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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华北日军即将实施的战略计划，我军将如何应对？近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与政委、罗参谋长等人进行过多次探讨，又将后世曾采用的一些战略战术反复进行推敲，渐渐地我的思路清晰起来，一个比较完整的应对方案逐渐形成了。我想：后世打仗，凭借的就是国家的综合实力，那么日军提出的总力战，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因此，我们也必须尽快提高根据地的综合实力。在政治上、文化思想上，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的力度，充分揭露日军的侵略行径和残暴行为，使根据地全体军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日。同时，进一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加入到抗日阵线中来，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各级政权建设，落实执行“三三制”政策（指在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进一步落实执行减租减息政策，改善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
第七十六章 艰难岁月（二）（）
在军事上，基本保持军队现有数量，缩编主力部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并加强整训，达到精干、机动、灵活、提高战斗力的目的。形成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游击队三者相结合的游击战争。在战略战术上，将*战、地道战、麻雀战、夜袭战、破袭战、运动战等战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为了对付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我根据后世的经验方法，决定立即从各军区抽调1500名政治坚定、对党忠诚、具有丰富战斗经验及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优秀指战员，进行为期半年的严格训练，包括时事政治、政策的学习，游击战术的训练、擒拿格斗、侦察捕俘、翻墙越屋等特种训练，我还特地要求基地武术教官向队员们传授了十几招简单实用的武功，以增强近身搏斗能力，使每个队员都成为优秀的战斗员、宣传员、和组织工作者。训练完成后，将他们组建为三十支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每队约50人，编为两个小队和一个火力支援组，每个小队约20人左右，可单独开展活动。武器装备更是令人羡幕，每个队员配备一支短枪、一把匕首和一支刚研制、生产出来的半自动步枪或自动步枪和*（仿五六式）；每个小队配两挺轻机枪，火力支援组配备一具50式火箭筒和一门迫击炮。釆用敌进我进之战术，深入敌占区或游击区，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对敌斗争方针，打击瓦解敌伪，宣传发动群众，秘密建立抗日政权和群众抗日团体，将敌占区逐步变为游击区，将游击区逐步变为根据地，从而破坏日军的“强化治安运动”。同时，还积极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破坏日军交通运输，袭击日军重要据点，炸毁日军的弹药库及物资仓库等，扰乱敌人，减轻根据地压力，赢得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我将这些思路、想法与政委进行了沟通，得到了政委的全力支持。并迅速制订出详细的实施方案，交党委会讨论通过；然后，发到各二级军区立即执行。另外，我还将自己对后阶段国内抗日战争即将出现的严峻形势的分析、判断与估计，以及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方案，上报给主席与中央。忙完这一切，我松了一口大气，估计后面一段较长时间，日军不会对我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因为日军需要大量时间来进行部署，巩固后方、调动兵力、运输物资、打通交通线等。同时，日军还在忙着做进攻南太平洋的准备。故而，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做好各方面的应对准备。于是，我与政委商量，准备分头带几个工作组，到各二级军区督促、检查方案的实施情况。正当我准备出发之时，突然接到主席电报，要我去一趟延安。我只好将任务交给政委安排，驱车赶往延安。
经过两天的颠簸，我到达延安。二月的延安城，已是春意盎然。经过几年的植树造林，延安周围的几个山头及延安城，显得郁郁葱葱，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主席见我到来，放下手中的笔，亲切地招乎我入坐，李进同志递上一杯香气四溢的热茶，又端来一碟炒花生，笑着说：“陈师长！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吃点花生吧。”“谢谢！”我一边说，一边要警卫员将带来的礼品送上来，主要是一些罐头、糖果、奶粉什么的。
“树相那！以后来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主席和蔼地对我说道。
“主席！这些都是缴获鬼子的战利品，您分享分享我们的胜利战果也是应该的嘛。”我开着玩笑说。
“树相那！你这次写给中央的这个材料，我们常委会的几位同志都看了，认为很好。我们现在有些同志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看不到相持阶段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危险性，越是到最后关头，越是困难，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物资准备，是战胜不了困难的。因此，中央将你的这个方案稍作了些修改，并补充点意见，决定发至全国各根据地，参照执行。”主席说到这里停了停，便又继续说道：“目前国际形势十分紧张，你前次对我说的，德国准备偷袭苏联，时间好像就是今年六月份吧。”
“对！是六月二十二日。”我语气肯定地回答。
“树相同志，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对于苏联，我们可以提前给予通报预警，能够帮助他们减少一些损失，这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也是大有益处的。同时，对于我们日后换取苏联的援助也是大有裨益的。关键是时机的把握，到时由我来跟s大林同志说。”主席成竹在胸地说道。我知道主席有专门的通讯密码和电台与s大林同志联系，后来的局势发展果如主席所料。在离大战爆发的前一个星期，主席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s大林同志去电，通报德军即将大举进攻苏联的情报，但却未引起苏联的高度重视；直到离大战爆发的前三天，主席的再一次去电，s大林同志才相信情报如实。然而，时间上已来不及了，只能仓促迎战。但毕竟有了三天的准备时间，与后世相比，苏联在战争初期，避兔了不少损失。以至后来s大林同志曾多次感谢主席当时提供的情报。
随后，主席与我就当前国际、国内的战争局势，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谈到了年底前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美军的海军基地珍珠港；谈到了日后两年，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将面对日军疯狂的扫荡和蚕食，会遭受重大损失，将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也谈到了目前正在开展的大生产运动，蒋介石今年年初就断绝了对我军的军响、弹药的供应，并对边区进行封锁、围困。现在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动手，解决几十万八路军的粮响问题，以及所需的各种军用物资，中央不得不向全军发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号召；还谈到了以德、日、意为首的法西斯阵营和以美、苏、英、中为首的反法西斯阵营的正式形成最后，我们谈到了“龙腾计划”的实施情况，我向主席详细汇报了海外商业集团的工作进展状况，当我告知瑛儿他们在美国、英、德等国组建了炎黄药品集团公司，现已大批量生产出青霉素、链霉素、生肌消炎粉等十数种新药，十分畅销，利润惊人。主席听得眉开眼笑，连声赞道：“好！好！”
我在延安呆了五、六天，其中去军委特种兵培训基地讲了两天课。临走，我发现李进同志带着三个小孩很辛苦，便悄悄跟主席提出，让贺湘霖跟我到少年培训班去上学。主席思考了一会，又征得李进同志的首肯，便同意了我的建议。湘霖丫头已六岁了，长得满讨人喜爱，跟我特别投缘。我每一次去，她都是叔叔长、叔叔短的叫着；这次听说跟我去读书，也就满口答应了。一路上，她看见许多新鲜东西，总是不停地问这问那。我也是不厌其烦地给予回答，逗得她不时欢快地笑着，解除了旅途中的沉闷。
由于带了贺湘霖，我的车直接开进了中北军区秘密训练基地。此时，正是下午放学的时候，几个少儿班、少年班的学生看见我的车，便蜂涌而上，大叫着：“首长好！”、“师傅好！”便围了上来，我只好下车，向着迎来的学生们高声喊道：“同学们好！小朋友好！”，拍拍这个的肩，又摸摸那个的头，三、四年来我待他们如同自已的子侄，虽然每年我跟他（她）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但每一次我对他们的检测和传授，都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心血；也许是各种传言，他们将我当成信仰和崇敬的楷模，弄得我十分尴尬。直到我爱人谢思玉校长的到来，才解了我窘困。我埋怨道：“思玉，你看你的学生，把我当成了什么？”
思玉倒很大方地说道：“老公！谁叫你表现那么优秀。呃，老公，这是谁家小姑娘，长得这么惹人可爱！”
“阿姨！我叫贺湘霖。”旁边的小丫头没等我开口，便抢先说道。
“哦！哦！这是主席的大丫头，参加少儿班学习，今后将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急忙回答。
“好呀！湘林，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阿姨也是你的妈，有什么都跟姨说，姨会帮你的。”思玉一边搂着湘林，一边动情地说道。她知道湘林的情况，母性的光辉便显现出来了。
“姨，你也是我的妈，我会好好学习的。”小湘林一本正经地跟思玉说道。思玉和我听着小湘林的话语，心头涌起一阵心酸，将小湘林紧紧搂在怀里。
回到家里，两岁的儿子陈宏宇便扑了上来，我搂着儿子，又拉过湘林，对他说道：“这是你的姐姐湘林。”儿子很乖，高兴地喊道：“姐姐！”
湘林也很兴奋，叫道：“弟弟！”说完便拉着宏宇的手，一起玩耍去了。我和思玉见他（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