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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有变数的，就是在去年十月份开始组建的欧洲远征军；这支新部队和他的司令官赵天一一样，同样的令日本军部不好掌握。在天津的日本探子，只知道英国人和法国人提供了一些包括火炮在内的武器装备给远征军，用来准备这支即将开赴欧洲的中国军队。但是这些从天津上岸的武器装备的具体数量日本却没有得到，只知道能够为数万人所使用，更不要还有从青岛港口上岸的一些装备。日本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亲自到天津码头去了解，也没有能弄出个准确数字来；不是英国盟友不提供，只是这些装备在从印度装船时，那边就没有一个准确数量。对于英国在印度的武器保管员来说，能够让自己从看管和保养这些装备的烦劳日子里解脱出来，那比什么都好；在印度，没有战争的日子里，他们这些武器看守员是最辛苦的，每周都要检查保养一次，而其他的士兵，一个月才出一次操！
对英国盟友的这种“疏忽”和大意，亲自到天津码头，察看装备的（前）驻屯军司令官奈良武次少将当时很是无奈，考虑到时间问题以及国际影响问题，他也不敢扣留装备进行清点。正好在他在天津港口做这事时，去奉天城“办事”的藤野木一中佐给司令部发去了求助电报，结果在司令部值班的参谋长清水大佐没有和他说呢就发出了“忍辱负重，保证三百帝国士兵生命的安全”的电报，造成奈良武次少将很被动的局面，最后不得不提前辞职，回国到预备役报到去了。
这一次的进攻中国，鉴于日本国内的实际（财政）情况，日本军方还是做了一番考虑的，在出兵方向、出兵数量和兵种配合上也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
首先，上次青岛战役中吃过大亏的海军不全面出动，海军只出动少数几艘驱逐舰进行侦察和威慑，不会像上次那样出动一支舰队作战。这是新任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和一干海军军官支持陆军出兵的条件，主要是海军在上次损失了人员和被炸沉一些军舰后，在补充损失方面已经花费了很多军费，没有办法再支撑让舰队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实力了。加藤友三郎正在考虑是否把在南洋的南遣支队调回来协助陆军这次的行动，南遣支队在南面这次可是赚了不少。
其次，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不参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起一个牵制性作用就好了。这个主要就是驻屯军的兵力太少，只有数千人，而在他们的周围附近，中国军队就有上万人防守，蚂蚁多了也能咬死大象。在营口损失了旅顺的一个中队之后，日本军方不希望再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传到国内。军方决定只动用朝鲜驻屯军所辖的两个师团的部分兵力，来完成陆军大臣冈市之助占领奉天南部的目的（计划）。
换句话说，日本这次对中国的出兵，是以冈市之助“全面占领和控制整个辽南，虎视奉天，为帝国下一步占领全满洲做准备，并不是真的同中国开战。所以在军队调动上，军部只准备以朝鲜驻屯军两个师团就足够了；至于朝鲜师团走之后的治安空缺，冈市路相准备从国内再调派几个地方混成旅团去就好了。
十月四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就中日关系对外发表讲话，强调营口事件是中国军队对日本的阴谋，是中国国内对日本不满之人策动的一次针对大日本帝国的挑衅，是对旅居在满洲日本子民的威胁。对此，日本政府和军队绝不会罢休，将派遣军队从朝鲜入满洲，以帮助中国维持那里的治安，保护日本侨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同日，六千日军从本岛出发，乘船前往日本，接替朝鲜方面的治安，以备朝鲜驻屯军进攻中国东北（这个时候朝鲜的形势也不是很乐观，朝鲜人反抗日本统治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间断，所以日本必须得在朝鲜留有一定的兵力进行威慑）。
日本人的声明和行动，使北京政府大为紧张。袁世凯立即要求外交部同日本方面进行停战的相关磋商，暗令陆征详可以考虑同意日本人方面提出的一些不合理条款，最终让日本方面停战调兵；同时他有命令王士珍给远征军司令官赵天一电报，责令他不得妄动，等候政府方面下一步的指示。
接到电报的赵天一非常恼火，在山东方面，他早已经让军队做好了应对准备，轰炸机群也已经弹油全满，只要日本海军敢进入渤海，就起飞轰炸。奉天方面，也已经让杨永泰指挥奉天陆军八个师（准确的说是四个师四个旅）在营口以东、南满铁路线两侧、锦县方面展开防御。但王士珍的这份电报让他进退两难，考虑再三之后，赵天一决定自己再回北京一趟，亲自面见袁世凯，给他打打气壮壮胆。于是，十月四日晚上，赵天一从济南坐火车赶赴北京（坐飞机当然快，但北京方面还没有赵天一的机场，袁世凯本身就没有什么飞机，坐飞机去会引起很多麻烦）。
就在他上火车之前，接到了一份总统秘书发给他的电报，是袁世凯亲自拟稿的电报。在电报中袁世凯写到：“日本利用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东北之权益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之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最终考虑，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此季健行（赵天一）当以国事为重，不可呈一时之义气，长日人难我之借口。。。。。。”。
第二卷 一战风波第一七七章 悲催的中国（）
第二卷一战风波第一七七章悲催的中国
袁世凯之所以这么快的改变主意，同意与日本人再谈判，甚至不惜答应一些“卖国”条款，虽然与日本方面出兵行动有关，但更多的是被孙大炮和日本人的一些秘密协定气到了。就在十月三日，袁世凯接到秘密情报，在南方的孙大炮等革命党人，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该协议是孙大炮以写信的形式向日本方面提出的。
在日本方面对中国政府提出十二条之后，原革命党、包括很多国民党的重要人士纷纷提出放弃与袁世凯政府作对的做法，提出“一致御侮”的主张。熊克武、程潜等十一人，联合发表公电，提出“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之说；而在美洲的林森、谢英伯、钟荣光等亦联合致电孙大炮，请示“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为国人借口”等要求。而在九月二十五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也联名发出通电，总结民国建立以来的政治经验，鲜明地提出“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解决，反对’假借外力‘的做法”。
可惜的是，面对党内众人的意见，孙文等人对此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另外一种主张。早在今年四月，奉天城事件（日军进入奉天城被中国军队缴械事件）发生之后，孙大炮、陈其美就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和山田纯三郎见面，代表中国同日本订立了一份所谓中日盟约。满铁株式会社是什么性质的存在相信孙大炮心知肚明，它不是一般的企业，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支柱，是日本侵华的桥头堡。但就是这么一个企业，孙大炮竟然与其订立条约。在这份草拟的中日盟约里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经济领域，从事关经济命脉的金融到矿山和铁路、航运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以上内容参考自百度）
而后就在十月三日，营口事件发生的第三天，孙大炮再次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写信，寻求日本政府的对他的“提携”。在信中，孙大炮写到：“不肖等经常确信，东亚之安全与福利全赖于日本之提携。因此，日中应‘有巩固之同盟’，所以提出这个中日盟约”。同时他还写到：“昔日，贵国政府曾向敝国政府提出日中交涉事宜。对其详细内容，固然无法窥知，但其主要内容必定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目标。与敝人倡导之主张一致，不胜欣喜。。。。。。”。
历史挺会捉弄人，作为代表中国政府的袁世凯，正在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大炮主动送给日本人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袁世凯就觉得自己和一帮大臣这一段时间全部白忙乎了！自己一行人似乎也被孙大炮的革命党给愚弄了。既然这样，我还在乎什么卖国不卖国的，那就答应日本人的条款吧！好歹我才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总统，你孙大炮算什么！
返回济南的赵天一，严令香港、广州和日本的暗影系统全力活动，调查袁世凯电报最后所提到的孙大炮和日本人密约的事情。来到这个世界，接触很多人，看到很是事情，和自己在历史书上所读到的大大不同。没有想到莫理循这样一位外国人会真心的为中国服务，也没有想到孙大炮之流是如此爱国的；一个人思考了大半个晚上之后才休息。第二天上午，他还是决定要去北京一趟，不过不是去见袁世凯，而是去见王士珍和陆征详，和他们两个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再和莫理循见个面，和这位热心于中国独立的外国人沟通一下，看他能否从英国那里寻求一些帮助，看看英国人对中国远征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
为了赶时间，第二天早上赵天一亲自驾驶了一架战斗机，在三架飞机的护航之下飞到了德县十里铺机场，然后再搭乘火车，经天津、廊坊赶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