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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二条”中，麦迪逊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是，防止“过度民主”与防止独裁同样重要，因为“多数人的暴政”和“一个人的暴政”同样可怕。所有的权力都应该受到制衡。虽然“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并不意味着少数人不应该受到保护。当多数人陷入某种狂热的情绪中而任意践踏少数人的利益，自由将不复存在。大约一百五十年后的“纳粹德国”将让人们更懂得麦迪逊的忧虑。当然，幸运的美国人基本上没有经历那样的痛苦（印第安人和黑人除外），因为他们的“国父”煞费苦心地为他们设计了完美的“制约与平衡”制度。
“弗吉尼亚议案”的内容是什么？它是怎样将“修宪会议”变成制宪会议的？来自不同地区、追求不同利益的代表们怎样在斗争中达成妥协？美国宪法创造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请看下一个故事：三权分立。
第57章 三权分立（）
1787年5月到9月的制宪会议最终决定了美国的命运，但这次会议充满坎坷，好几次差点夭折。若没有麦迪逊近乎偏执的追求，若没有华盛顿在沉默中的坚持，若没有各方利益忍痛割爱的妥协，神马都是浮云。美国宪法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理所当然。二百年后的我们也许把它当成某种“必然”的结果，实际上，在“建国国父”的眼中，它只是个前所未有的“实验”。这个“实验”甚至不似人力所为，倒更像上帝的游戏。难怪人们总是雾里看花，难解其中真谛。让我们忘记我们的时代，忘记今天的美国，回到那个原汁原味的新大陆，看看那帮人到底想鼓捣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在回到1787年之前，有几件事应该先掰扯清楚。首先，美国宪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知道的请举手。这个问题很无趣，但所有的中学历史老师都会让孩子们背三件事：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三者虽然以不同的语言写成，但表达了共同的理念：第一，天赋人权；第二，社会契约；第三，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第四，分权与制约。这些看似很时髦的东西来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实践和哲学思想。从美国宪法的字里行间，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欧洲的历史有多长，美国的历史就有多长。
其次，让所有的人都头痛的问题是：“共和”与“民主”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能让政治学教授写厚厚一本书，我们就不必活受罪了。从他们浩如烟海的论著中似乎可以抽出几句话：“共和制”的权力来自每一个人，“民主制”的权力来自大多数人。比如，你做了点让人不待见的事，面对一个10人陪审团的裁决。在“共和制”中，如果有9位陪审团成员认为你“有罪”，有1位认为你“无罪”，那么，你就是无罪；在“民主制”中，如果6位认为你“有罪”，4位认为你“无罪”，那么，你就是有罪。只有当10位的意见相同时，“共和”才会与“民主”融为一体。“共和制”里的每一个个体都神圣不可侵犯；“民主制”只要51％对49％就好，也就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服从”。你可能会说，“少数服从多数”总比“多数服从少数”好吧？也许是，也许不。你确信你心中的那首歌永远都是“主旋律”吗？你愿意为了“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你的“天赋人权”吗？每个人的答案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父”们在讨论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政府时，一点也没打算放弃他们在独立宣言中宣称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尽管“民主”可能是实现“共和”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没有人权的“民主”几乎肯定是一场灾难。“共和”在很多情况下的不可操作性并没有让美国宪法改变立场。它只字未提“民主”，却明文规定美国是“共和制”国家，所有加入联邦的州必须是“共和政体”。怎样才能避免“假共和、真民主”呢？方法有二：一是三权分立；二是权利法案。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国父”们是怎样反反复复地纠结着这个问题。事实上，所有的争论都集中在如何制衡“民主”赋予的权力。
好了，枯燥的“理论课”到此结束，还是看看美国的精英在费城的表现吧。制宪会议的初衷不是“制宪”，而是“修宪”，它本来的目的是修改邦联条例，但麦迪逊硬生生地把邦联条例扔进了垃圾桶。他是怎样做到的呢？所有的人都应该从麦迪逊那儿学到两条成功经验：第一，功课要做好；第二，下手要趁早。
除了提出“十二条”，他还设计了自己的宪法大纲。他是从纽约直接赶往费城的，比所有的人都到得早，他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讨论材料。当弗吉尼亚州代表和宾夕法尼亚州代表都到费城后，麦迪逊先把他的计划拿给弗吉尼亚州的代表们看，征得了他们的同意，然后又去找宾夕法尼亚州代表，赢得他们的支持。等其他州的代表到齐的时候，麦迪逊已经在费城待了二十多天，早就前后左右活动好了。因为他的议案是唯一获得两个州支持的，它就成了会议讨论的主要议案。其他州也有准备的，比如南卡罗来纳的“平克尼议案”，但因得不到附议，基本上没进入讨论。
议案有了，怎么呈给大家呢？时至今日，麦迪逊已是出了名的国家主义者。如果他站起来发言，他还没开口，别人就知道他要说什么，立刻就会引起“州权主义者”本能的反感和抗拒。果真如此，这会就不用开了。于是，麦迪逊找了个帮忙的。他是大家都喜欢的人，弗吉尼亚州州长埃德蒙伦道夫。伦道夫出身名门，长得又高又帅，风度翩翩。更重要的是，他口才一流，说起话来不慌不忙又和蔼可亲，什么急事儿、丑事儿、乱事儿，从他嘴里出来都不是事儿，让人听着特放松。伦道夫一向以“温和派”面目示人，但此时的他简直跟麦迪逊穿一条裤子，完全同意麦迪逊的观点。所以，麦迪逊一求他，他就答应打这个“头阵”。
5月29日，会议刚要开始讨论各种议案的时候，伦道夫站起来发言。他先讲了麦迪逊那“十二条”的观点。也不知道是他背过了麦迪逊的手稿还是他们的心意太相通了，伦道夫讲的跟麦迪逊写的基本上一个字不差。在列举了现政府的缺陷之后，伦道夫说，下面我就讲讲我们打算怎样“修改”邦联条例。于是，他将麦迪逊的计划和盘托出，这就是“弗吉尼亚议案”。“弗吉尼亚议案”跟它要修改的邦联条例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它完全是个崭新的宪法大纲。可是，伦道夫说得太艺术了，居然没引起听众的“惊声尖叫”。大家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他带进“制宪”的陷阱，等有人回过味儿来提出抗议时，讨论已进行了一半，不可能再回头了。
“弗吉尼亚议案”有四个要点：第一，中央政府分为“三权”，它们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第二，立法权实行“两院制”，国会分“上议院”（参议院）和“下议院”（众议院）两部分。下议院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上议院议员由各州议会提名、下议院投票选举。上、下两院议员的人数根据各州人口按比例分配。国会有权否决各州议会的立法。第三，行政权的最高长官由国会选举产生，形式和任期待定。第四，最高法院由几位大法官和一定数量的巡回法院组成，大法官由国会任命，除非渎职，任期终身。
从“弗吉尼亚议案”中不难看出，未来的联邦政府的雏形已经具备了，后来所有的讨论大体都在这个框架之内。代表们对三权分立本身没有争论，但对实施细节争得头破血流。“弗吉尼亚议案”与邦联条例有两个本质的区别。第一个区别是，邦联政府的权力来自各州，“弗吉尼亚议案”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这是最重要的前提。中央政府越过各州直接与人民对话，它的合法性由此而来，这也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根本表现。第二个区别是，邦联政府只有一权，“弗吉尼亚议案”的政府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不是麦迪逊的创举，当时各州都是这种政治结构。美国人既不是第一个提出三权分立理论的，也不是第一个实践它的。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三权分立”的人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参看020革命前夜）。孟德斯鸠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中得出这个结论，但有一个问题。不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实践还是孟德斯鸠的理论，一个根本的事实是：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麦迪逊的构想第一次把三权分立应用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其中的风险是二百年后的现代人无法体会的。从代表们硬着头皮决定“试一试”的那一刻起，他们就要靠自己了，因为不存在前车之鉴。难怪大家在美国宪法上签名之后个个如坠深渊，两眼一抹黑。没有一位“国父”能看到新国家光明的未来，如果它有未来的话。
麦迪逊和“国父”们在制定宪法时的另一个“假设”是人性的丑恶，这与基督教“人之初，性本恶”的教义相关。但是，不要以为他们没想过“以德治国”。事实上，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