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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各省形势的变化，让北京政府很是高兴和满意，之前对赵一天一意孤行任命督军的事情也就不再说什么。与上述省份相比，湖南和安徽两个也是有新督军上任的省份表现，就强差人意了。曹锟的湖南，多多少少还改变了一些，但国会秘书长黎元洪力主推荐的安徽督军张勋上任后的表现，就实在是有点那个，那个说不过去。倪嗣冲是总理段祺瑞的老乡，也是段在地方是的主要依靠，黎元洪想要再次登上高位，段祺瑞就算一大阻拦，搞掉倪嗣冲，扶持张勋上台，就是黎元洪的一大计谋。至少也要因此让倪嗣冲和张勋在安徽不和，制造出一点动静来，给段祺瑞带来麻烦，分一分段总理的心神。
曹锟和张勋，是最早上任的新督军。在安徽，因为张勋抢了他的位置，由督军改任省长的前安徽督军倪嗣冲对张勋自然是一肚子的怨气，在省政府上任后，很多事情上和张勋这个新督军唱对台戏，而手里有兵的张勋也不惧倪嗣冲。两个人在安徽形成了两股对立势力，相互较劲；安徽省也因此变得更加政令不通，让北京为难。
张勋来安徽上任时，就随身带着他赖以发家的定武军（辫子军）近万人，而前任督军倪嗣冲本身在家乡就有不少的军队和支持者，两方势力谁也拿谁没有办法，只能耗下去。这两个前清将领，可都没有张柱峰那般通天的本领和雷霆手段，能一口吃掉对方；这就是实力的体现，不是势力。今年二月初，为了争夺淮盐“引岸”的权利，张勋的定武军和倪嗣冲组建的安武军在蚌埠终于打了一仗。最后双方以平手收场，而淮盐“引岸”这项收益最大的生意，也被两人平分；原本以为二人的争执会停歇一阵子，没有想到在二月底，又发生了一件事，将双方的关系有拉紧了很多，大有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的迹象。
什么事情呢！原来新任督军张勋给省政府去了一份公函，要求安徽省政府按照惯例离开蚌埠，到长江边上的安庆去。张勋这个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因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并且同时又是控制金陵的“西大门”，自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今，安庆就是安徽省布政使司和安徽省会（皖省省治）、督军衙门所在之地，民国政府成立的时候也是如此规定的。
倪嗣冲任督军时，因为家乡阜阳就在皖北（中），自己就把督军府搬迁到了离家乡更近一些的蚌埠。改任省长之后，为了能够和张勋对着干，就近指挥，倪省长干脆将省政府也设立在了蚌埠城；而张勋也存有和对方一样的心思，上任后并没有去南面的安全，而是和倪嗣冲一样将新督军署衙安在了蚌埠于是，蚌埠城变成了两人角力的地方，也成为了安徽新的政治中心。
民国初期的蚌埠，确切的说是蚌埠镇，还远没有后世的那样大；其地域属淮泗道，辖马村沟、席家沟、后楼等地村庄。不过这些村庄已经慢慢扩张，和蚌埠镇开始接壤；紧邻淮水的蚌埠已经慢慢开始显示其水陆交通便利，吸引商客往来的目光。小镇上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以及华利街、华盛街、华昌街、华茂街等新的街道和马路；而且镇上有外国人开的银行（主要是日本人的）、医院，以及几座基督教堂和天主教会学校，有了城镇向城市发展的雏形。
现在督军提出了这个要求，从程序和规定上来讲，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不过倪嗣冲能够按照张勋的思路去做吗？显然不能，不但如此，倪省长反而以“蚌埠自古乃皖北地区水运商道”，适合方便民众发展商贸，乃眼下最合适做省政府的地方。为安徽民众之想，省政府也应该留下来，而不是南迁。两人都有理由和借口留在了这里，不过这却苦了利用淮水往来做生意的商家；每每经过这里，都要交两份数额不小的“过路钱”，让商人们叫苦不迭但又无可奈何。
二月二十日，倪省长的弟弟倪毓棻亲率六个营的安武军从皖西南一带赶回蚌埠，为二哥撑场子。倪省长的这个三弟自幼天资聪明，才识过人，幼年从父学文，颇通文墨。后参加北洋武备军，入北洋陆军炮队随营学堂（又称小站随军学堂）学习，专攻军事。毕业以后一直追随在二哥倪嗣冲身边，帮助他打天下；曾参加过大大小小数十场战争，为倪嗣冲立下过汗马功劳。而对于自己这个三弟，倪嗣冲也是喜爱信任有加，对其在军事上的指挥才能更加的佩服。这次将他带队来协助自己对付张勋，当然是乐意非常；当下将眼前的新式说给弟弟听，看看三弟有什么想法。
这位在战场上活下来的倪毓棻，想法比自己的二哥要干脆多，当下就想出先干掉张勋这个新督军的计划。可惜倪省长胆子不够大，不敢接这一招。倪嗣冲虽然有能耐，可比起广西的张柱峰，差距还是不小；生怕自己干掉张勋之后，引了北京方面的怒火。
见自己这个计划二哥不接受，倪毓棻就只能再想其它方法。他很遗憾二哥不同意他先前的方法，但他也很清楚，就算二哥同意那个计划，行动起来还是会困难重重，首先如何寻找目标并突破外围的防守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先前的计划，只是想看看二哥的态度，如果同意，他也只能尽人意去做，天意如何只有到时候再看了。于是，倪毓棻只能利用优势兵力，对蚌埠的定武军进行压迫，限制其活动区域。为此两军士兵之间摩擦不断，天天在街上或郊外巡逻的小股部队，只要碰上就互相怒目，吐口水和骂娘的话就是平常事，拳脚相加的事情也时有发生，甚至有几次还动了枪，差一点走火死人。
二人如此动作，整个蚌埠镇，乃至安徽全都清楚。安徽省政府的政令也好、督军衙门的军令也罢，全部都被下面地方人选择忽略了，安静了一段时间的安徽开始暗流涌动。这种形式下，来自北京政府的政令也照样无法顺利传达，怎么能不让北京的那些大老爷们生气动怒。于是先前对国防总长“任人唯亲一意孤行”的批评声，一下子又转移到“举荐不力惟钱财论”的国会秘书长黎元洪身上，连带对的总理段祺瑞“乡土情重公私不分”非议声都有了。
对此，赵一天既没有时间暗自高兴，也没有时间幸灾乐祸，他在为自己的事忙碌。上午刚刚回复了欧洲远征军司令部的电报，下午又急着和湖北的杨永泰进行沟通，忙的是不亦乐乎。列位不是说杨永泰被任命为江苏省长吗！怎么又跑到湖北去了？之前的计划确实是这样，杨永泰去江苏，孔祥熙去湖北。在二人上任即将离开北京时，赵一天有临时决定将二人的地方换一换，杨永泰去湖北孔祥熙去江苏。
之所以这样任命，是赵一天从暗影那里得来了最新情报，分析之后决定的。江苏督军李纯虽然到江苏已经有快两年了，但是由于境内有第四十二师师长齐燮元为江苏督军参谋长兼任江宁镇守使、第四十七师师长杨善德为松沪护军使兼江苏军务帮办。有这两个名声资历和李纯差不多的家伙在手下做帮衬，李纯的势力能发展到哪里去；年后云南朱建德调任新的江苏督军参谋长兼任江宁镇守使，齐燮元被调往河北，任冀南巡阅使，虽然齐燮元走了，少了一个主要牵制对手，李纯的力量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填补空缺，也绝无可能。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杨怀明事件（详情见第325章），让李纯和杨善德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不和，芥蒂暗生；而北京政府那边，不少人对李纯可能和日本人的勾结有些不满，对江苏的一些好处也开始改变。这几件事加起来，让李纯的日子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好过，对待各方面也就低调很多，行事比较有分寸，这就为新省长进入之后开展工作有了一定基础。
和江苏相比，王占元人督军的湖北就要麻烦很多。这家伙是一个强势军人，加上从西亚战场回来后，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战功，这就更加的不可一世目中无人了。据湖北暗影传回的消息，到武昌的王占元，第三天就让人找到武昌城最大的一家被服厂，要求老板讲工厂买给他；遭拒绝后老板一家在当天晚上就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最后王督军不花一文钱就占有了该被服厂，并交给自己的老乡徐惠臣打理。
上任后的王督军，不但在各地巧设名目搜刮钱财，还明目张胆的跟湖北省政府索要税收权。湖北省长范守佑本不愿意给，可王督军派自己的手下大将第二旅旅长孙传芳，天天带人明目张胆的在范守佑家门口嬉戏打闹，并美其名曰“锻炼身体”。担心家人安危，又不胜其烦的范省长，最后只能答应将全省的税收权力交给王的第四十一师负责；就这，在后面的很是湖北省内部事务上，王占元对范省长的工作也是横加干涉说三道四。一九一六年年底，就在袁世凯死后不久，湖北省长范守佑也死了，死于患病。
上北京参加袁世凯吊唁期间，王占元本身还携带了两份申请书，分别给了国务院和当时的陆军总部。一份为申请要求北京政府任命他为新的湖北省长，哪怕是一个兼任也可以；督军兼任省长的情况不是没有，这份申请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上面应该同意。另外一份申请，是给陆军总部的，要求陆军总部同意湖北增加两个陆军师的编制；对此申请，王占元并不报多少希望。因为他很清楚，重返陆军总部任职的那位年轻实权将军，是不可能同意他这么做的。两份申请，只要有一份被批准就是天大好事。
可惜的很，最后这两份申请都没有被批准，连他认为最有可能的湖北省长也落了空。王占元根本不知道就在他奢望湖北省长一职时，北京也有人在窥视他湖北督军一职；只是在后面的计划调整中，放过了他而选择另外的人而已，这才让他暂时逃过一劫。回到湖北的王督军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想不通自己的申请为何没有被通过，之前他可是跑了不少关系，基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