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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很难相信两位重量级的政治家会用这种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但在18和19世纪，决斗不是新鲜事。大伙不怕死吗？当然怕。但真正死于决斗的概率还是很小的，因为大家用的都是滑膛枪，没准头。一般情况下，双方都毫发无损，或顶多受伤，然后和解。尽管如此，大部分“国父”，比如，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都明确反对这种方式，富兰克林说：决斗等同于“蓄意谋杀”。他们相信法制的力量，有什么不满法庭上说去，动不动就拔枪相向太野蛮了。但是，决斗在军人出身的绅士们中间很流行，这是他们表现勇气、维护名誉的最后手段，也是他们显示高贵和荣耀的时刻。当你受到挑战却不敢迎战，你在朋友圈就没法混了，政治上的攀升更甭指望，谁也不会支持一个胆小鬼。偏偏伯尔和汉密尔顿都是优秀的军人，决斗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出格。
事实上，他们俩像其他大陆军将领一样，见证过多次决斗或“准决斗”。1777年的“康威阴谋”中，凯德沃拉德将军为了保护华盛顿而与康威决斗，打穿了康威的腮帮子。1778年的“蒙莫斯之战”后，查尔斯李将军诋毁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约翰劳伦斯为维护他们的名誉去跟李决斗，汉密尔顿当他的副手。劳伦斯打断了李的一根肋骨。此前，因有人侮辱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拉法耶特侯爵要跟人家决斗，被华盛顿严令禁止。华盛顿对这些年轻人的鲁莽行为又生气又心疼，但他圈得住一个圈不住一群。1797年，“雷诺兹丑闻”曝光，汉密尔顿找詹姆斯门罗算账。门罗拒不认错，两人大吵一架。汉密尔顿要决斗，门罗说：“你明天带枪来，我等着！”当时，汉密尔顿的副手是他姐夫约翰彻奇，门罗的副手正是伯尔。彻奇和伯尔竭力周旋，总算没让这俩真的打起来。你能想象他们的决斗会是什么后果吗？1799年，彻奇自己也因名誉问题与伯尔决斗，幸好他们都没击中对方。1801年，汉密尔顿的长子菲利普汉密尔顿跟侮辱他父亲名声的乔治埃克决斗，结果被打死。菲利普的死是对汉密尔顿最沉重的打击，他再也没从悲伤中走出来。
到1804年，随着膛线枪越来越被广泛地使用，决斗的危害也越来越大。各州都规定决斗为非法，但对这些法律的执行因州而异。纽约州还算比较严，新泽西基本上有法不依，从来没人因决斗而受到惩罚。这是伯尔和汉密尔顿选择新泽西威霍肯的原因。那片河边空地被树木环绕，与世隔绝又跟曼哈顿近在咫尺，是绝好的地点，很多纽约人跑到这来玩儿命。这块地是威廉迪斯上尉的私人产业，可是，迪斯根本挡不住那些活够了的纽约人，经常听到自家地盘上的枪声（包括这次），向州政府诉苦又没人理他，颇为郁闷。
不管怎么说，汉密尔顿和伯尔毕竟不是普通的纽约人，他们本来是不应该站在那片空地上的，他们的性格、能力都很相似，他们的相识相知本应收获友谊。1775年，革命战争爆发时，汉密尔顿20岁，伯尔19岁。他们都是热血青年，都参加了大陆军。1776年的“纽约之战”中，汉密尔顿是炮兵军官，伯尔是前线总指挥普特南将军的助理。正是伯尔的建议使包括汉密尔顿在内的4000名大陆军免于全军覆没（参看036痛失纽约）。1777年，汉密尔顿成为华盛顿的帐前助理，伯尔重返前线。他们都很羡慕对方。汉密尔顿羡慕伯尔有机会在炮火的硝烟中赢得光荣，伯尔羡慕汉密尔顿赢得了华盛顿的爱和信任。退役后，他们都是纽约最出色的律师，经常一起办案子，有时合作，有时分别代表诉讼双方在法庭上辩论。两人年龄相仿，脾气相投，阅历相近，关系很融洽，经常邀请对方到家里做客。1789年，两人同时进入政坛。汉密尔顿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首届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伯尔被乔治克林顿州长任命为纽约州总检察长。一切都没问题，直到1791年。
1791年，伯尔出人意料地击败斯凯勒将军，当选为联邦参议员。斯凯勒若是一般人也就罢了，他偏偏是汉密尔顿的岳父。汉密尔顿生伯尔的气倒不完全是因为岳父，而是因为伯尔忽然改变政治立场。伯尔一直是温和的联邦党人，所以，斯凯勒根本没想到伯尔会在竞选中突然反水，把联邦党和共和党的选票都收入囊中。伯尔才不管这一套呢，只要能上位，管他什么党。这就是他与汉密尔顿的根本不同：汉密尔顿是有政治理想的，伯尔只在乎现实利益。
1794年，驻法公使古弗纳莫里斯回国，这个位置立刻成为两党争夺的焦点，参议员伯尔是呼声最高的。当国务卿伦道夫告诉门罗，华盛顿总统有意请他出任公使，连门罗自己都不信。他说，你确定没搞错？伦道夫说，总统根本不会考虑伯尔。从政治上说，伯尔显然是更合适的选择。他是温和的共和党人，门罗则非常激进（他在巴黎的表现我们已经讲过了）。华盛顿不要伯尔的理由是：他私生活过于放浪，道德实在成问题，不值得信任。这个没错。伯尔确实是花心大萝卜，跟无数的女人传过绯闻，生活又极其奢侈，搞得债台高筑。汉密尔顿只出过一次轨就被整得死去活来，伯尔这个折腾法能不招风吗？但是，这好像不是关键。若论风流，谁比得上莫里斯？他玩女人从美国玩到法国，丝毫不知收敛，但华盛顿对他无比信任。所以，总统的决定立刻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大家似乎认准了一个理儿：那只“拦路虎”是汉密尔顿。此时的汉密尔顿是华盛顿政府中说一不二的人物。他是否参与了这件事谁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华盛顿一定会征求汉密尔顿的意见，他也绝不会任用汉密尔顿反对的人。不管汉密尔顿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反正伯尔把这笔账算到他头上了。
对他们两人关系更大的考验是1800年大选。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讲了，伯尔以共和党人身份成为杰斐逊的竞选伙伴，并成功地为杰斐逊赢得了最关键的纽约州。如果没有纽约州的支持，杰斐逊是打不过亚当斯的。可是，阴差阳错，到最后伯尔得的选票竟然跟杰斐逊的一样多，都是73票。接下来只能由联邦党占优势的众议院投票选总统。在这个关键时刻，伯尔那种“出尔反尔”的本色又显出来了。竞选前，他一个劲儿地向杰斐逊表决心，无限忠于伟大领袖，还说如果票数相同他就主动弃权，把总统宝座让给杰斐逊。但真到了这时候他却不出声了，憋着劲儿跟杰斐逊抢白宫。伯尔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没什么错，这是他的权利，凭什么非得让杰斐逊当总统？但在当时，他的行为为绅士们所不齿。就在两人难决高下的时候，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出来给伯尔捣乱，号召众议院联邦党代表投杰斐逊的票。他的理由很简单：杰斐逊再不好也是有信仰、有理想的人，伯尔只有野心，他不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实，这个评价不一定对，伯尔很有可能是比杰斐逊更出色、更务实的总统。他比较温和，不像杰斐逊那么“左”，也不太可能做出杰斐逊后来做的那些荒唐事。但是，谁也无法预料未来。当你不能让人们相信你是好人时，你怎么能让他们相信你是好总统呢？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杰斐逊入主白宫，伯尔屈居副总统。如果你是伯尔，你会不会想生吃了汉密尔顿？
经过1800年这一闹，伯尔彻底失去了杰斐逊和共和党的信任。杰斐逊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的，但完全把他排除在决策圈之外。杰斐逊不是个心胸宽广之人，他在这一点上比麦迪逊差远了。有一次，一个联邦官员的位置出缺，一位候选人想谋求这个职位，大家都觉得挺合适，但杰斐逊理都不理。原因只有一个：他是伯尔推荐的。这还算小事。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一旦机会来临，杰斐逊想要的是伯尔的命。
共和党不信任他，联邦党憎恨他，伯尔的憋屈可想而知。平心而论，他这几年副总统当得还是很出色的。在主持参议院的讨论时，他表现得非常专业，很有法官的做派；在辩论双方出现平局需要副总统投票时，他那不带党派偏见的态度令人信服。他深受参议员们的尊敬，但这并不说明他有光明的政治前途。只要杰斐逊不待见他，他就甭想有出头之日。
1804年，在杰斐逊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获得通过。从此，总统和副总统被放在同一张选票上，清楚地表明谁竞选哪个职位，再也不会出现1796年和1800年的尴尬局面了。“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让杰斐逊的威望如日中天，他再也不需要伯尔的帮助。当1804年大选到来时，杰斐逊的连选连任根本不是悬念，真正的话题是：谁是副总统？伯尔专门找杰斐逊谈过一次话，希望继续当他的竞选伙伴。杰斐逊明确拒绝了伯尔。他确实要一个纽约人当竞选伙伴，但不是伯尔，而是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
伯尔要是那么容易服输他就不是伯尔了。你不是不让我当副总统吗？我去竞选纽约州州长。克林顿答应做杰斐逊的竞选伙伴意味着州长的位子空出来了，但这不是伯尔想当州长的唯一原因。如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讲过的，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案”遭到新英格兰激进的联邦党人的反对，他们打算成立“北方联盟”，脱离联邦。但新英格兰四州的力量相对比较弱，要是把中大西洋各州拉进来就好了，特别是纽约州。他们游说伯尔，说你要是把纽约州拿下，我们就推你为“北方联盟”的总统。伯尔再次上演“变脸”的拿手戏，居然同意以联邦党人身份竞选州长。岂止是州长，他还想当总统呢！
事到如今，汉密尔顿别无选择，他要是不出来阻止伯尔他就不是汉密尔顿了。如果说，之前，他与伯尔的政治斗争掺杂着私人恩怨，那么，这一次，他完全是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而战了。他对伯尔的不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