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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基础设施需要的资金。
虽然伊利运河属于纽约州航运系统，但它的巨大成功为全国树立了榜样，挣钱的买卖还怕没人学？就在伊利运河开通的同一年（1825年），继蒸汽船之后，另一种交通工具诞生了——蒸汽火车。1828年7月4日，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开工，第一段于1830年投入使用。此后，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推动下，运河和铁路像蜘蛛网一样在新大陆蔓延。正如运河降低了水运成本，铁路在二十年里让陆运成本降低了95％，运输速度增加了5倍。偏远的乡村不再偏远，农产品也像工业品一样畅通无阻地流向全国以及世界各地，为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带来了繁荣和富裕。在合众国银行“复活”之后，各州各地争相效仿，300多个政府资助的银行像变魔术一样冒出来。从1810年到1830年期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翻了3倍。1817年，在华尔街40号，纽约股票交易所诞生了，第一个专业股票经纪公司也在纽约成立。汉密尔顿去世后遭到冷遇的金融业在他热爱的华尔街上悄然复兴。
麦迪逊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振兴经济，但随着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随着连接全国的道路、铁路、运河、桥梁的建成，随着商业、纺织业、钢铁业、运输业、金融业的成长，随着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扩张野心得以实现，“美国体系”在让新大陆成为最富裕的土地的同时，也让美国真正成为统一的国家。正因如此，当美国内战来临，北方不仅可以凭绝对的经济优势碾压南方，林肯总统也可以借“维护国家统一”这个不合法的理由来聚敛人心。这是麦迪逊始料未及的。
当然，看上去蓬勃发展的“美国体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宏伟的计划落实到细小的环节，当天马行空的梦想变成实实在在的合同，当道德与法制面对面，当联邦和州权对簿公堂，每一件小事都会成为大事，每一个案例都会变成先例。在三权分立的新大陆，国会和总统干得再起劲，若没有法院的支持，一切都要打折扣。那么，法院怎样解读这个日新月异的新国家呢？
其实，对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千变万化的世界在他们心中只被一个尺度衡量，那就是，法律。但法律难道没有困惑的时候吗？1810年的“亚祖案”，学名“弗莱彻诉佩克案”，就在考验着法庭和法律的智慧。事情是这样的：1795年，佐治亚州议会把亚祖地区的2。12亿亩土地以每亩0。25美分的价钱卖给四个开发商。这个价基本上是白送。议会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所有的议员（只有一个除外）都受贿了，开发商们给了他们大笔回扣。这就是“亚祖土地丑闻”，典型的腐败“窝案”。但纸里包不住火，佐治亚人民很快就发现了真相。愤怒的选民在1795年年底的选举中把所有的议员赶下台，换了一拨全新的人上去。新议会于1796年推翻了上届政府的决议，宣布买卖无效，把亚祖地区重新收归州政府，民心大悦。
要是事情就此了结，大家还觉得挺痛快的，而且跟联邦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接下来剧情就出现大逆转。当初那四个拿到便宜土地的开发商以闪电速度转手倒卖给其他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又转卖给了另一些投资者。等佐治亚新议会推翻最初的交易时，亚祖的土地早就转了好几次手了。那些后来的投资者在签合同的时候可不知道这其中的猫腻，他们是无辜的。现在，佐治亚收回土地，他们的钱打了水漂，这可不行！我们要告状！怎么告？告谁？宪法第十一修正案规定，一个州不能被另一个州的公民或外国人起诉，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佐治亚人，你就不能告佐治亚州。但大部分投资者是外州人，他们没法找佐治亚州政府算账，找开发商又要不回钱，唯一的选择就是告到美国国会，要求联邦议员们还他们公道。这下，佐治亚的“家事”变成了联邦政府的“国事”。
自从这事儿闹到华府，国会和总统的头疼病就犯了。杰斐逊和麦迪逊都想息事宁人，忙不迭地两边劝，一方给钱，一方撤诉，大家都让一步不行吗？偏偏两边都得理不饶人，佐治亚州不能得罪选民，投资人不能失去利益，你说咋办？1803年，来自新罕布什尔的投资者罗伯特弗莱彻状告来自波士顿的投资者约翰佩克。当初，佩克买了一块亚祖的土地，转手卖给弗莱彻。佐治亚收回土地后，弗莱彻说：佩克对那块地没有合法的所有权，不能把它卖给我，退钱！佩克说：冤枉！我买卖土地时是凭诚信签的合同，我怎么知道他们贪污腐败？我又怎么知道佐治亚州会变卦？我的所有权是合法的！其实，弗莱彻和佩克是好朋友，根本不是真打。他们都是亚祖的投资者，也是受害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比别人聪明。眼看着国会和总统不管用，这俩就想找法院。找法院就要打官司。你不是不让我告佐治亚州吗？那我就告私人投资者（佩克）。两人都清楚这案子最终一定会到最高法院，他们想测试一下佐治亚州的做法是否违宪。弗莱彻告状的目的就是想要自己输，那样就能证明佩克的权益是合法的，整个事情将会大有转机，其他的投资者也将受益。
法官们当然不知道这俩是吃饱了撑的打官司玩，案子该咋办咋办。1807年，大法官库辛在联邦巡回法院判佩克胜。弗莱彻“不服”，一路上诉。1810年2月，案子到了最高法院。3月16日，在经过一个月的讨论后，马歇尔代表最高法院写了判词。这份判词让“弗莱彻诉佩克案”成为继“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又一个“地标式案例”。马歇尔讲了下面几点：
1。佐治亚州议会的腐败或议会最初（卖地）的动机与本案无关，那是政治问题，不是司法问题。这是马歇尔一贯的原则：不判断政治决策的对与错。这个原则被最高法院沿用至今，它让法院不为政治所累，而这一点恰恰是总统和国会做不到的（案子拖了这么久，就是因为摆不平各个政治势力的利益）。
2。法院不关心议会做了什么，但它关心第三者的权利。第三者是那些对腐败一无所知、凭诚信从开发商或投资者那里购买土地的人。佐治亚新议会有权废除上届议会的决议，但如果这个行为损害了无辜的第三者的利益，议会就不能这样做。“过去的事不可逆转。交易已经完成了，当事人拥有合法的权益。”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它不能剥夺人们以诚信购买的资产而不给予合理的补偿。
3。佐治亚州有自治权，但它不是完全独立的政府。“它是美利坚联邦的一部分联邦有宪法，这部宪法至高无上，限制了各州的权力宪法规定，任何州都不能通过违反合同义务的法律。”马歇尔在这里引用的是宪法的“合同条款”（第一条第十款）。他想说的是，宪法高于各州的立法，佐治亚州不能例外。州议会收回土地的决议与宪法相悖。
从上面的话你就可以猜到案子的结果了，弗莱彻败，佩克胜。胜负不重要，重要的是马歇尔通过案子表达的观点：第一，合同大于天。以诚信为基础的合同受宪法的保护。任何人，包括政府，即使是出于正义的目的，也不能破坏合同。第二，宪法高于一切。任何违宪的立法都无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判国会的立法违宪，“弗莱彻诉佩克案”是最高法院第一次判州的立法无效。“马歇尔法庭”在解释宪法的同时也确立了自身的权威。
案子的结果皆大欢喜。弗莱彻输了官司，但为所有的投资者（包括他自己和佩克）赢得了利益。麦迪逊总统高兴死了，赶紧拿着最高法院这把“尚方宝剑”逼着国会和佐治亚州接受妥协。最后，国会通过决议，由联邦政府出钱，赔偿了所有的投资者。作为交换，佐治亚州把亚祖的土地以125万美元的价格卖给联邦政府。这个价比当初它卖给那四个开发商的价格高出两倍多，而且同一块地卖了两次，佐治亚的选民满意了。联邦政府吃亏了吗？一点也没有。由工业革命带动的纺织业革命让棉花成为白色的黄金，亚祖地区恰是种棉花的天堂。当联邦政府转手卖地的时候，那地价已经升了好几倍，联邦政府大赚了一笔。当然，最大的赢家是美国人民。可以想象，“弗莱彻诉佩克案”的结论为后来的“美国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保护，它保护了私有财产，也保护了投资的勇气。“契约精神”不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最需要的吗？
马歇尔在“弗莱彻诉佩克案”中对联邦权力和州权的阐述将在另一个“地标式案例”中再现，这一次，最高法院似乎直接塑造了“美国体系”。这就是著名的“蒸汽船案”，或称“吉本斯诉奥格登案”。
1798年，两个发明家兼企业家——罗伯特富尔顿和罗伯特利文斯顿，对纽约州说：如果我们能造出逆流而行，速度达到每小时6公里的蒸汽船，你就授予我们垄断哈德逊河航行的权利，怎么样？纽约州说：没问题。1807年，富尔顿和利文斯顿果真造出了符合要求的蒸汽船，纽约州于1808年如约授予他们哈德逊河的独家航行权，也就是说，只有他们授权的公司能在河上运营。后来，他们又从路易斯安那州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独家航行权。
垄断让富尔顿和利文斯顿赚得钵满盆满，也让所有的人、所有的州眼红。别的州的商人也组建航运公司，企图进入哈德逊河（哈德逊河是当时最忙的水道），但每次都被纽约州挡在门外：哈德逊河是我们的内河，别人不许进！其他州气死了：哼！我们也不让你用我们的河。只要你的船过境，我们就扣下，狠狠罚！于是，各州都铆上劲儿，就像打内战。
1819年，一个航运官司打到纽约州法院。一个叫阿伦奥格登的人从富尔顿和利文斯顿那里拿到授权书，在哈德逊河上开了家航运公司。一个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