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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人也不敢逞能了，抬起死伤的弟兄一哄而散。波士顿终于尝到血的滋味。
第二天天不亮消息就已经传遍全城。塞缪尔亚当斯认为这是个把英国兵彻底赶出波士顿的绝好机会。他找到好朋友铜匠保罗瑞维尔，让他赶紧把昨晚发生的事画成一幅画，刻在铜板上，这样就可以印成很多份，散发出去。可是，画什么呢？画那乱哄哄的人群和手忙脚乱的士兵吗？当然不是！事实？真相？太苍白无力了！要画就画出英国兵的凶恶和波士顿人的无辜，画出血腥，画出愤怒，画出仇恨。亚当斯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瑞维尔是“自由之子”的成员，亚当斯的铁哥们儿。大哥一声吩咐，小弟心领神会。于是，那幅著名的画就诞生了：
在画中，英国士兵排成整齐的队形，在普莱斯顿上尉的指挥下，向波士顿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开枪。波士顿人像无辜的羔羊，被冷血的英国兵任意宰割。硝烟起处，血流成河，那一具具尸体让任何人看了都会顿生怜悯之心，同时燃起对英国人的深仇大恨。这简直就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大屠杀！
果然，当这幅画刊登在报纸上，传遍大街小巷，整个波士顿就成了一锅沸腾的开水。人们走上街头，聚集在总督府门前，群情激愤，喊声震天，坚决要求严惩肇事者。亚当斯发表演说，把这次事件定名为“波士顿大屠杀”。从此，这个词就被所有的历史学家采用。它名不副实也好，危言耸听也好，反正那血迹是擦不去了。
包括普莱斯顿上尉在内的8个英国兵，以谋杀罪被告上法庭。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被判处死刑。此时的波士顿人已经红了眼，那架势，光判他们死刑不够，还得把他们切巴切巴生吃了才过瘾。法庭内外一片喊“杀”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8个英国兵吓坏了，赶紧给自己找律师吧。可是，全城上下，哪个律师敢出来给他们辩护？给他们辩护的人，哪天在街上让人拍一板砖或打一闷棍，怎么残的都不知道，家人就甭想有好日子过了，指不定什么时候自家的房子就着火了。
最后，走投无路的英国兵只好去求一个人，如果这个人不帮他们，他们就死定了。出人意料的是，塞缪尔亚当斯也找到此人，鼓励他接下这个案子。塞缪尔亚当斯毕竟是哈佛毕业生，不是无知盲流。他很清楚这场所谓的“屠杀”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发动革命，他可以不择手段，但涉及8条人命，他就不能草率行事了，他不想让人觉得波士顿是个无法无天的城市。那么，他找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愿意帮忙打这场官司吗？
此人就是波士顿最才华横溢的律师，塞缪尔亚当斯的堂弟，约翰亚当斯。1735年10月30日，约翰亚当斯生于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昆西镇，父亲是小农场主，也是教堂的执事，同时在城镇里担任专管学校和道路的官员。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源自同一清教徒祖先，传到他这里已是在新大陆的第6代了。
约翰亚当斯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他颇为自己的清教徒背景感到自豪。到18世纪时，清教本身已经变得柔和多了，不再像早期那样苛刻与死板。但他觉得，清教价值观不仅是世界上最纯洁、最高尚的情操，更是自由与平等的载体。他像堂哥一样，一生都执着地追求“清教主义”美德，并把这种追求变成了未来那个新国家的灵魂。
约翰亚当斯是个聪明绝顶的人，天生一副好脑筋。可是他小时候很顽皮，不好好读书。他和后来的波士顿首富约翰汉考克是发小，两人年龄相仿，家境相似，住得又近，经常一块儿玩儿。约翰亚当斯还是在汉考克的父亲做主教的教堂里受洗的。后来，汉考克的父亲去世，他由富翁叔叔抚养。两人从此不在一个阶层了，但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友谊。
1751年，16岁的约翰亚当斯进入哈佛读书。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当个教堂的主教，可是他自己却拿不定主意。1755年，从哈佛毕业后，他一面在一所学校里教书，一面考虑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做一个律师，开始在业余时间学习法律，三年后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此时的他早已不是那个贪玩的小男孩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不仅研究法律，还研究历史；不仅懂当时的法律，还懂古希腊、古罗马的法理。他变成新大陆最博学的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言谈文章处处用典，法律条文就像刻到他脑子里一样，想驳倒他，门儿都没有。
1764年10月25日，还有5天就是约翰亚当斯29岁生日了。这一天，他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与20岁的远房表妹阿比盖尔史密斯结为夫妻。阿比盖尔是大主教的女儿，从小由父母教导读书。她虽然从没受过学校的正规教育，可是她的才学却很少有人比得上。她聪慧过人，满腹诗书，见解非凡。阿比盖尔第一次见到约翰亚当斯时只有17岁，他们在一起谈论文学、历史、哲学、政治。阿比盖尔出口成章，她的智慧和才华让年长她近10岁的约翰亚当斯非常吃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翰亚当斯越来越离不开这位美丽、优雅、温柔、理智、聪明、活泼的小表妹，他疯狂地爱上了阿比盖尔。他们结婚的这一天是约翰亚当斯一生中最甜蜜的日子。
在所有的“建国国父”中，约翰亚当斯的家庭可能是最幸福的。他与阿比盖尔是生活的伴侣，也是灵魂的伴侣。他们互相爱慕，互相依赖，互相扶持，走过54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共同领导了美国革命，又携手入主白宫。他们一起创建的“亚当斯政治家族”把他们的天才儿子也推上总统的宝座，成为美国唯一的一对“父子总统”，这个纪录直到2001年小布什总统入主白宫才被打破。阿比盖尔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才女，她的见识让约翰亚当斯离不开她，也让其他的政治领袖，如华盛顿和杰斐逊，对她敬慕有加。约翰亚当斯的人生因阿比盖尔而变得完美，美国革命也因阿比盖尔而多了一抹妩媚与清新。
作为律师的约翰亚当斯，第一次出名也是与堂哥塞缪尔亚当斯有关。1768年，塞缪尔亚当斯与他的富翁好友约翰汉考克领导的反汤森法案运动正进行得有声有色。5月的一天，波士顿海关以涉嫌“走私”为名扣押了汉考克公司的一条船，这条船的名字恰恰叫“自由号”。接着，他们又把汉考克告上法庭。汉考克有点急了，赶紧找塞缪尔亚当斯商量。塞缪尔亚当斯说，兄弟，甭怕，哥还有撒手锏没使出来呢。汉考克说，啥撒手锏啊？他说，你忘了波士顿最能干的律师是谁了？汉考克一听，心立刻放回肚子里去了。他当然知道，那就是自己的儿时好友约翰亚当斯嘛。这人的本事他可有数，那舌头能把死人说活了。
约翰亚当斯本来压根儿就不想管这事儿，可是碍不住堂哥和朋友的面子，只好披挂上阵。此时的他还不想卷入反英运动，更不想与“自由之子”有任何瓜葛。他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不像堂哥那样风风火火的。再说，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走私是家常便饭。那么长的海岸线，管理又松，不走私才奇怪。要说“船大王”汉考克不走私，恐怕连鬼都不信。不走私，汉考克家地窖里那一桶桶的高档法国葡萄酒哪来的？自从汤森法案通过后，走私已经不是犯罪，而是革命。殖民地人铆足了劲儿走私，就是不给英国缴税。汉考克因慷慨解囊资助革命，早就成了波士顿的革命领袖。告他？问问波士顿人能答应吗。
约翰亚当斯知道，就算汉考克脑门子上写着“走私犯”仨字儿，咱也得按无罪辩。好在他认一个死理儿：不管有罪无罪，都要用事实说话。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告翻了天也是无罪，而海关缺的就是十足的证据。于是，他甩开腮帮子，滔滔不绝地胡搅蛮缠了5个月，最后，这个案子竟然不了了之。海关撤销了指控，汉考克兴高采烈地回了家。这下，约翰亚当斯成了名人，他简直就是波士顿人心中的英雄。
虽然他帮了堂哥和汉考克一把，但并不表示他从此就跟这俩搅到了一起。他与堂哥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堂哥外向、豪爽、热情，特别有煽动性，他却心思缜密、敏感、细腻，又有点神经质。他坦诚、直率、严肃、固执，甚至有些死板，活脱脱一个小清教徒。堂哥喜欢用演讲来发动群众，他却大部分时间靠写作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也反对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干涉，除了在文章中引经据典地支持奥蒂斯“无代表，不交税”的观点，还进一步指出，殖民地的宪章是殖民者与英王签的合同，殖民地只效忠英王，不效忠英国议会，所以，英国议会在北美没有绝对权威，当然不能直接向殖民地征税。约翰亚当斯的理论成了北美殖民地最有力的武器。有这么一位学富五车的法律专家撑腰，革命可真是咋说咋有理了。
约翰亚当斯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他用自己的笔在北美传播着启蒙思想的精髓。他说，不管什么形式的革命，都要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为准则，这个社会唯一的权威就是法律。一个公平社会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得到公正的审判。一个公民是否有罪，不应该由高高在上的权力机构决定，而应该由普通公民组成的陪审团裁决。只有这样，公平和正义才能得到伸张。
塞缪尔亚当斯对堂弟的这套理论清楚得很。“波士顿大屠杀”发生后，他眼瞅着大家的火都被自己撮起来了，这几个英国兵恐怕性命不保。于是，他来找堂弟为英国兵辩护。此时此刻，也许只有此人有本事给脑袋发烫的波士顿人当头浇一盆冷水。约翰亚当斯快被他这个整天惹是生非的堂哥烦死了，正犹豫不决呢，堂哥几句话就把他说服了：“你不是追求一个公平的社会吗？现在就是上好的机会啊！光说不练可是假把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