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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军会合。这样，我军进退有据，可攻可守。大家对主席的建议表示认可，也就一致通过了。会议还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就是派遣xin云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赴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因为，现时的中国g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糸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不但更换了中共中央领导，还剥夺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权力以及所作的各项重要决议。这样的重大事件如果不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将关糸到目前的中共中央是否“合法”的问题。特别在现时的中共中央内部，还有一些干部已习惯了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对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遵义会议的决议，始终抱有怀疑态度。所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与支持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中央与中革军委将中央红军已北渡长江的消息通报给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以求得今后与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的配合。
事实上，红四方面军自三月份接到中革军委“关于要求策应中央红军渡江”的电文之后，就开始采取了行动。在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的同一天晚上，四川省北部的红四方面军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渡江战役一一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乃四川省四大名川之一，发源于陕西省凤县的嘉陵谷，由北而南，江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山峦耸立，在广元与白龙江汇合后，水势陡增，咆哮奔腾，一泄千里。防守嘉陵江西岸的是川军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与邓锡候的第二十八军，共计五十二个团，由邓锡侯统一指挥。红四方面军则集中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四军、第九军大部主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亲自督战下，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就突破了川军的江岸阵地，然后向敌纵深迅猛穿插，左右迂迥，打得川军节节败退，毫无还手之力。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歼敌十二个团约一万余人，攻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九座城镇，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起平武的纵横约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中央红军成功渡过长江，正向成都而来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瞬间传遍成都平原，给本已人心惶惶的成都雪上加霜，人心更加浮动、混乱。那些富豪们、洋人、牧师、达官贵人，纷纷变买家产，携财带物，挈妇将雏，离家出逃。远的去南京、上海、香港，近的到重庆、宜昌、武汉；致使车、船票价暴涨，一张到重庆的车票就需要上千元，足足翻了一百倍。顿使朝野震动，急得蒋介石和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迭电严饬刘湘，必须确保成都的安全。同时，中央红军的行动，亦有力地配合了北面红四方面军的进攻。
四月十六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兵三路，向川西南挺进。我师与中央纵队走中路，沿沱江西岸，经自贡西南面向荣县、井研县方向前进。我以第一旅为前锋，第二旅殿后，第三旅护卫中央纵队在中，一路畅行无阻。所过县城均无正规川军把守，全是一些地方民团或保安队，见红军大部队一到，胡乱放了一阵枪，不是溃散逃走就是缴械投降。这倒省了我军不少手脚，也使我颇感奇怪。后经查明：原来是川军剿匪总指挥刘湘得知中央红军在沪州渡过长江的消息后，惊恐万状，害怕中央红军乘虚北上，与红四方面军遥相呼应，对成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则成都危矣！他深知成都南面已无重兵把守，十分空虚，川军主力都在成都北面与红四方面军殊死搏斗，奋力抵挡红军的进攻。而自己身边也无多少兵可派，只好将重组的模范师派去成都帮助防守。另外，将分散在西南各地的守备部队火速集中起来，一部继续坚守各重要城镇，大部集中在成都以南地区进行防御。同时，一面电令远在长江南岸的潘文华部五个旅迅速北渡长江，回援川西南；一面又不得不向蒋委员长求援，请求中央军入川帮助“剿匪”。刘湘的请求，正合蒋介石的心意。于是，蒋介石留下吴奇伟纵队暂时协助薛岳治理贵州；调周浑元纵队四个师与上官云相的两个师即速渡江，又增调汤恩伯部四个师入川，由陈诚统一指挥，协助川军，共同剿灭*。
我师经过四天的急行军已到达乐山市的东面，而左路军的红三军团及五军团也已到达乐山市的南面，两军相距乐山都不过是40余里。这时，集中在乐山的川军只有一个旅和一个保安团，人数约6000余人。而当时乐山已是十几万人口的繁华城市，水陆交通十分便捷，有很多前往峨眉山旅游的人，包括外国游者，可说是当时的旅游圣地了；商业和经济都很发达，而且也是中央红军进驻川西南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中革军委命令三军团与中央近卫师务必在在明天下午二时前攻占乐山市。我接到命令后，一面派出师特侦营前往乐山市进行侦察，一面进行战斗布署：第一旅担任东城门的主攻任务，第二旅佯攻北城门，牵制敌人；第三旅攻占青神县城，并监视或阻击资阳方向的援敌。傍晚时分，第三旅没经什么大的战斗就顺利占领了青神县城；第一旅和第二旅亦抵达乐山城下，开始做攻城的准备工作。师特侦营带回了侦察得来的情报：乐山市是泯江与大渡河这两条大河的交汇之地，又被两河分割成四大块，地形十分复杂，给攻城带来诸多不便。我与政委、参谋长及洪旅长几人经过仔细研究分析后，最终确定同时准备两套方案：一是进行偷袭，我们决定从一旅特侦营挑选水性特别好的30名战士组成突击队，由特种二连连长吕志平带队，利用土制的救生圈或木盆，凌晨四时从泯江上游悄悄入水，顺流而下，潜入城内，偷袭城楼，打开城门，接应大部队进城。若偷袭失败，则采用第二套方案，拂晓时展开强攻，用强大炮火掩护，组织爆破，炸开城门，部队强行进城，力争六个小时结束战斗。没想到三军团也和我们采用同样的办法，真是英雄所谋相同。
凌晨四时，洪旅长亲自至江边为突击队送行。虽然时令已到四月，但泯江的水皆为冰雪所化，仍显得寒气逼人。再加之江风浩荡，涛声隆隆，站在江岸，便有一种惊心悚然的感觉。然而，三十位勇士昂首挺胸，精神抖擞，人人携带长短两支自动火器与三枚*，在等待着旅首长的命令。洪旅长与丁政委走过来，为每一位勇士敬上一碗烈酒，勇士们接过酒一饮而尽。丁政委对着三十位勇士殷切地说：“祝同志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随后，洪旅长一声令下；“出发！”三十位勇士提着各自的渡河工具跃进江中。
第二十六章 挺进川西南（二）（）
在我们攻下乐山的同时，一军团和九军团已攻占仁寿、眉山，正向浦江、邛崃方向攻击前进。五军团渡过大渡河，向峨眉山县城包抄而去。这时，我师又接到中革军委急电：命我师迅速攻占洪雅、雅安、名山、芦山、天全、宝兴、荣经一带。我立即命令部队分三路出发，第二旅攻占芦山、宝兴；第三旅攻占洪雅、名山两县；我率师直和第一旅负责攻占雅安、天全、荣经三地。部队马不停蹄地向西急行，当我率部到达雅安城郊正准备攻城之时，城里的老百姓已打开城门，欢迎我军进城。我一打听：原来云集在城里的川军一个旅，闻知坚守乐山的守军不到四个小时就被消灭了，不由心里发了虚，又得知红军大部队即将到来，自知抵挡不住，保命要紧。于是，便弃城南逃。现逃走还不到半天，我立刻命令韩旅长带100、103两个团急追，希望能追上将其歼灭。同时，又令102团攻占天全。我率师直则进驻雅安。雅安亦是有五六万人口的小城市，其繁华不亚于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物资相当丰富，我师的吃穿用就有了保障。第二天傍晚，韩旅长来电说：在大渡河北岸的汉源渡口截住逃敌约一个团，川军大部已逃至南岸。另俘获随川军逃走的豪绅、恶霸、财主30来人，缴获大量的金银珠宝及钱财。我阅后十分高兴，命他留一个团防守汉源，另一个团驻扎荣经。
此时，全军已全部完成中革军委下达的作战任务。从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央红军就攻占川西南13个县与两座城市，解放人口近三百万，歼敌两个旅另一个团，缴获的粮食及各种物资足够我军一年之用。当然，绝大部分粮食和物品都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和市民，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真诚拥护与支持。
中央纵队于二十三日进驻了雅安。它没有选择驻留条件较好的乐山市，是因为乐山离前线太近，离成都飞机场也不远，容易受到敌机的骚扰与轰炸。我于当天晚上就去看望了主席，主席留我长谈了两个多小时。我走时，主席特地送到了院门外。
四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与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及各军团长与政委，共二十余人。我与政委作为军团主要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中央红军到何处落脚，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众人纷说不一，争论得非常激烈，有说在此建立川西南根据地，也有的说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我与政委两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高级会议，自然是不便多言，只带着耳朵听。锋芒太露，毕竟不是好事。我仔细观察着主席、朱老总、周副主席、洛甫几位领导，见他们一个个神态安然，沉稳如山的样子，虽在凝神倾听同志们的发言，其实心中已有定论。“陈树相同志，谈谈你的想法吧！”我正在沉思之中，猛听到有人唤我，一看是洛甫首长点我的将。我知道躲不过去了，便迅速理清了一下思绪，缓缓说道：“我认为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既不现实，也无出路。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