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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夫子授课之时，但有疑惑，尽皆举手发问，真正做到了惑不遗堂；而众多师长，对此也是不以为忤，当堂便解答学生的疑惑，并允许学生有多样性的解答，保持开放性。对于自身也不敢确定的问题，众师长也绝不乱解一气，而是记下问题，拿回教学组讨论，待有了明确的答案之后，再回答学生。
在这种模式之下，可以想见，学生的学习热情会有多高涨。
但这一切，与十日一次的研讨会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学子们把最大的热情都留到了这里，从开始时候正常的讨论民生国事，到后来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学子中间也大致分成了几派，都想在下一次研讨会上驳倒对手。于是这种对民生国事的探讨就不再限于时间地点，学子们除了完成基础的学业之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些事上。
开始的时候，张九龄、李麟等人皆就这种情况，忧心忡忡地找过谢轩，言道怕诸学子难分轻重，以言事而废学业。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是他们多虑了。这些学子为了驳倒对方，必然是要找到强有力的论据。那么，这些论据从何而来呢？自然就是流传下来的那些经史子集。
想要利用这些书卷驳倒对手，自然就要理解得比对方更加深刻。是以，多读书便成了唯一的方法，形成了一种风潮，真个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而相较于科举而言，这些书的范围只会更宽更深，绝不至于出现荒废学业之事。
就在这时，谢轩又给众学子添了一把火，提出了院刊的概念。将每次研讨会上，众学子之中优异的观点和建议刊登在院刊上，众学子平日里也可以向院刊投稿，由书院择优而录之，一月三刊，不但在书院中流传，而且面向整个长安发行。
此举顿时就引爆了整个稷下书院，对于这些出身寒门的学子来说，他们并无家族做为依靠，也无法结交权贵，想要扬名太难。但是这院刊的出现，却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虽说科举面临改革，名气和出身已经不再是影响科举最终录取的重要因素，然而并不是说这些就全然没有用处。一来，科举的最终考核环节为面试问询时务策。既然是面试，那么多多少少都会掺杂有人为因素，不会像科举作卷那样，因为有糊名的制度，而绝对公平。二来，即使是科举落第，名气也可以让他们成为节度使或者权贵的幕僚，从而以迂回的方法达到他们入仕的理想，等若是让自己多了一条后路。
而对于谢轩来说，这么做同样是有着他的目的。身为穿越者，他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加明白舆论的力量，是真正的杀人不见血。即使是在古代，亦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说法。他的终极目标便是通过这些院刊，引导民间舆论，占据舆论高地，从而影响到朝局的形势。这一点并非只是幻想和想当然，后世的东林党已经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这种方法，即使是在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时代同样是行得通的。
而对于稷下书院这种旷古烁今的学术氛围，感受最深的便是国子监的学子。务本坊自稷下书院入驻以来，已经没有私宅。朝廷为防止学子学业受到影响，便着禁军封锁了此坊，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是以，对于其他人来说，对这种文坛盛况，只是耳闻，未能亲见。但是国子监的学子不同，国子监本就在务本坊内，如今更是被稷下书院包围，他们想看不见都难。
只是短短的一月而已，国子监的学子就再也忍不住了，纷纷加入到了稷下书院十日一次的研讨会之中。而且只参加了一次，国子监的学子就发现了这种模式的优越性，纷纷上书国子监祭酒李麟，要求在国子监也推广这种模式。
李麟身为稷下书院的副院长，自然是早已对这种学术讨论模式眼馋，又有了这么多学子的上书，当下就顺水推舟，在朝会上向玄宗上禀。不想玄宗却连考虑都没有考虑，就一口回绝了，言道，暂且只在稷下书院及其附属学院推广。
如此一来，稷下书院的众学子顿时优越感爆棚，自信心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是了，你们是宦官之后，地位崇高，但那又如何，我稷下书院多的是你们没有的东西，未来如何，尚未可知也！
无奈之下，国子监的学子只能继续去稷下书院参加研讨会，于是年少气盛，自尊心极强的两波人，又引发了稷下书院与国子监的学术之争。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到得后来，双方的教习为了各自学府的荣誉，也都参与了进来，躲在背后出谋划策。这顿时就把李麟、苏墨等在两座学府都有任教的人给坑惨了，两座学府的学子有问题发问，他们自然不能不答，但是答了，被学子运用到研讨会之上，他们又两面不是人。
相较于两座学府内的热切氛围，长安城中也是毫不逊色。天下文人仕子何其多也，院刊发行到市面之上，自然也引起了这些人的激烈讨论，长安城文人阶层见面必谈民生国事已成为了一种潮流和惯例。
而代表国子监和稷下书院两座学府研讨成果的院刊，便成为了具有最高导向性的刊物，上面不仅有诸多学子的观点，还有名重一时的明师点评，顿时就受到了文人阶层的热烈欢迎，以至于院刊的价格一涨再涨。
即便是普通的百姓，也对之有着强烈的热情，要知道学府中对于民生国事的讨论并不是一次就可以得出最终结论的，往往要几期院刊才能分出胜负结果。长安的这些个百姓，就像是后世追连载小说一般，心里就像猫挠似的，急切地像知道谁输谁赢。
这样一来，院刊的价格就更贵了，甚至出现了不少专门倒卖院刊的黄牛，在他们的手中收购了大量的院刊，待价而沽。这种情况对于谢轩营造舆论高地自然是有害无益的，于是谢轩上禀玄宗，令金吾卫出动，将这群倒卖院刊的奸商一网打尽。
不过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利益驱使，总归有人会再跳出来。于是，稷下书院面对长安商人，进行了大唐历史上的第一次招标，将院刊的发售权交给了商人专营，由稷下书院给出指导价格。这一项权利最终被蜀中唐家拿下，王元宝一反常态，并没有参与竞逐。不过这也正是他聪明的地方，否则的话，他哪里都要横插一手，吃相就太难看了，很容易遭到别人的联手针对。
天宝十年，上元节后的第一场大朝会，科举改革之事也被定了下来，基本上是照搬了谢轩的意见。自唐开朝以来，就存在的荐举和投卷制度终于是彻底地告别了历史的舞台。
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生徒仍然采取原有的措施，而对于今岁滞留在京师或者因为家乡路途遥远，而无法归乡参加初考的仕子，则在国子监和稷下书院参加初考，评定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废除掉荐举和投卷，再加上糊名的制度，对于大唐来说无疑是有益无害的，确保了科举考试的绝对公平，有利于选拔真正的干才。
事实上，在原有的历史中，后世的史学家对于唐朝的科举制度也是多有诟病，称之为伪科举。
因为荐举和投卷的存在，科举考试的考卷上又没有糊名，这就导致人为操作的余地太大，名气远播与声名为显的仕子，根本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经常会有科举考试还没有举行，而及第名次就已经确定的尴尬情况发生，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王维。
这对于人才的选拔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导致很多贤才，埋没于人海，而朝廷的政局也一直被世家大族所掌控。
寒门出身的仕子，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及第的，所谓的科举选才，实际操作起来，仍然是权贵阶层的游戏，并没有彻底摆脱门阀的阴影，被称之为伪科举，也并不为过。
因此，天宝十年这一场对于科举的改革，绝对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除此之外，科举考试自天宝十一年起，采用全国统一招考的模式，试卷由国子监统一出题，由禁军护送到各州府。不愿舟车劳顿的仕子，可以在自己家乡的州府参与科考。科考后，各地考卷封存，由禁军带回国子监，再统一阅卷，评定最终进入殿试殿试的资格。
也就是说，即使是诗文和时务策回答得再好，也并非就是稳稳考中进士了。会从全国各地答卷优异的考生之中，选取两百名，进入最终的殿试，在殿试之中，在根据录取人数，进行淘汰。
从公平性和选拔真正的干才上来说，这样的科举制度无疑是极佳的，唯一的缺陷便是耗时太长，从科举考试到最终殿试选出进士，基本上需要一年的时间。
这对于朝廷来说，影响并不大，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大唐积累下来的等待守选的进士以及六品以下卸官，等待铨选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并不影响朝廷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
但是对于仕子来说，这绝对是一种煎熬，既要在等待科举结果的煎熬中患得患失，又要为考不中进士，为来年的科考做准备。
实际上，关于全国统一招考这一条也是最受到朝臣反对的，就是谢轩自己也觉得自己步子迈得太大了。但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玄宗竟然力排众议，将这件事定了下来，理由也很充分，玉不琢，不成器，古之成大事者，必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
有玄宗的坚持，这条被举国仕子诟病很多年的改革制度便被定了下来。
也是在这场朝会之上，在议完科举改革之后，玄宗又抛出了禁军扩军的议题。
理由同样也很充分，玄宗言道，科举乃是国之大事，绝不容有失，科举考卷必须由禁军重兵护送，然每逢科举之时，禁军尽出，长安防务空余，很容易为宵小及敌国所趁。
说实话，这一点大多数的朝臣都没有想到，原本他们听到玄宗要扩军，也皆是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听了玄宗的话，所有人又都觉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