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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但认得墨子，而且跟禽滑釐他们也很熟，出狱后要与他们朝夕相处，并且很多事情还要指望他们帮忙，那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招。
可见，墨子那样伟大的爱能否获得回报，是要取决于很多外部条件的。第一，它比较容易发生在熟人之间，因为了解了才能建立起信任感；第二，我们之间的合作要有长期性，这样我才会担心我的恶劣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如果今生再也不相见，可就别怪我做人没底线了。用艾克斯罗德的互惠理论说，要保持合作关系，靠的是“未来对当前投下的影子。”
而墨子所处的时代，特点恰恰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人际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要人相信付出爱就可以确保获利，难！
尽管墨子并没有引用此类反驳，但这样的反驳显然是存在。更重要的是，墨子自己的经历更是兼爱行为不能获得足够回报的活生生例子。他的论敌嘲笑他说，我不行义，也没什么坏处，你行义，又何尝见有什么好处？你就是一神经病。他的朋友则劝他说，天下人都不行义，你又何必独自承担？
墨子对此的回答是，正因为天下人都不行义，我更要坚决奉行。这就像大家都偷懒的时候，工作者更要加倍辛勤地劳作。（参见《墨子。贵义》）这句话里流露出的坚强意志和伟大情怀令人感佩，但也恰恰证明了兼爱理论要推广不能光靠利益驱动。
墨子相信，另有一个东西，可以让兼爱成为现实。
尚贤：平民政治的实践之路
墨子并没有直接提倡过平等，但在节用、兼爱、天志等主张中确实可以推出平等观念。节用到极致，君父的吃饭、穿衣、棺材板都和臣民一样，至少彼此看起来是平等了；兼爱到极致，君父像爱自己一样爱臣子，臣子像爱自己一样爱君父，当然也就不再有君臣父子之别，那是真平等了；强调天至高无上，那么在天面前，人自然都是平等的——据说，虽然天主教会等级森严，虽然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到今天贵族传统的尾巴都没割干净，但基督教就是从来都是包孕着“平等”之信念的，用的就是这个逻辑。
孟子、荀子还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喜欢等级制的他们，都致力于批判墨子。孟子骂墨子是“无父”的“禽兽”；荀子说听信墨子的主张会导致“号令不施”；司马谈也说，墨家之法的结果，是“尊卑无别”。
我猜想，这里面虽然孟子骂得最激烈，但墨子对此大概最无所谓，因为他确实不太信任父子血缘的作用，他说：“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又说：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仪》）
普天之下当父母的多了，但没几个是好东西，所以学习爸妈就是学习坏蛋啊。
但“号令不施”“尊卑无别”的批评，恐怕会大出墨子意料。墨家如果确实演变成那个样子应该会使墨子颇为失望和伤心。因为平等不是他想要的，他是最讲究发号施令的人，也极端强调尊卑之别，只是尊卑不以血统来划分罢了。
先看墨家的“尚贤”观念。
尚贤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只要有才，不管什么血统，什么出身，都要给他官做。在这个问题上，孔仲尼老师在实践中已经大开了方便之门，但理论上没松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其实还是成分论。墨子没有这种纠结，就直接提出来了，“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那么，贤人做官，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
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
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墨子。尚贤》）
大意是，贤者治理国家也好，主管官府也好，领导地方也好，都能够起早贪黑，绩效也特别优良。而绩效优良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政府，从而“官府实则万民富”，即大河有水小河满，政府有了钱，于是老百姓也就都有钱了。
前面提到过在孔门被哄下台的有若同学，可以把他的观点拿出来比较一下。有若说，老百姓有钱了，国君你还用担心没钱吗？老百姓都没钱，穷急了要造反的，国君再有钱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孟子也骂过一句狠话，叫“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因为这些“良臣”的专长就是为国君“辟土地，充府库”。这句话虽没有点墨子的名，但与墨家的贤者观念针锋相对，也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政府和老百姓谁在先，谁在后，儒墨两家心目中的次序是颠倒的，贵族派的儒家把人民放在前面，平民派的墨家却觉得应该首先把政府建设好。大体，儒家关心民生，观点主要是低税收；墨家则似乎主张高税收然后高福利。当然，这两种主张难说谁对谁错，牵涉到很多具体因素，所以类似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墨子又说，既然让人家做了官，就应该遵循三项原则：
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尚贤》）
给贤者的爵位要高，俸禄要多，权力要大。地位不高的话，老百姓凭啥尊敬你啊？兜里没钱的话，老百姓凭啥相信你啊？手里没权的话，老百姓凭啥害怕你啊？
平民出身的官，因为不像贵族那样有传统优势，所以更需要爵位、财富、权力这些东西才能有执行力，所以封建宗法制温情脉脉的面纱也就不得不撕下来。掌权以使人民恐惧为手段，这时候再要判断墨子是在为人民说话还是在为统治者说话，恐怕就不是那么好回答了。近代以来，在大力鼓吹墨家精神的气氛里，郭沫若曾独持异议，说墨子是站在“王公大人”一边的，这个判断你可以不同意，但必须承认它自有它的依据。
其实，在提倡节用和兼爱的时候，墨子的方案中也时时闪烁着权力的魅影。草根阶级对权力更加迷信和迷恋，大概也是很自然的事。贵族眼里的权力往往是被礼仪、伦理、风度之类的东西重重包裹的，而来自底层的人们，反而见识过更多权力不加掩饰的运作和不可抗拒的强大。
《节用篇》里，墨子不光谈了以骄奢淫逸为耻，还谈了以多生孩子为荣。墨子眼中，人显然是最重要的资源，他说：财富增加容易，人口增长难，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可想。现在有人拖到四十岁才结婚，平均结婚年龄也要有三十岁，实在是非常的不像话。应该恢复古代圣王的法制，男人到了二十岁，不许不娶老婆；女人到了十五岁，不许不嫁人。这样，按照三年生一个娃计算，每对夫妻就可以多生两三个。所以，不是没有办法增加人口，问题出在政府不作为。
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五而嫁。当然是古老的民俗，但动用行政权力来干涉女人的子宫，一个人什么时候结婚，孩子生几个，都由政府计划，这是墨子的开创性构想。
回到兼爱问题。论证兼爱的可行性时，墨子发现利益驱动仍然不足以说服对方，于是他又讲了几个故事。
一个是“楚王好细腰，城中多饿死”的掌故；另外一个也类似，晋文公喜欢俭朴，所以他身边的臣子就穿得破破烂烂。还有就是，为了考验士兵的勇敢程度，越王勾践故意放火烧船，然后擂鼓命将士前进。结果，他的士兵们前仆后继，死在水火之中的不计其数。
这些故事在当时都流传甚广。但是，它们和兼爱有什么关系？
墨子说：减肥饿死，穿破烂衣服，冲进火船里送死，这些都违背人的本性。但是，只要国君喜欢就都可以做到。所以，只要国君推行兼爱，用奖赏来勉励大众，用刑罚来威逼大众，那么，兼爱就如同火焰向上，水流向下，是天下大势。
总而言之，先爬上领导的位置，再运用手里的权力，什么目标都可以达到。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墨子设计了自己的理想国。
天下大同：墨子的理想国
和孔孟不同，墨巨侠的理想，不是帝王师，而恐怕是哲人王。
墨子书里面，“王公大人”出现的频率极高，墨子不断给他们出主意，说应该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如此才对你们最有利。
但郭沫若先生据此说，墨子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我个人保留意见。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的服务是事实，但之所以服务，应该算反映了墨巨侠面对现实的无奈。
拿希腊的事情作比较。我们知道，柏拉图曾经三次远赴西西里，去给叙拉古城邦的父子两代暴君上课。结果当然非常失败，最后一次，一代哲学大师甚至被卖为奴隶。
柏拉图不是犯贱的卞和，觉得发现了一块美玉，就无论如何也要献给君王。他为什么憋着劲儿要和暴君打交道？因为他老人家一门心思想让哲学家当王，而哲学家在任何国家都不受欢迎。指望通过民选而让一位哲学家为王是不现实的，那就只能设法，把一位现成的王给改造成哲学家。想当哲人王还是帝王师，据说是西方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差别。一门心思想当哲人王的柏拉图，还是只能选择去当了帝王师，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亦然，可见形势比人强。
墨子的用心，估计和柏拉图差不多，也是要改造这些“王公大人”。只是他比柏拉图会说话，所以结果好一点，没有被变卖，不过是被楚王调侃，说是“贱人”而已。
我猜，墨子尊敬地喊着“王公大人”的时候，心里多半想着，这些人不是好东西，到了天下大同的那一天，都应该撤换掉。巨侠的心在滴血啊！
柏拉图有千古名篇《共和国》，畅谈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治，中文干脆就翻译成《理想国》。墨巨侠其实也想着彻底砸碎旧世界，在一张白纸上勾画自己心目中的大同天下。
这就是《尚同篇》。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