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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赵天一在军队方面的威望和支持，袁世凯做总统的底气也足了很多，在一些国家政策走向方面也自主的多。他清楚赵天一的分量，也明白国家因为赵天一的出现而改变了多少，所以对赵天一的话还是很上心的。这不，新国民党刚一在上海成立，赵天一就劝告岳父接受这个党派的存在，并通过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借口，将其绑上政府这辆战车。当然，聪明人不止赵天一一个，远在四川，刚刚接任四川将军的王士珍也给总统发来了东北，说出了和赵天一差不多的内容。而在京城的徐世昌、梁士诒、杨士琦等也是这个意思。于是，结论就出来了。
此时在上海陕西北路三六九号、南阳路口的宋家花园宋庆龄房间，刚刚从外面开会回来的宋庆龄，正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椅子上休息，想着今天开会时党员们对袁世凯政府发出邀请的回应。自从赵天一将她从北京警察监狱救出来后，她就在大姐的陪同之下来到了上海的家里，开始反省自己这些时间所走的路程，是不是和大姐之前说的那样“完全错误”。对于孙大炮逃走时将自己抛下不管，反倒没有多少怨恨，因为她觉得太贵这件事已经看清了孙的为人。没有必要再去多想什么。
随着三妹离开上海回美国读书，那个天天跟在三妹身边的孙大炮的学生也离开上海回香港去了。按照他的话说，是去劝说自己的先生放弃错误的革命方法，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但宋庆龄知道，那个已经迈入了老年人行列、身高只有一米五八的色鬼，恐怕不大可能会听一位学生的话，哪怕这个学生的话是正确的。
叹了一口气，宋庆龄从椅子上起来，来到窗前，推开百页窗，从自己的住处向外面的花园望去。宋家的这座英式花园别墅，修建于一九〇八年；房子的主人原是一个叫约翰逊伊索的外国人。后被在上海做基督教牧师的宋耀如买下，成为宋家在上海的居住地，这里也改称宋家花园；整个建筑二层半高、四面临空。房屋宽敞明亮，就算是冬天，楼前仍绿树成荫，景致怡人很是漂亮。高耸的篱笆墙把这个小别墅和闹市隔开来，感觉很幽静；这种上海人叫“枪篱笆”的围墙，是一种外国手艺，中国人家里是不多见的。
走在自家的小花园里，宋庆龄其实有些紧张和激动。她不清楚自己成立“新国民党”这个举措是否正确，也不明白自己是否真的有“革命”的决心；在那位老人的建议之下，为着新中国新女性的权益出发，她做了这样的决定。只是让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决定会引来社会如此大的关注，更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同盟会元老放弃革命党（国民党）的党籍，选择加入“新国民党”。短短几天时间里，他们从全国各地、从世界各地飞奔上海，让自己的组织日益壮大。
让宋庆龄更加烦恼的是，孙大炮也多次给她发来秘密电报，除了哀求就是哀求，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解散“新国民党”，重新回到他的怀抱，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革命。宋庆龄把这些电报都给陪伴自己的大姐看了，自然引了大姐的一吨臭骂和抱怨，臭骂这个孙大炮到现在还不死心，还在勾引自己的妹妹，抱怨自然是宋霭龄对孙大炮直喊口号不做实事假革命者的不屑。
宋庆龄其实在上海还有一所住处，在莫里埃路，但是她今天却没有心思回那里，只想在宋家花园、自己父母的小花园里走一走，理一理自己的思路。再过几天，在美国的黄兴等人就要回到上海，自己是不是将这个新党交给黄兴，让他们去打理，然后自己无事一身轻。虽然这样想，但已经对政治对国家民族发展有了浓厚兴趣的她，还是想着自己能够领导一个党派、一个政治团体，活跃在中国的政坛，书写一段属于女性的历史。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宋庆龄在上海对外宣布，接受政府的邀请，参加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同日，“新国民党”武汉支部、南京支部、长沙支部分别成立，标志着这个党派开始向全国发展。十七日，南下香港的蒋介石孤身一人回到了上海，随后宣布脱离孙大炮的革命党，加入上海的“新国民党”。这个时候的蒋介石，还不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人物，他的声明并未在国内引起声明轰动；但是在革命党、特别是香港的革命党内部，就不一样了，震动很大。毕竟蒋介石是孙大炮最忠实的追随者和学生，现在学生背叛了老师，离老师而去，不能不说对大炮是一个讽刺，对现在孙大炮的革命党是一个打击。
第二卷 一战风波第二二六章 国家政治（5）（）
第二卷一战风波第二二六章国家政治（5）
一九一五年的最后一个月，中国国内社会，可谓十分热闹。人们既为袁世凯政府的突然转变拍手叫好，也为远征军在国外战场的胜利扬眉吐气，更为即将召开的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欢欣鼓舞。百家齐放之下的舆论报纸也是放开了喉咙，或宣传或鼓吹或谩骂，不一而足；其中上海的青年杂志就刊登了主办者陈独秀的一篇题为民主进步下的中国青年文章。提醒中国青年在新的民主气氛之下应“从事国民运动，匆囿于党派运动”，且“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号召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不要像某些组织，只停留在口号。
知道了袁世凯政府要搞国民代表大会，刚刚急匆匆从日本回来的李大钊，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题为青春的文章。批驳了封建帝王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号召青年利用现今政府提供之大好机会“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且“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不过他的文章发表以后，就遭到了梁启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的批驳。这些人指出，冲破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之囹圄是没有错，但不能全面的废除和抛弃；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藴，能延续发展到现在，自然有其存在的道理。梁启超更是不客气地指出：李守常（李大钊字）之观点言论，有误导青年之嫌；且其在今日从日本回归，本就抱有不轨之心，国人需防之。
这些文人之间的一些口舌之争，国人大众自然不会注意，但某些人和某些组织却在时刻关注。十二月二十日，受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的邀请，李大钊从上海赶赴北京，任北京大学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专门从事我国汉唐事情于西方各国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探索。这个职位，对于刚刚从日本回来的李大钊具有很大的诱惑力，虽然他是研究经济学的，考古方面不是专家，但有深厚国文基础的他也略知一些。在和家人商议以后，他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并于二十二日走马上任。
到北京大学后不久，该研究所就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中国远征军在西亚的科威特城发现了一处地方，这个地方存有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其中还有一些是用中文写成的，材质以羊皮为主，还有一些写在丝绸上面。急需国内专家前去发掘和考察，以辨别其历史价值和作用。接到这样的报告，北京大学自然不会放过；在联合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加上本校的几位考古专家，由新任的副所长李大钊带队，就出发前往西亚科威特城。
李同志不知道的是，这只是针对他设计的一个局，为的就是将他调离国内，远离政治斗争和发展这个旋涡。负责进行这一计划的是北京警察厅厅长、总统总统府秘密侦探处主任吴炳湘的手下，当然背后也少不了赵天一暗影人的存在。守常这一去，没有个三年五年，恐怕是回不来的；再说了，远征军在西亚地区作战，能够发现的文物古迹资料等肯定不会只有一处，研究所的工作肯定很忙，忙到他们根本无暇去顾及那些革命呀思想呀的东西。脑袋全部是古迹文物，再也塞不进其它东西；最后直到一战结束以后的一九一九年，这些人才回到国内。而那个时候，中国的情形又是一个样子，一个他们想象不到的样子。
一九一五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一个西方基督教的节日；这一天是中国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冬至节刚刚过去才两天。北京东华门外大街孔祥熙府邸，门外的小车和一个个打扮光鲜的客人，提醒人们这里今天很特别，就像是在过节。客人进门后壁照前一颗挂满了小玩意的小松树，告诉来人这是一个非中国的节日，但院子里面挂的红灯笼，似乎又在彰显这是一个中国人的节日。
孔祥熙夫妇满面笑容地亲自在大门口迎客，因为客人的来头都不小。除了西方各国在北京教会的负责人、各大牧师、神职医院的院长之外，还又各国的驻华公使或者他们的派员。宋家二小姐宋庆龄也从上海来到了北京，除了陪二姐和他们一家一起过圣诞节之外，宋庆龄还要去政府国民代表大会筹备处报到，为自己的“新国民党”进行与会登记。不出所料的是，蒋介石也跟随她一起来北京了。
对于这个跟屁虫，大姐宋霭龄说他是孙大炮派来监视二妹的，不过这个说法被蒋介石严正地否认，并告诉两姐妹，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忠实的“新国民党”党员，和孙大炮的革命党没有半点关系。其实宋家两姐妹很清楚蒋介石的目的是什么，跟随宋庆龄一起继续革命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自己的三妹。这个青年人，已经被宋美龄的美貌和才华所折服，完全被她迷住了。
作为孔祥熙的东主，赵天一自然会请假参加这次中西结合的聚会。这几天他正在和政府里面的官员一起制定有关这次国民大会代表人员资格条件，确定各省代表人数，还有就是和朱尔典一起商谈西亚坦克训练测试的问题。二十五辆坦克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