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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能安稳地度过，更何况是大明这种腐朽到了极点到政权。
对大明的官僚队伍的问题，他暂时也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加快步伐，早点掀桌子。只有整肃了官僚队伍，将来才会少一些官逼民反，少一些官兵劫掠地方制造更多流民的事，在未来的大旱中，这个国家才会少死一些人。
针对旱灾本身，他也发现自己以前的想法有些天真。他一度认为从现在开始大力推广美洲作物，大明的粮食危机就应该不那么严重，毕竟他在另一时空总是听说我大清的所谓“康乾盛世”是番薯盛世的说法，以为大明只要扛到西元1644年小冰河期结束之后就会少了一个大患。
现在他才发现，实际上小冰河期并不是一些人说的西元1644年就结束了，另一时空说的小冰河期是个长期的过程，而最寒冷的时间段是明末清初，一直要持续到1680年左右，气温才会开始转暖。
朱皇帝一直以为美洲作物是清代的人口增长到四亿的主要原因，于是想当然地以为大明可以靠更早更有组织地推广番薯之类的东西来拯救，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翻阅了几篇专业学者写的论文之后，他发现，现实却是有点骨感，美洲作物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高产，据另一时空的一些学者估计，清代这些美洲作物的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不会超过4。63％，还是大概率高估。
不死心的朱皇帝还让外星大佬帮忙做了个化学成分分析，测算了下这些作物的热值，加权亩产因素计算之后，他很失望地发现，美洲作物看起来产量倒也不是太低，可是热值却是远低于预期，与传统的主粮完全没法比。这些美洲作物只能在一些贫瘠的山地之类的地方种种，扩大一些耕种面积，在一些尚不是特别干旱的地方补种可以救救荒，比起没有是强很多，然而全指望它们救荒就不大靠谱了。
对于粮食安全这个问题，朱皇帝是很无奈的，办法说起来无非是开源节流四个字，历代对付灾荒的方法也很多。不过朱皇帝稍微想了想，发现这些方法，放在大明当下这么个环境下都有些问题。
兴修水利是历代救荒的不二法宝，在水利严重失修的当下，修水利显然可以增加粮食产出，前景看起来是很美好，然而现实却也是有点骨感，以朱皇帝对手下这帮官僚们的了解，让这群人去兴大工，总不免让他想起一件事——元末的时候，治理好黄河的前景看起来也很美好。
至于从节流上考虑，除了在粮食运往九边和京师的物流环节上想办法，朱皇帝也没找着其他的办法。
九边大部分都是内陆地区，在眼下的交通条件下，修建近代水平的碎石公路，改善路面提高马车等运输工具的制造技术，降低物流损耗，倒是可以考虑下，技术资料朱皇帝有，以现有的条件技术也可以实现，大明目前也有的是人力去修路，还可以解决大量的失地流民的问题。这个事看起来同样非常美好，要知道大明各地把粮食运到九边的损耗，加起来都可以再养活好几个九边了，修建近代水平的碎石公路，无疑可以节省巨额的粮食。
只是，这一样要兴大工，让现在的大明这帮官僚们去办事，一样会出现“石人一出天下反”之类的事情。
而要解决京师的粮食消耗问题，朱皇帝发现在理论上，倒是有个很好的办法——解决了北部边境的国防安全问题之后，直接迁都金陵。
迁都金陵，对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好处是很多的。让京师现有的庞大的脱产人口就食于江南，从大明主要的粮食输出区湖广运粮顺流而下，只用把粮食到金陵的话，消耗可比跨越大运河小得多，无疑可以大大地节流一把。迁都后废除漕运，还可以解决由于让水给漕运的运河沿线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业灌溉用水问题，增加粮食产量，也可以开源。之后运往北方的粮食改海运，管理得当的话，海运也无疑可以大大降低运输损耗。
迁都和改漕为海，前景看起来很美，但是迁都这种大事，以朱皇帝现在的个人威望，根本不用指望，暂时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在没有解决北方国防安全问题之前，迁都是绝对不可行的。至于改漕为海这个看起来很美的事情，朱皇帝估计，如果他没有朱老四那种程度个人威望，只是提出来都会有人要喂他这天子吃颗药丸，送他去见便宜爹泰昌。政权组织度不够，没有安置那么多漕工的地方，也一定会闹出大乱。
琢磨了半天之后，朱皇帝发现，想在当下的大明要干点事，还是绕不开办事的人这个基本问题，不来一场大清洗多数事情根本就办不好。而把组织纪律问题解决了，大明其他的问题其实都算不上是什么问题。
解决组织纪律问题又不是请客吃饭，在眼下这个环境里，必然要杀得人头滚滚，放倒一大片的官僚权贵们，到时候抄家获得的钱都足以应付一些年头的财政支出。
杀了那么多人，也不会有人敢反对迁都和废漕运改海运。
整肃了官僚队伍，就算是按照大明当下的士绅优免相关规定严格执行下去，财政问题都不会有多突出。
到时候大修水利，各种开启基建狂魔模式也没有压力。
第23章 23。会推风波（）
尽管争吵不断，举荐李三才入阁的事，还是被东林众推进到了会推程序。
会推属于大明特色的制度，其运行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程序。
一是在候选人的产生上，要集合众官，讨论商议。凡遇尚书、侍郎、巡抚等官缺，要由吏部组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九卿合议推举人选；遇更为重要的官缺，如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督、以及内阁阁臣等，九卿之外还要有科道官的参与。由于万历本人对强势内阁的不满，为了打压内阁，便抬高了科道的权力，到了万历中后期凡有会推，科道官已经是皆可参与了。
二是在选用上，会推候选人名单上呈，由皇帝确定人选，最终任命结果既可以是会推所选之人，也可由皇帝另选他人。这种规定本身便界定出了两种意见上的分歧空间：众官员在提名候选人时可能存在的意见不同；皇帝在进行最终决策时与众官员之间可能存在的意见不同。
这个会推其实也是宰相职位被废除之后，自然演化出来的产物。宰相职位的人事权力在那里，总得有个去向，而并不是每个皇帝都有洪武和永乐两位大帝那样的个人能力，皇帝掌控不了的这部分人事权力，一开始就很自然地就流向了吏部，这就让皇帝再一次感到受到了威胁，出于寄希望于集思广益以推举人才，同时削弱吏部的权力的目的，便创造出了“会举”制度，几经发展最终演化出了“会推”这种高级官员选用制度。
这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完美的制度，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事斗争这个事无论在哪都是普遍存在的，“会推”制度一经确立，皇帝和文官，文官之间就经常因为会推而发生各种冲突。
这个会推并不能证明大明有多民主，皇帝如果够强势，无视这些规矩的时候多了，比如另一时空那位崇祯就经常这么干。只不过中期开始明代皇帝无视规矩选用的官员，往往会被其他文官们扣上一顶“幸进”之类的大帽子，都很难把位子坐稳。
李三才这个人，在当下的大明朝，从来都是争议极大的人物。是否让李三才入阁这个问题，一经被推到正式程序上来，朝廷上下自然是议论纷纷，连辽事的关注度都被挤了下去，如果大明有微博的话，李三才可以瞬间就登上“热搜榜”。
就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朱皇帝看来，不管是保李三才的一方还是弹劾他的一方，都很难以所谓的“邪和正”或者“是与非”这类的单一标准去简单地分类，甚至都不能以是不是东林党来区分这两帮人。
就像正在弹劾李三才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德完，此人在争国本事件中一直是铁杆太子党，多次指出万历在皇子们的婚姻等事上奢侈无度之类的错误，挨过不少廷杖，也素有正直敢谏的名声。东林和阉党之争，严格来说其实是“争国本”这部无聊的历史肥皂剧的续集，这位王德完看起来应该属于是亲东林党一系的。
不过他这一位不光一直在弹劾李三才，还直言东林大佬邹元标一开始举荐李三才，之后看到舆论汹汹就不再坚持原论，讽刺这位东林大佬是首鼠两端。
名列另一时空的东林点将录同时还是邹元标好友的福建道御史周宗建，这一次却是完全站在了王德完的一边，与东林中的其他人在对着干。这个东林党周总建，前阵子也正在极力弹劾被另一时空的魏公公认为是东林党的内阁大学士刘一燝和韩爌。
东林大佬邹元标被王德完讽刺了一通，也没回击，倒是有人多管闲事向皇帝报告邹元标和王德完闹矛盾，要求皇帝调解。
对此朱皇帝也是一脸懵逼。他们两个闹矛盾关他屁事，一个是刑部的一个是言官系统的，闹了矛盾又怎样，他是皇帝，又不是居委会的，直接就无视了这个莫名其妙的上疏。
这回邹元标坐不住了，立刻上疏说自己和王德完只是观点不同，没什么矛盾，都是别人阴谋挑拨，摆出了一副君子和而不同的态度出来。
表面上看起来，这一位还真是高风亮节，很有朝廷大臣该有的风度。
朱皇帝却是一看到这个货的名字就犯恶心，厌恶得不行。
对在他眼里，邹元标当年拿张居正死了爹后没回去守制说事，也就是所谓“夺情”这破事，以此攻击张居正的时候，那一副儒家愤青的样子完全是装出来，他觉得这人心里存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儒家道德，当时他想的不过是未来的利益，那种看似自杀的行为无疑是一场十分高明的政治投机。
邹元标一个三甲同进士出身的，还没考上庶吉士，被放在刑部观政，又没有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