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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谢斯本是大陆军的上尉军官，退役后回到家乡。战后的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本来就让乡村的生活难以为继，1785年，马萨诸塞州政府又通过了更严厉的税法，直接把大家逼上了梁山。谢斯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先是组织和平示威，又强行关掉几个县的法院，最后干脆拿起武器，袭击邦联和地方政府，抢占公共财产。他们很快就聚集了将近1000人，声势震动各州。
马萨诸塞州向邦联求助，国会对各州说：你们大家都捐点钱帮帮忙呗。结果，没有一个州响应。马萨诸塞闹乱子关我啥事，我为什么要捐钱？国会又说：要不，每个州都出点人，咱凑一支邦联的军队，去镇压叛乱怎么样？结果，只有弗吉尼亚派来500个民兵，其他各州又没反应。国会只好对马萨诸塞说：你好自为之吧，俺已经尽力了。
马萨诸塞一看，“中央”是指望不上了，咱自己对付吧。没想到，第一批派去的民兵同情叛乱分子，他们对谢斯的诉求感同身受，拒绝向“叛军”开枪。到最后，还是一些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比如原大陆军南方部统帅本杰明林肯将军，出面组织私人武装，在州政府的配合下，打垮了叛军的主力。几个领头的都逃到临近各州藏起来了，谢斯跑到佛蒙特共和国，在那里待了很多年，直到获赦免后才回到马萨诸塞。
“谢斯叛乱”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各州都感到深深的恐惧，原来人民可以拿起武器推翻他们选出来的政府。大家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美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过头了！我们光顾着防止自上而下的暴政，却忘了防止自下而上的暴乱。没有秩序的自由和没有自由的秩序同样可怕。怎样既维持有效的秩序又享受充分的自由，这是个人类从未找到答案的问题。
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审视邦联条例的缺陷，“修改邦联条例”成了最主流的思潮，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似乎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中央政府”带着一个与生俱来的原罪，就是独裁倾向。正是出于对独裁的畏惧，美国人迟迟不肯给这匹叫“自由”的野马套上笼头。在没有一个“好的法律”之前，大家很自然地想到，也许一个“好人”可以避免所有的过错。在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让所有的人都放心的“好人”只有一个，因为他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他对权力不感兴趣。他就是那位已退休的前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
自从回到弗农山庄，华盛顿享受着久违的快乐。军营生活的艰辛终于成了回忆，再也不用担心敌人的进攻，再也不必求爷爷告奶奶地给战士们弄点过冬的棉衣。他在给拉法耶特的信中把回归自然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多马克河畔的普通公民，站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交织成的阴凉里。从军营和公职里解脱出来，我沉浸在宁静的幸福中。那些永远追逐荣誉的战士，那些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日夜操劳甚至不惜毁灭他国的政客，那些为博取王子的欢心而小心翼翼地察言观色的大臣，他们不会理解我此时的心情。我不仅退出了公共事务，也退出了内心的欲望和追求，我可以从私生活的孤独的脚步中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不嫉妒任何人，感谢所有的人，这，我亲爱的朋友，就是我此后人生的号角。我将如此前行，随着生命之河流淌，直到与我的父辈们同眠。”
华盛顿描绘的这幅与世无争的画面是他的心境，但不是真实的生活。他的退休生活虽然惬意，但也很忙碌。弗农山庄由五个小农庄组成，共占地4。8万亩，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数不清，华盛顿又是个极细致的人，难免亲力亲为。打了这么多年仗，很多事都荒废了，他的财富大大缩水。他决心重整庄园的经济，但又谈何容易？有一位朋友很幽默地描述了华盛顿对庄园的“军事化”管理，好像他还没从总司令的角色中走出来：每个小农庄都有职业经理人打点，就像他那些统领各军团的将军；每星期五，所有的经理人都要来开圆桌会议，汇报他们管理的事务，就像开军事会议；华盛顿那个一丝不苟的劲儿跟在军队时一模一样，反正谁碰上这种老板谁倒霉。
除了弗农山庄，华盛顿在俄亥俄河谷还拥有大片土地，大约18万亩，外加对6万亩土地的勘测权。像所有的大地主一样，他对土地的热爱近乎疯狂。他毫不怀疑，美国拥有地球上最富饶的土地（这一点他倒是没说错），特别是俄亥俄、密西西比和五大湖区。他这些地是战前买的，战时没工夫管，很多租种他土地的人都没向他交租金。现在，他终于腾出工夫来，不辞辛苦地亲自去西部收租金，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收税官。其实，他就想找回年轻时的感觉，那种对探险的冲动和激情。
华盛顿天生就是当农民的好材料，他对农业由衷地热爱。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这两个大学者在一起谈论华盛顿的时候，常讽刺他读书少，对哲学和文学没什么造诣。他们说的不假，华盛顿似乎只看两种书，一是英国历史，二是农业技术。他不仅热衷于种地，对养牲口也特上瘾。他亲自指导农庄的奴隶让公驴和母马交配，培育出一个新物种——“美国骡子”，这在北美还是个创举。他对自己的这个“发明”感到特别骄傲，在弗农山庄共“造”了57头骡子，希望能把这种强壮耐劳的动物推广到美国其他地区。
但华盛顿的“农夫”生活难免被他的名声所累，这位成功地领导了革命的“美国之父”注定不可能过清静日子。打从他回家的第二天起，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就源源不断地涌进弗农山庄。来访者中有他的老朋友、老战友，他很高兴见到他们。但大多数是陌生人，他们纯粹是慕名而来，只为见到他们心中的“宙斯”。这些来访者把华盛顿搞得疲惫不堪，他恳求弗吉尼亚政府在路上不设或少设去弗农山庄的路标，希望大家知难而退，但还是挡不住。那时候，交通不便，弗农山庄周围方圆几十里没有旅馆。人家大老远地来了，怎么着也得招待人家吃顿饭，住一夜，哪好意思直接把人赶走。弗农山庄居然平均每年接待430多位客人，都快成“来福客栈”了，还免费吃住。华盛顿如果哪天走运可以和玛莎安安静静地单独用餐，他就会大张旗鼓地写进日记里，好像是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可惜，这种日子太少了。
1784年8月，华盛顿终于等来了他最热切盼望见到的客人——拉法耶特。1781年的“约克镇战役”之后，拉法耶特回了法国。虽然隔着大洋，但他们对彼此的思念一天都没停止过。有一次，法国驻美公使访问大陆军军营，华盛顿设宴款待他。席间，华盛顿问公使在巴黎有没有见到拉法耶特，公使说：“见到了，他现在可是大英雄呢！所有的人都爱他。”华盛顿兴奋得脸发红，好像一个父亲听到别人赞美他的儿子时那样骄傲。公使接着说：“侯爵每次提到您时都充满温情，他非常想念您。”这时，他看到华盛顿的眼里泪光盈盈，他拉着公使的手说：“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高贵的人，我爱他就像爱我的亲生儿子。”
战后，拉法耶特热情地邀请华盛顿和玛莎访问法国，说国王路易十六非常想见到他，即使他以私人身份来访也肯定会受到国家元首级的待遇。华盛顿差点成行，但因庄园的事务太繁忙，玛莎身体又不好，经不起跨越大洋的艰辛，他只好取消了这次旅行。他邀请拉法耶特和夫人来弗农山庄做客，以解他的相思之苦。这一天终于到了！拉法耶特出现在华盛顿面前。26岁的他依然年轻，充满活力和热情。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都为此时此刻流下快乐的泪水。
拉法耶特在弗农山庄住了十天，和华盛顿品酒、聊天，欣赏着波多马克河的旖旎风光，一起骑马巡视庄园，他们沉醉在不知今夕何夕的“世外桃源”中。拉法耶特要去纽约上船回法国，华盛顿舍不得让他走，决定陪他去纽约，这一路上还能多说会儿话。但是，走到马里兰的安纳波利斯的时候，华盛顿决定不再往前走了，因为实在走不动了。美国人爱死了拉法耶特，他本来就是个大明星，更何况有华盛顿亲自陪同。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和款待可想而知，大大小小的宴会、舞会不断，各种各样的应酬把两人折磨得受不了，他们根本没有私人空间。这才走到马里兰，要是到了费城和纽约还不定闹成什么样呢。于是，一个清晨，他们在深情的拥抱和亲吻之后，上了各自的马车，一个向南，一个向北，越走越远，他们都没有让对方看到自己的眼泪。但华盛顿在随后给拉法耶特的信中表达了他的伤心和无奈。他说，我今年53岁，来自一个有短命基因的家庭，恐怕没几年好活了。我此生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你了？拉法耶特的回信乐观多了，他说：“我们当然还会见面！我很快就回来看你！”可是，他错了。这次分离是他们的永别。当拉法耶特再次来到美国的时候，他面对的是华盛顿的墓穴。
像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华盛顿深切地感受着战后经济萧条带来的痛苦，他对邦联的认识比所有的人都深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大陆军是怎样度过那不堪回首的八年。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他的理想，但“狡猾”如华盛顿者是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发表这种言论的，他不想让别人认为他有个人野心。事实证明，他太多虑了，没有人怀疑他的动机。他越不要权力，人们就越上赶子把权力往他手里塞。
想把华盛顿请出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早就多次声明，有生之年不再担任任何公职。没有合适的契机，没有充足的理由，休想让华盛顿走出弗农山庄半步。这个契机和理由需要两位天才的创造，他们的智慧将为美国开辟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也只有他们能再次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