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鹕Ｆ卑芑档挠⒐榛岚迅焕伎肆纸腥コ袈盍艘欢伲⒊庠鹇砣钊榛嵛蘩砣∧帧Ｈ欢鹕恼紊娜次蘅赏旎亓恕９鹕芏绞切掠⒏窭荚缙谌巳ㄔ硕煨浒补鹕暮笕耍ú慰�008自由之声），由于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成功，他一直是马萨诸塞最受尊敬的公民。现在，他的“保王派”立场却使他不得不带着全家迁往伦敦。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再也没有踏上过新大陆。
赶走了哈金森，接下来的总督是谁呢？英王任命驻北美的英军总司令托马斯盖吉将军为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哼，文官总督你们不要，就给你们换个武将，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盖吉，这位曾在“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与华盛顿并肩作战的将军，一方面崇尚武力，决心用铁腕统治马萨诸塞，坚决执行强制法案；另一方面却是个有原则的人，拒绝取缔整天捣乱的“自由之子”，因为这样做违背了他对人权和自由的信念。英国议会无可奈何地意识到，“这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让一个英国人去说服另一个英国人成为奴隶”。就在盖吉的犹豫和矛盾中，殖民地人已经“偷偷摸摸”地开始了他们的“战争”。
盖吉很快就发现，英军的很多供给不翼而飞，草料莫名其妙地着了火，运武器的车一转脸儿就坏了，运兵士的船好好的就沉了，甚至枪支、弹药、大炮都会“玩失踪”。他心里当然明白这是谁在捣鬼，可是又抓不着人。他派了很多人出去打听殖民地人藏军火的所在，时不时地搞一次突然袭击，捣毁殖民者的仓库，等等。双方就这样你抓我一把，我捅你一拳，寂静无声地展开了拉锯战。在这些冲突中，两边的枪都没“走火”。殖民地人不想明目张胆地对抗，毕竟英军不是好惹的；盖吉也很克制，他不想让事态升级，引发革命。“保王派”和“革命派”的间谍都异常活跃，很多时候，盖吉很清楚“自由之子”的下一个目标，而殖民地人也很了解盖吉的下一步行动，一切似乎是在透明中进行的。但总的来说，盖吉渐渐落了下风，他的情报显然不如殖民地人的快，他发现，不管做什么，自己总是慢半拍。
盖吉将军一面加强英军对波士顿的控制，解散了殖民地议会，一面不断地向伦敦求援，要求增兵。波士顿是个有3万居民的城市，驻波士顿的英军只有3000人，不够用的。英军除了波士顿城之外，对周围的地区没有控制能力。殖民地议会被解散后，议员们成立了马萨诸塞省议会，会一点也没少开。“叛逆”活动遍地开花，愈演愈烈，终于到了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步。
1775年3月，英国国务大臣达特茅斯伯爵威廉莱格给盖吉发了一道密令，要他立刻扑灭“叛乱”，逮捕“叛乱”首领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在密令中，达特茅斯伯爵给了盖吉“便宜行事”的权力。奇怪的是，这道保密又保密的“密令”，还没出伦敦，就被北美在伦敦的“线人”知道了，他们迅速把消息传到波士顿。在盖吉本人还没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塞缪尔亚当斯、约翰汉考克和其他的革命领袖，基本上全部撤出了波士顿，马萨诸塞省议会也转移到塞勒姆镇。等4月14日盖吉终于拿到命令时，别说人了，连鸟都飞光了。但是，有一位特别不要命的人物没走，“自由之子”也没全撤，他们在波士顿还有很多“钉子”。这个不要命的人和这些“钉子”将在下面的行动中起关键作用。
在盖吉还没收到密令的时候，他就已经打算偷袭殖民地民兵在康科德的一个军火库，这个决定是根据一个间谍的报告做出的。为了防备波士顿人向外传递消息，盖吉派人守住城周围的路口，拦截信使。这个举动引起了殖民地人的怀疑，他们预感到英军将有所行动。但是，英军的行动是什么呢？怎样才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现在，轮到那位唯一没撤的革命领袖出场了，他就是约瑟夫沃伦医生。
沃伦生于1741年，1759年毕业于哈佛学院后，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沃伦一面行医，一面深深地卷入波士顿的政治生活。他与波士顿的革命领袖以及“自由之子”成了朋友，也是通讯委员会的成员。1775年，他当选为马萨诸塞省议会主席，这是革命政府中的最高职位。可是，这位马萨诸塞的“最高领袖”，在大家撤离时却决定留下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留在波士顿的价值。
沃伦留下来的目的是获取情报。他凭什么能得到准确的情报呢？因为他有个好朋友。这位朋友不是别人，正是盖吉将军的夫人——玛格丽特盖吉。她生于新泽西，虽然嫁给了英国军官，但心里却很偏向自己的家乡新大陆，对美国革命一直抱着同情的态度，她与沃伦医生的友谊也是尽人皆知。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历史学家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正是她把英军的动向透露给了沃伦。盖吉对她非常疼爱，“英雄难耐枕边风”，难免让夫人探出了究竟。
4月8日，沃伦告诉“自由之子”在波士顿的一个“钉子”，英军将偷袭康科德的民兵火药库，让他立刻出城报信。这个“钉子”就是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提到过的银匠保罗瑞维尔，他也是那个刻波士顿大屠杀铜版画的人。瑞维尔是波士顿最有名的银匠，他做的金银器不但造型优美，还有一个特别的花样，就是在上面刻画，这是一般的银匠做不到的。多年后，他的作品将是收藏家手中的无价之宝。瑞维尔心灵手巧，不只做银器，还学过牙医助理，帮人镶牙补牙，沃伦口中的一颗银牙就是瑞维尔给镶的。瑞维尔不是政治家，却与波士顿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好朋友；他不是革命领袖，却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他骑术高超，是最得力的通讯员，所以，沃伦第一个找的就是他。
瑞维尔二话不说，纵身上马，奔往康科德。他熟悉路径，轻松绕过英军的岗哨，很快就到了目的地。民兵得到消息，立刻把军火分散转移了。瑞维尔完成任务后回到波士顿，继续探听英军的消息。
1775年4月18日，在接到伦敦的密令4天之后，盖吉将军终于决定动手了。他把指令交到弗朗西斯史密斯中校手中，命令他于当天夜里率700名步兵偷袭康科德，捣毁民兵的军火库，但不许抢劫平民。在命令中，盖吉确实使用了他的“便宜行事”之权，他没有写上“逮捕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因为他怕引起暴乱。此时的盖吉仍然想避免流血，息事宁人。对他来说，这次偷袭与以前没什么两样，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军事行动。但他万万没想到，这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一件事，却成了“致命的任务”。盖吉得到的，正是他一直极力避免的结果：战争。他更没想到，那道一点也不出奇的命令，出人意料地催生了一个新国家，世界将因此而变得不同。
为了保证“偷袭”的效果，盖吉的命令是在“绝密”的情况下下达的。执行命令的军官都是在出发前在才打开手令，得知此行的目的地。可是，就在盖吉手下的军官还不明就里的时候，沃伦医生却已获得了命令的全部内容。这实在有点匪夷所思，除了盖吉夫人，谁有能耐搞到如此准确的情报呢？
4月18日晚上9点，在夜幕的掩护下，两个人悄悄地出了城。一个是威廉道斯，一个是瑞维尔。他们接到沃伦的指示，要去通风报信。沃伦告诉他们，英军将向莱克星顿和康科德进发，除了袭击火药库外，很可能还要抓捕住在莱克星顿的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沃伦他们一点也不担心火药库，因为那些弹药10天前就转移了，盖吉的情报已经过时，但他们担心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的安全。他们不能失去朋友，波士顿不能失去领袖，就是拼了命也得把信儿送到。
为了保险，两人分头行动。道斯走陆路，骑马从波士顿半岛与大陆连接的那条细“脖颈”上出去，先往南，然后转向西北，直奔莱克星顿；瑞维尔走水路，他要先去与波士顿隔水相望的查尔斯顿报警，然后再从那里骑马去莱克星顿。当时，因波士顿港已封，水路是不许通过的。可是，瑞维尔居然划着小船，躲过了英国军舰的视线，顺利在查尔斯顿登陆。他还让朋友守在波士顿“北方教堂”的尖塔上，监视英军动静。如果英军走陆路，就在塔顶挂一盏灯，如果走水路，就挂两盏灯，这样查尔斯顿的人们就可以看到了。朋友守到半夜，见英军从水路出城，于是挂上了两盏灯。从此，“陆路为一，水路为二”成了一句名言。
到了查尔斯顿后，瑞维尔立刻跨上马背，一路狂奔，向着莱克星顿的方向飞驰而去。路上，他只要见到人家或村庄，就大喊：“正规军出动啦！正规军出动啦！”没过多久，沿途所有的村庄都知道了消息。查尔斯顿和知道消息的村庄立刻派快马奔向周围其他的村子，大声预警。在黎明还没到的时候，在英国兵还没下船的时候，离波士顿40公里以外的村庄都已经知道了英军出动的消息，这套预警系统的效率可见一斑。“一分钟人”和民兵们马上行动起来，拿起枪直奔康科德。瑞维尔深夜中的“纵马飞奔”成为美国革命的经典一幕。
午夜时分，瑞维尔到达莱克星顿，来到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住的房子前，叫醒了他俩。塞缪尔亚当斯看看窗外那黑乎乎的天，说：“多么明媚的早晨啊！”睡眼惺忪的约翰汉考克瞟了他一眼，哥们儿，你是睡晕了还是吃错药了？塞缪尔亚当斯笑眯眯地加上句：“我是指对北美来说。”
三人坐下来商量对策，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汉考克觉得，如果英军是来抓他们的，大可不必这么兴师动众，看样子不是冲他们来的，不用怕。瑞维尔说，别废话了，赶紧逃命要紧！马上去费城，开你们的大陆会议去吧！一小时后，道斯也赶到莱克星顿，与瑞维尔一起，向康科德奔去。路上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