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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开始的时候他还有些不明就里，但赵一天给他说明缘由之后，杨永泰欣然前往，没有半句推辞和不爽的话。为自己的“主公”能够排忧解难，不正是那些帝王将相手下智囊们最愿意做的事情吗！
来湖北的路上，杨永泰就想好了如何和那位强硬的湖北督军相处，即不能过于咄咄逼人，也不能处处迁就忍让。软硬强弱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才是开始时的关键。让诸位督军发电报给王占元，让王占元知晓自己有强大的靠山支持有庞大的护卫队伍是“硬”；不计较王占元没有出面迎接、爽快答应赴宴是“软”；召开全省地方议员会议、要求收回税收财权是“强”，邀请督军参加地方政务会议、共商湖北发展大计是“弱”。现在，接见这个被王督军一直踩在脚下的警察署李署长，则是杨省长的另外一块敲门砖。
很快，在吴秘书的带领下，湖北警察署署长李松文低头弯腰的走进了省长办公室。一进门，李署长就快步走到办公桌前面，对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省长举手敬礼到：“下官警察署长李松文见过省长大人”！杨永泰没有说话，坐在椅子上似笑非笑的看着眼前这股叫李松文的湖北警察署长。之前的秘密报告里面，对这个李松文有不少的介绍，知道他是一个四川人。湖北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下令镇压；已经宣布脱离清政府的“大汉四川军政府”立即派军队南下援助武昌的革命党人，李松文当时就是队伍其中的一个连长，到武昌后就一直留在湖北，直到混上一个警察署长的位置。
也许是前省长范守佑提携的人，所以王督军对这个警察署长很是看不起，看不起也就罢了，还处处给他穿小鞋，大小公务上做手脚。有一次，王占元竟然命人将警察署长该签名办理的公文，全部拿到他的督军府，由他签名处理。以至于一段时间，湖北省各地方警署的人，都跑去督军那里“汇报警察工作”，弄得李松文很是难堪。省警察署里面见风使舵的人多了去，见督军在湖北一手遮天，自己的署长又如此表现，改头换面的官员转投王占元的就有不少，警署军需课长魏联芳就是其中之一。
魏课长之所以能够被王占元看上眼，源于他所担任的职位。警署军需课长，掌管着湖北全省警察的粮饷补给，和军队军需官的性质是一样的，王占元当然得控制。有了警署军需课长在自己手里，李松文这个警署署长他就更看不上眼了，李署长在湖北警界就更加的被边缘化了。杨永泰派人去找他的时候，这家伙正在汉口特别区（原德国租界，一战爆发中德宣战后这里被中国政府回收，改为第一特别区）的一家德国酒吧喝酒。中德两国虽然处于战争状态，但中国民间对于德国在中国境内的一些私人小商铺小酒店（是小，大一点可能就不行），却没有任何驱赶和排挤行为；北京政府对此也不闻不问，成为一战时期的一个奇怪现象。
“李署长，按照民国政府的明文规定，一省之警察署，完全属省政府管辖。不知道李署长是藐视上司，还是目中无人，对我这个新省长的到来，怎么没有看到署长前去迎接啊”！杨永泰终于在李松文下跪之前开口了。这家伙进来之后表情和身体已经是变了几变，开始是身体挺直，接下来是慢慢弯腰，最后连头都垂到胸口上去了；双腿也开始打颤，满头满脸的汗水。
惊慌失措的李署长最后还是跪了下去，颤声说到：“老省长大人，下官罪该万死，罪该万死！都怪下官喜好喝酒，大人到来那天下官不慎又喝多了，所以没有前去迎接大人。请大人大人有大量，不计小人过，饶过下官这一会，饶过下官这一回”！绕口令一般的说词，加上四川方言，硬是把杨永泰差一点给说笑了。
“饶过你不是没有可能，就看你能不能按照甚省长大人的吩咐去做了”！秘书吴汉明在一边说到。作为杨永泰身边的一等秘书，也可以说是他的贴身秘书，吴汉明对省长眼下的想法和心思自然清楚明白；有很多事情，杨永泰必须通过秘书去完成，吴汉明等于是他最信任的部下和心腹了。现在对于李松文事件的处理，就是这种表现。
“我们知道王督军对警察署工作的干涉，这件事省长大人已经和王督军打过招呼了，警察署的事情，必须交给警察署自己解决处理，包括城里巡逻以及维持秩序治安这些工作，湖北陆军将不会再去管。所有武昌城陆路交通，水上交通的维持，警察署必须肩负起责任来。当然，这方面王督军虽然答应了不再过问，可难保他的手下习以为常会继续插手，这就要看李署长的能耐了；是继续给王督军趴下做狗，还是站起来做人，这一切，李署长自己说了算”。
看着跪在地上，一脸不解的李松文，吴秘书继续说到：“李署长，回去好好想一想刚才我说过的话，再想想省长大人最先的话，如果能想明白，该怎么做自然清楚；如果想不明白，会怎么做你也知道。明天，明天省长就要看到武昌城里的变化，是警察巡逻而不是军队，李署长赶快醒醒酒，回去安排吧”！
看着李松文走出办公室，后面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杨永泰对任天野说到：“天野，你明天派几人去保护一下这位李署长，明天警察肯定会和王占元的士兵发生冲突，你只要保证这家伙不死就好了，其他人不用管”。好像要解释什么似的，他又说了几句，“能够在这种乱局当上一省之警察署长，李松文肯定有过人之处，你们可不要被他刚才的样子所欺骗。我想，在出省政府大门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明天该怎么做了。你只要派人保护好他，这场我们和督军府的争斗，我们就算是赢下了头一局，取得了先手”！
看着两人奇怪的目光，杨永泰起身哈哈一笑，“哈哈！不要用这样的眼光看我。汉明，该去看看汉冶萍公司上海总部的人到了没有，和这些商人打交道，才是我最头痛的事情，有的谈啊”！
第二卷 一战风波第四一七章 湖北形势（2）（）
第二卷一战风波第四一七章湖北形势（2）
杨永泰说的汉冶萍公司，就是前面我们有提到的主要有日本人出资购买股权的汉冶萍钢铁公司。它是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成的一个在当时来说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地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总事务所设于上海租界四川路一百二十三号。
出于对日本人的防范之心，赵一天在山西的时候，就已经着手对这家名义上是中国公司，股份却是日本人占有最多的中国最大钢铁企业下了手。不但派人渗入对该公司内部进行破坏，还对运往日本的铁矿石动手脚。到一九一四年赵一天从山西调任山东将军之时，庞大的汉冶萍公司，只有萍乡煤矿的生产处于正常，其它大冶铁矿的几处矿洞已经完全坍塌（被炸毁），汉阳铁厂也因为铁矿石供应不足而时常处于半停工状态。
随后包头钢铁公司的各种钢铁产品大量面市以后，对汉冶萍公司的冲击更是巨大的。因为管理制度不同，生产技术落差，包头钢铁公司和汉冶萍公司生产出来的钢铁，价格上完全比前者碾压，毫无竞争优势，汉冶萍公司的钢铁，只能在极小范围内流通，其利润自然就低很多。没有利润的企业，是没有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最后该公司只能将汉阳铁厂停产，只靠着出产铁矿石和煤炭过日子。这种结果让湖北相当一部分有钱人对山西充满了埋怨和仇视，甚至对赵一天这个年轻将军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意见，这一点，赵一天是没有想到的。
对于汉冶萍公司，赵一天只是从后世的记忆中知道这是一家被日本人出资控制的企业，七大部分产品，包括铁矿石、煤炭、生铁，全部运回了日本，成为日本制造屠杀中国人的武器来源，所以才会在这个时空对这家公司下手。其实对于该公司，赵一天的了解有些片面，有些不全；这个公司的股东，除了日本，更多的则是湖北地方有钱乡绅商人和矿主。这事情还得从前清说起。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大冶铁山铺成立大冶矿务局，开始在铁山购山买地，并以湖广总督的名义发布公告，要矿山业主将有矿之山和矿山附近的田地卖给矿局，愿拿现钱的按价给钱，不愿拿现钱的作为入股，待矿山建成后，按年分发红利。
铁山地区及铁山附近拥有山域或田地的业主，见有利可图，纷纷将自己的山域和田地卖给矿局，不到一年，矿局就购进了大批矿山。连同盛宣怀早前在铁山购置的交张之洞开办的铁门槛等处矿山，总数达到三十余处。到1896年，不仅大冶铁山地区，大冶其他许多地区的有铁、有煤之矿山和无铁之山，矿局都出钱购买了。而就在这一年，张之洞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交给盛宣怀招商承办，企业由“官督商办”变为完全商办公司，成为私人工厂。早年向工厂出售自己土地、山岭、矿洞的商人地主矿主们，也摇身一变成为企业股份的持有者。
赵一天对付日本人的手段，杜绝了汉冶萍公司绝大部分的利润，其实也变相的杜绝了这些商人地主矿主的财路。俗话说的好，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自己的“父母”都被杀了，你说湖北富人乡绅能不对山西对赵一天有意见吗！此次杨永泰来鄂，除了正常的湖北省建设发展之外，还负有赵一天的特殊任务，那就是想法解决双方因为汉冶萍公司产生的矛盾，化解恩怨。而汉冶萍公司上海总部的人，正是应杨永泰之邀，前来湖北商谈如何解决此事的。
有关汉冶萍公司和杨永泰交涉之内容，非本书主要讲述方面，本书不再一一详列，最后只谈结果。
二月二十三日，武昌城的居民们，一大早起来之后发现今天城里的情形和往日有些不一样，城里居然出现了维持秩序的警察！这可是个稀罕事，警察不上街已经有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