，认为这是让他大失面子的事情，所以要严厉严肃加严酷的查办。他决定先对岛上的汉族居民进行集中管理，然后视情况驱赶或者屠杀；对岛上的原住民，安东贞美大将也准备将他们从各自居住的山地驱赶到平原地区，以方便他们的管理。
在实行这一过程中，岛上汉族的集中变成了屠杀，日军士兵在集中这些汉族百姓时，随意的对他们进行殴打和杀害，汉族百姓反抗时，屠杀出现了。这种屠杀在一六年中达到了最，估计全岛有超过三到四万汉族百姓被屠杀，剩下的老百姓，包括原住民也只能屈服于日军强大的武力淫威之下，苟且偷生。
忘记了是那位哲人说过这一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原句”真tm太精辟了！从一六年下半年开始，岛上就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反抗日本人统治的事件。其中以北埔的蔡清琳、罗福星、张火炉，以及林老才等人的反抗最为有力，影响也最大，不过时间就有些短。众多起义者中，只有台南西来庵王占魁、余清芳、罗俊和江定四人领导的起义持续的时间最长，大半年之后仍然在坚持斗争。
带一六年年底，这最后一支抗日队伍，因为内部矛盾分裂，余清芳和江定两人带着四十余名一原住民为主的抗日人员去了高雄竿蓁林一带活动那里距离大海和高雄港都比较近），而王占魁和罗俊两人则带领剩下的队伍由台南大目降（现在的新化区）移动到了更加山区的竹子尖山一带，并不时出山，偷袭平原一带的日军哨所或者警察公所、派出所等武装单位。到一七年三月份的时候，余清芳和江定两人又加入了王占魁的队伍，四人一起进行抗日活动。
三月三十日，根据王占魁的提议，四人集合了自己所有的人员，共一百七十余人，连夜出山，袭击了湾里（今台南善化区）警察办务支署，打死警察六十余人，其中还包括了六名日籍教官，缴获步枪和弹药一批。第二天，原本要撤退的抗日队伍发现并没有日军队伍前来围剿，连周边附近警察办务支署的警察都没有看到一个；派出人员四周一打听，周围几个大的乡村，如大内乡、大目降、寮弯里等地的警察人数都很少，日本人则一个都看不到。于是，王占魁决定一鼓作气，拿下这些地方，打出自己的抗日旗号。
起初他们的口号是：“驱逐东洋人，还乡大陆去”，但最后发觉这样的口号有些单一，不能激励台湾本土民众，于是就把口号改成了“驱逐东洋人，还台湾民众自由”，并且把自己队伍起名为“台湾抗日义勇军”。这支队伍成立后几天，王占魁一个人出去了一趟，回来时不知道从哪里带回来了三十几个年轻壮汉，个个身手矫捷，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余清芳和江定几人背后问他，他只是笑而不答，显得很是神秘。
几天后，让几人更加神秘的事情出现了，王占魁竟然带领大家在靠近台南新市街驿的一个小山坡后，挖掘出一批武器弹药。这批武器弹药足够装备两个连的队伍，里面竟然还有一些连余清芳和江定几人都没有见到过的奇怪武器（q2轻机枪捷克轻机枪的包头版；六零迫击炮），而王占魁和他带来的那批人，对这些奇怪武器显然都非常熟悉，让余清芳和江定觉得这些人一定是大有来头！
有了这批武器，抗日义勇军的队伍也随之扩大，由两百余人扩建到了三百八十人。这些队伍，王占魁只负责指挥他自己原来的一百多人加上后面来的三十余人组成的第一连，剩下的差不多同样多的人数组成第二连，交给了余清芳和江定两人带领，而且要求两人先训练队伍，打仗的事交给他的一连就行了。对此，余江两人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他们的本领本来就不如王占魁，要不也不会在离开之后又跑回来。
从这一天开始，王占魁的一连就在台南各地展开了抗日活动，甚至连周边的嘉义厅和凤山厅，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在驱赶火消灭了前来征讨的小股日军队伍之后，就没有什么人敢来再招惹他们，于是，沙仔田、芒仔芒、竹围、三埔（以上四村位於今台南县玉井乡），冈仔林、内庄仔庄、左镇（以上四村位於今台南县左镇乡），菁埔寮、中坑、南庄、北寮、竹头崎（以上五村位於今台南县南化乡），以及阿里关、大邱园、茄疲庖淮笃胤蕉急惶ㄍ蹇谷找逵戮悼刂啤５饺仗ㄍ遄芏桨捕昝澜拥奖ǜ娴髋删忧俺鼋嗣鹗保鲆逵戮丫⒄沟揭磺儆嗳说亩游椋徽飧鍪焙颍嗲宸肌⒔ê屯跽伎涞拿苡植耍掖蟮郊负醪豢傻骱汀�
余清芳和江定的想法是，现在形势大好，起义队伍实力庞大，应该趁机扩张地盘，扩大队伍，好和前来征讨的日本军队作战。而王占魁的想法和他们正好相反，他认为队伍的扩张已经到了一个极限，战斗力已经远比以前差，更不用和前来的日军相比了。土地也一样，现在不但不应该扩张，反而要退缩一些，将靠近海边和平原地带让出去，义勇军只控制靠近山区以及山区的地方就可以了。双方的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能不欢而散；余江二人带领大队人马继续向外扩张，准备将台南和嘉义两地中间的那些地方也打下来，再扩编一些队伍。
见状王占魁只能苦笑，看来这些台湾本地的汉民思想还是那么的简单，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打拼好像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最后王占魁只能带领自己的两百余人，前出到山区和平原的交界地带，观察形势的变化，看看能否帮助到余江二人的部队。毕竟他们也是抗日队伍，和自己一样属于中华民族，可不能见死不救。他很后悔自己没有教导员那样的口才，否则一定会说服他们二人留在后面而不是出山而去。
看到这里，读者朋友们应该已经猜出这个王占魁来自何处，是何人的下属了。没有错，王占魁是暗影华南局（现在应该叫南洋局）派出来的人。作为福建籍人的王占魁，很早时间就被上面选中，和一批同是福建籍或者潮汕籍人员经过系统训练之后，成为派往南洋的主要活动力量。开始的时候台湾并没有被暗影高层关注，只是本着“均衡发展，是地适人”的管理原则，暗影还是给台湾派了几名暗影人员，以王占魁为主。需要说明的是，这件事赵一天并没有参与，也不知情，完全是暗影高层根据自己工作作出的决定。
王占魁到现在还记得自己临走时领导对自己说的那番话“你们过去，在最初的阶段是得不到对岸帮助的，出了任何状况，都需要你们自己解决；你们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甚至生命威胁的困难。对岸能够给的帮助很有限，除非你在岛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局里才有可能对你们做出下一步的实际支持。在一切还都停留在发展初期阶段，组织上是不希望有任何意外发生的，你们的工作只能在地下，地下的地下。直到队伍有了雏形，形势有了一定变化；在你上岛的对方，会出现你熟悉的记号，那代表着你已经成功了，组织将会开始大力支持你的行动，不管是物资方面，还是人员方面”。
对于余清芳和江定几人，王占魁开始是抱着利用他们的心态在与之合作，利用他们的力量来完成自己的任务，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人对岸大陆的上级战队自己的成果。尽管他不清楚对岸的人是如何知晓和掌握他的情况的，但只要能够知道，那就够了。
宇贺神友弥中佐的队伍是四月二日到达高雄港口下船的，只到这股日本的到来，在台南、嘉义等地的小股日军队伍和警察才敢出城活动。中佐对这些日本的表现十分不满和看不起，认为他们丢了日本军人的脸，所以在见过几支小队伍的准尉、曹长之后，便要求他们作为剿匪队伍的前锋，在前面开路，他的大队人马则跟随在后面前进。
这些日本小队，多的十几人，少的只有几人，所有队伍集中起来到也有三五十人，加上台湾本地警察，到还是可以组织成一支一两百人的队伍。这种实力数量的队伍，以前在台湾岛任何地方都可以横着走了，因为没有对有能力可以抗衡。但是台南的抗日武装出现以后，特别是成股成股的将几人、十几人的日军队伍消灭，他们自己的队伍扩大之后，就没有哪一支日军小队伍敢去送死了。对方不是一两百人，有可能是一两千人，根本没有办法比；日军五百打一千没问题，五百打两千也行，要是五百打两万呢？
日本的行踪义勇军方面自然在密切关注，余清芳和江定虽然和王占魁分开了，但打仗的本事一年多下来多少也跟老王学了几手，掌握敌情是最基本的东西。但让王占魁没有想到的是，余江二人胆子大到竟敢去主动伏击日报道主力部队，而且伏击地点就在高雄城东北二十五公里的楠梓庄。得到这个消息已经是余江队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