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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激战，形势已非常严峻，时不我待，必须尽快歼灭这股日军。丁参谋长想到这里，定下决心，集中兵力火力攻下东南山头。于是，丁旅长亲自到二营指挥，集中旅炮兵营18门山炮、野炮和一团的迫击炮连，对东南山头进行轰击，又从一营调一个连到二营，增强突击兵力。经过十分钟的炮火准备后，二营重新组成的三个突击队士气如虹，战意高昂，纷纷宣誓：不攻下东南山头，决不后退一步。随即向山头发起了第三次猛攻。由于日军山头的火力点大部被摧毁，又加之数十门山炮、野炮、迫击炮及十余挺重机枪火力的压制，二营的三个突击队奋勇争先，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紧跟着冲上去，迅速接近了山顶。山上的日军也疯狂了，完全不顾我军掩护火力的打击，向迎面冲上来的八路军射击和投弹。接近山顶的突击队员趁势投出一排*，在腾起的烟尘的遮掩下，突破了鬼子的防线，冲上了日军阵地。紧跟着响起一片喊杀声和刀枪碰撞声，日军山本中队长率领残兵败将与我军二营突击队员拚杀在一起。双方打红了眼，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枪刺刀砍，手撕嘴咬，双方紧抱着倒在地上相互扭打，战场上乱成一团。日军的武士道精神的确十分顽强，临死还作反抗。但这已挽救不了被灭亡的命运。随着二营后续部队不断地诵上，优势很快向二营倾斜了，经过二十多分钟的生死拚杀，日军山本中队被全部歼灭。
二营攻占东南山头后，丁旅长随即调来十余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居高临下，向固守村外东、南西面的日军阵地猛烈开火，配合一营、四营的攻击。同时三营也趁势从山头冲下，在我军三面夹击下，防守村外的一个日军中队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全部消灭了。
扫清了村外的障碍，防守大崖湾村的日军就成为瓮中之鳖。丁参谋长迅即调动兵力、火力进行最后一击。为迅速歼敌，丁参谋长投入了军区特侦大队和旅警卫营这两支精锐部队，自动火器多，擅长近战巷战。攻击一开始，各路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很快从四个方向突进村内，将日军分割开来，与其展开巷战。我军借用后世的战术，打洞穿墙，翻墙越顶，将地面与空中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逐屋推进，将敌人一块一块地吃掉。很快，各路突击部队在日军最后坚守的大队司令部的院子前会合。在日军松井大队长拒绝投降的情况下，丁旅长下达了最后的攻击命令，炽热的炮火将日军司令部所在院子的院墙及临时工事全部摧毁，突击队员从四面八方杀入院内，与日军展开短兵相接的厮杀，我军士气高昂、越杀越勇，日军虽顽强抵抗，但大势已去，我军只付出极轻微的代价，便将残敌全部解决。日军大队长松井少佐见灭亡来临，也只好剖腹自杀以谢天皇。
大崖湾一仗，三分区第二旅主力一部以不到六个小时的时间，就全歼日军精锐主力松井大队及一个炮兵中队共1100余人，消息传至日军第十二师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日军师团长上村清太郎中将也大为震惊，不得不对八路军独立师的战力重新作出评估。从而迫使日军再也不敢随意出动小股部队进行扫荡，大大缓解了坚持内线作战部队的困境。
在三、四分区部队进行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时，冀察蒙军区政委蔡中均，按照原定计划，指挥二分区主力第三旅积极配合三、四分区的反扫荡作战。蔡政委指挥第三旅主力主动出击，破坏张集公路，截断日军的后勤运输线，两次成功地伏击了日军的运输队，共歼灭日军400余人。同时，对张集公路沿线的日军主要据点展开攻击，迫使日军扫荡部队司令官上村清太郎中将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回援，有效地减轻了三、四分区的压力。
二月中旬，军区司令员王光道亲自指挥骑兵旅主力，突入敌占区，纵横驰骋，东征西讨，今天攻占一个炮楼，明天又偷袭一个小据点，搞得日军后方神鬼不安，告急电、求援电纷纷飘来，令上村清太郎师团长头痛不已。上村清太郎中将深感这次扫荡已遭失败，不但八路军的主力没被消灭，反而使自己损兵折将，再加之后方又遭八路军扰乱。在此情况下，上村清太郎中将不得不终止这次扫荡行动，下令各部撤出察北抗日根据地。军区王司令员趁机指挥三、四分区的第二旅、骑兵旅及地方部队展开反击，收复失地。于二月底察北抗日根据地得到全面恢复。
第七十二章 反逆斗争（一）（）
三月初，我从晋东北返回绥蒙边区首府一一归绥。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三个多月，去时雪花飘飘，回时春暖草绿，确有点归心似箭的感觉。临近城门，我发现程政委、李副书记、唐副师长、罗参谋长等数十人等候在城门边，显然是迎候我的归来。我心中一热，忙跳下马，快步迎向前去。城门边数十人也向我快步迎来，领头的正是程政委，只见他高兴地喊道：“老陈啊！我们在此恭候多时了，欢迎英雄的师长归来呀！”
“政委！还有各位领导，怎么能劳动你们的大驾呢？我受之有愧呀！”我一边笑着反击，一边和政委热烈地拥抱在一起。随后与各位领导一一握手问候。大家说笑了一阵，便簇拥着我向中北军区司令部走去。
回到司令部，我简单洗漱了一番，便和政委开始了交谈。
“老陈啊！你留在晋西北指挥反扫荡倒不打紧，我可是挨了批评。主席和朱老总曾多次来电，要我确保你的安全。你说我怎么办？”政委端起茶杯慢慢饮了一口，然后严肃地说。“政委，感谢你了！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我能离开吗？”我悠然地回答。事实确实也是如此，政委心里非常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留在那里，就是对整个晋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精神鼓舞。
接着，我将去晋北地区视察检查的情况及这次晋东北反扫荡的有关问题，向政委作了详尽地介绍。政委也谈了家里这三个多月来的有关情况，使我对整个中北行政区的工作有了详细的了解和把握。同时，政委还告诉我几个好消息：一个是榆林药品研究所的那几种新药已研制成功，并通过了临床使用的检验，效果良好，现已正式投入批量生产，这对整个八路军、新四军及全国抗日的官兵来说，确实是一个福音，它能减轻多少伤员的痛苦，挽救多少伤员的生命。二是兵器研究所研制的50式火箭筒已定型生产，口径100mm以下的各类炮弹的已仿制成功，正源源不断地从各条生产线上吐出来，基本上能满足前线的需要。研究仿制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轻机枪及口径为17、5mm的高平两用机枪等，都已生产出样品，相信要不了多久，这些武器就会用到抗日前线。还有建设了近三年的包头钢铁厂、轧钢厂等厂矿已建成投产，这就保证了武器弹药生产原料的供应。我听到这些消息，自然是喜不自禁。这与后世相比，不吝是天壤之别，为我们龙腾计划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随后，我与政委两人还就当前的战争局势进行了商讨。政委告诉我说：自去年十二月以来，日本加大了运用政治诱降手段配合其军事进攻的力度。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再次发表声明，根据御前会议决定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公布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调整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露骨地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武力进攻没有达到目的，而改变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急欲解决“中国事件”的心情。这对于那些急欲想抱日本天皇大腿的亲日派来说，无疑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于是乎，以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为首的最大汉奸卖国贼，亲率他的妻子陈璧君及其走狗陶希圣、傅斯年、陈公愽等投降日寇，接着国民党军政要人接踵投敌者达四十余人。这给中国的抗战局面抹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严重地影响和打击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而英、美帝国主义，从战争一开始就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在武汉、广州失陷后，更进一步“敦请中国议和”，并准备牺牲中国，酝酿着被称为“东方慕尼黑”的太平详国际会议。英国大使卡尔，不断往返于重庆、香港、上海之间进行所谓的“调停”活动。
在日本诱降与英美“调停”下，蒋介石的抗日立场十分动摇。蒋介石也清楚地看到，日本是不可能完全征服中国的，且现在对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无以为继。蒋介石也想缓和与日本的矛盾，并将军事压力转移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身上，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同时，蒋介石还想借着这个机会，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权，削弱“异党”、“异军”之力量。在他的心里，仍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看成是最危险的潜在对手，玩起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把式。我想到蒋介石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还在打着消灭“异已”的算盘，心里感觉齿冷。看来，历史还是没脱离原来的轨道，第一次*的逆流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必须预做准备。想到此，我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政委作了沟通，两人取得了共识，决定尽快召开中北行政区党政军负责人会议，就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作出部署安排。
我作为中北行政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是中央和主席给我压的担子，要我党、军一肩挑）亲自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共四十余人。在会上，程政委就这次晋东北、察北根据地反扫荡的斗争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存在的问题。李井泉、乌兰夫、罗先辉等同志就政府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军队工作作了发言，我作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的主题报告。在报告中，我提出了目前亟需要做的几大任务：一，认真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迅速恢复晋东北和察北抗日根据地战后的经济建设和农业生产，帮助每一户受害群众解决困难，渡过难关。二、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