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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坚决支持权利法案的是时任驻法公使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和麦迪逊是铁哥们儿，他虽然身在国外，但与麦迪逊的通信非常频繁，对“家里”的事了如指掌。制宪会议一开始，杰斐逊就要求麦迪逊透露详情，但麦迪逊严格遵守会议的保密原则，只能跟杰斐逊说对不起。宪法出炉后，麦迪逊寄了一份给杰斐逊。然后，他收到了杰斐逊的长信。好像是碍于朋友的面子，杰斐逊先“热情”地称赞了宪法的优点，比如，三权分立、联邦的征税权、大州与小州的妥协等。但是，笔锋一转，他开始大肆“吐槽”宪法的缺点。第一条就是缺少权利法案。他说：“权利法案是人民抵御世上所有政府的武器，一个拒绝权利法案的政府不可能是正义的。”他反驳了麦迪逊“权利法案没有必要”的观点。宪法不是新大陆的最高法律吗？那么，人民的自由是不是新大陆的最高利益？如果是，它难道不值得最高法律的保护？权利法案仅限于各州法律是远远不够的，联邦宪法必须明文规定人民的权利。
在随后各州批准宪法的辩论中，“权利法案”一直是最热门的话题。接受宪法的州都是在“联邦党人”承诺国会通过权利法案后才同意的，北卡罗来纳和罗得岛干脆表示，你不通过权利法案，我们就不加盟！事到如今，权利法案如箭在弦，不得不发了。
北美人的“权利法案情结”来源于英国宪法。严格地说，英国没有成文宪法，所谓的“英国宪法”是形成于不同时期的一系列法律的组合。1215年的大宪章已经为英国人争取到了一些重要权利，但最负盛名的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由此形成的“英国人的权利”成了“人权”的最高境界。作为英属殖民地的北美早已把权利法案看成“天赋人权”的体现，这是渗进血液里、长在骨子里的东西。
北美最完整、影响最大的权利法案是1776年由乔治梅森起草的弗吉尼亚人权宣言。后来，梅森虽然与麦迪逊共享“权利法案之父”的头衔，但很多人认为，他应该被称为“权利法案之祖父”，因为麦迪逊的法案实际上是抄梅森的，不算“原创”。在制宪会议上，梅森说：“我用不了10分钟就可以起草一份权利法案。”但他的提议被否决了，这也是他成为“反联邦党人”领袖的主要原因。
什么是权利法案？它是保护人民利益（自由）的法案。为什么一个“三权分立且互相制约”的体制仍然需要权利法案？因为民主制度并不总是能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大家都知道独裁不好民主好，三权分立可以有效地防止独裁。但是，它是否可以有效地制约民主？独裁（专制）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暴政，民主一不留神就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它比独裁更可怕。在“少数人的暴政”中，你基本上不作死就不会死；但在“多数人的暴政”中，你“躺枪”的概率很大，因为你的亲友都可能变成你的敌人。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纳粹政府也是民主选举的政府。当多数人认为犹太人该死，犹太人就非死不可。“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的优势，也是它的症结。在多数人的统治下，少数人就该受到迫害吗？当你支持的候选人成为总统，我就要因没投他的票而受到惩罚吗？如果我的城镇里99％的人认为我的房子挡了道，我的房子就该被拆掉吗？如果我不满意拆迁得到的补偿，我的利益谁做主？公民的个人自由怎样在瞬息万变的政治格局中得到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怎样在风云交替中免于损失？答案只有一个：权利法案。我们在前面的故事中已经讲过“共和”与“民主”的区别（参看056三权分立），权利法案就是共和精神的体现。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变得神圣不可侵犯，民主才不会变成屠刀。
1789年3月4日，第一届美国国会开幕。不久，众议员麦迪逊起草了权利法案，也就是对宪法的修改议案。8月24日，众议院通过了以麦迪逊议案为基础的十七条修宪议案，并转交参议院讨论。参议院对众议院的议案进行了修改，于9月9日通过了十二条修宪议案。9月21日，参、众两院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两个方案的分歧。9月28日，两院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十二条议案，然后把它转交各州审议。有的州批准了所有的十二条，有的只批准了其中的几条。修正案只有得到四分之三的州批准才能生效。到1791年12月15日，其中的十条终于达到四分之三的要求。于是，这十条就变成了正式的美国宪法第一到第十修正案，合称权利法案。
正如我们前面讲的，麦迪逊像其他“联邦党人”一样，开始时是反对权利法案的，他甚至在提交了自己起草的法案后还说：“权利法案很有用，但没必要。”随着法案进入国会的讨论，随着联邦政府内部党争的日趋尖锐，他的立场改变了。在整个审议过程中，身为众议院领袖的麦迪逊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因此得到“权利法案之父”的美名。一位学者说：“毫无疑问，是麦迪逊的声望和坚持使权利法案得到通过。没有他，我们仍然可能有宪法，但绝不会有权利法案。”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宪法第一到第十修正案的内容吧。这些东西对美国人来说是如此“自然”，以至于他们似乎忘了权利法案的存在。也许，只有当他们有机会体验其他国家的生活时，他们才会真正懂得“生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第一修正案：国会不能通过任何法律建立或禁止某种宗教；不得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不得限制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示威的权利。
第一修正案是权利法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它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人民有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的自由（五大自由），后来又加上结社的自由。第二，政教分离。世界上恐怕没几个国家有像美国这样浓郁的宗教情结，当年的清教徒和新教徒显然为新大陆铸就了深厚的基督教文化。但是，第一修正案让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保障了所有的宗教在美国的自由发展。
当初，第一修正案只适用于联邦政府，但在1947年的“艾弗森诉教育局案”中，最高法院运用“囊括”条款使之适用于州政府，并强调了“政教分离”原则。案子是这样的：新泽西州政府允许教育局用纳税人的钱补贴孩子们去上学的交通费，这个补贴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孩子同样适用。有一个不安分的纳税人阿齐艾弗森，状告教育局，说这种做法既违反新泽西宪法，也违反第一修正案。接受补贴的私立学校学生有96％属于天主教学校，这等于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间接资助教会。
在新泽西地方法院和州最高法院败诉之后，艾弗森把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以5：4判艾弗森败诉，裁定教育局的做法“不违宪”。原因是，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建立”宗教，教育局并没参与建立宗教，补贴的发放没有体现任何宗教歧视，而且补贴是发给家长，不是给教会。但是，此案的结果并不重要。真正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代理首席大法官雨果布莱克的判词。布莱克在判词中详细解释了第一修正案对政府的约束，他引用杰斐逊的话说“政府与教会之间应该有一道隔离墙”。这份判词使“政教分离”成为明示的原则，影响了后来一大批涉及第一修正案的官司。从此，美国的公立学校禁止任何宗教宣传。
但是，有趣的是，美国的官方座右铭是“我们相信上帝”，这句话被印在所有的硬币和纸币上。它难道不违宪吗？最高法院的回答是：不，因为它并不表示政府支持建立国教。“不管你相信与否，上帝就在那里。”在“冷战”最“热”的年代，为了彰显与苏联的区别，“我们相信上帝”成了最响亮的口号。艾森豪威尔总统对此的解释是：这不是宗教宣传，而是“美国特色”！
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在两个标志性的案例中展露无遗。一个是“纽约时报诉萨立文案”。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出一整版广告，支持“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矛头直指亚拉巴马州执法机构。在广告中有这样一句话：“他们（亚拉巴马州）已七次逮捕金”事实上，金只被逮捕了四次。亚拉巴马州安全委员会负责人l。b。萨立文要求纽约时报为不准确的报道道歉，纽约时报耍赖说：“我们又没指名点姓，你怎么知道在说你？”萨立文告纽约时报“诽谤”，州法庭判萨立文胜，罚纽约时报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要是少罚点，纽约时报就认倒霉了。但是，50万实在吃不消，干脆咬咬牙接着告吧。纽约时报公司以亚拉巴马州违反第一修正案为由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以9：0一致裁定亚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违宪”，纽约时报胜诉。判词说，亚拉巴马州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中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保护。在报道政府官员的行为时，只要不是恶意造谣，即使有误，也不构成“诽谤”。这一判决立马给新闻界松了绑。当时，各大媒体因担心被告“诽谤”而对南方各州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事件缩手缩脚，这一下都来劲儿了，只要有鼻子有眼就可以报，出错不是罪。这个裁决直接推动了“人权运动”。如果没有新闻媒体推波助澜，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恐怕永远都只是个“梦”。
第二个案例是“纽约时报诉美国案”。1971年，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防部（五角大楼）整理了一批秘密文件，论证美国政府在越南应起的作用。纽约时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了这些绝密文件，它立刻刊登了其中的第一份，并计划陆续将其他文件公之于世。五角大楼立刻要求纽约时报停止刊登其余的文件，时任总统尼克松和司法部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