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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学生又问：“那舜应该怎么办？”由着父亲被法办吗？
孟子说，舜可以逃啊。“舜抛弃天子之位，就像扔掉一只破鞋，他背起父亲逃到海滨住下来。”——荒无人烟的地方，法律管不到，从此父子两个就可以幸福美满地生活在一起了。
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孟老师的大多数方案一样，实践起来铁定要走形（晚明文人吕天成，就据此写了一出叫《齐东绝倒》的滑稽戏）。不过法高于君，孝重于忠这两个基本立场，在这段对话里算是都表现得很突出。
像这么搞，人民群众顾小家，伟大领袖撂挑子；国家的凝聚力，还从何谈起？
三是“以文乱法”。
这其实是说，儒家都是煽动派。
傲娇归傲娇，儒家骨子里是削尖脑袋要往体制内钻的。这种心态，韩非看得很清楚；儒家为体制出谋划策，提出的具体举措经常罔顾可行性，韩非分析得更透彻。韩非说：
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不为能活饿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不能为富民者也。今学者之言也，不务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虚圣以说民，此劝饭之说。（《八说》）
这明明就是在针对孟子。孟老师主张国家发放更多福利，建设更多公益，提倡减税，却反对各种提高生产力的措施……不准备美食，却劝饿肚子的人多吃两碗，这就是儒家作风。
但儒家墙里开花墙外香，混体制混成了失势者，体制外却很有号召力。上述孟老师那一套，虽然根本搞不成，但对着老百姓宣讲，却是那么悦耳动听。而且儒家讲究道德修养，又热衷办教育。有道德则得人信任，办教育则受人尊敬，他们要煽动民众对抗政府，往往效果就很好，所以儒家是一定要灭掉的。害死韩非却又崇拜韩非的李斯，后来在建议秦始皇焚书的奏章中把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白。
除儒家外，蛀虫主要还有以下几种。
【游侠】
《六反篇》说：“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这两种人是最普通的游侠。
早有学者指出，某些角度看，墨家也算游侠的一种。
和儒生一样，游侠也重视家族伦理，所以“兄弟被侵，必攻”；重视社会关系，所以“知友辱，随仇”，而对君主的法度不太当回事。韩非把“以武犯禁”的侠和“以文乱法”的儒相提并论。后世有些时代，儒与侠甚至无妨是一种人。比如东汉的士子，就是特别多侠气纵横的人物。
【隐士】
隐士的特点是“离世遁上”“畏死远难”，总之，就是对国家没有用。这样的人存在而且受推崇，会破坏人们从军的热情和作战的士气。
【智者】
主要指惠施、公孙龙这拨名家的人物。他们的言论神乎其神，不但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惑乱人心。这类人其实和法家关系很密切，详见下一节。
【纵横之党】
他们是大忽悠。
有的劝君主连横，也就是侍奉大国。侍奉大国将来未必能得好处，但首先要把自家的地图献出去。
有的劝君主合纵，也就是救援小国。救援小国人家未必感激，但已经先铁定把大国给得罪了。
总之，事情还没眉目，纵横家已经先捞到了封赏；等到事情失败，他们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食客】
战国时代，好多贵族都养门客。韩非分析其中的经济原因：当了门客，就可以不服兵役、徭役。这样的人大量存在，减少了国君的收入；而且使贵族坐大。
【工商之民】
他们投机倒把，占农民的便宜。做生意不但可以发财，有钱了之后更不会听话。
总之，体制外坏蛋的共同点是：他们的力量来自社会的支持甚或自己的内心，他们的利益和声望都不是国家赐予的。
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分君主的势，但他们的存在也都可能对官府权势产生对抗、稀释的影响，所以也在取缔之列。
以上各色人等，当时活得都挺个性，有点“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意思。韩非觉得那怎么成？都给我种地、打仗去，咱们要走国家的路。
综合起来看，打击体制外的坏蛋，理想目标是国家之外无社会；打击体制内的坏蛋，理想目标是君主之外无国家。
目标如此之大，坏蛋如此之多，可以想见做君主何其之难。但韩非坚持认为，做君主并不难，中等材质的君主就可以一边放纵享乐一边完成统治。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把势的运用，寄寓于法、术之中。
【段子为证】
《八奸篇》中，韩非概括了臣子勾结而扩张权力的八种手段。
同床：先讨好君主宠爱的女人，让她们吹枕头风，效果是极好的，倒也不负恩泽。
在旁：先讨好君主身边的倡优侏儒，亲信侍从。这些人生理残疾，但绝对高智商，抓君主的心理一抓一个准。
父兄：先讨好君主的庶兄弟，他们也是君主亲近的人，让他们提要求，传消息，效果也一样好。
养殃：想尽花招，让君主玩儿得尽兴。这有两个好处，第一，君主一心想玩，就无心抓牢权势了；第二，修饰宫室台池，打扮倩女狗马，都要加重赋敛，这个过程里就可以夹杂私利。——专心娱乐是君主的灾殃，所以鼓动君主玩叫“养殃”。
民萌：给老百姓好处（往往是挪用公款），鼓动朝廷、民间都称颂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人民代言人的样子，这样利用民间的力量来倒逼政府。
流行：悄悄豢养国内外的辩士，自己想说的话，让他们去跟国君说。国君获取信息的渠道本来比较少，难得见到这种云山雾罩的人，很容易被说动。
威强：聚集亡命之徒，暗杀反对自己的人，制造恐怖气氛，让群臣百姓都顺从自己，进而威逼君主。
四方：勾结外国势力。贪污本国的钱，然后用这些钱去讨好大国，再借助大国威势来反制自己的君主：轻则把外国使者招来，重则引诱外国军队压境。
法无许可即禁止
法治这个词，韩非很重视；今天的中国人，往往觉得本国的各种毛病都是吃了人治的亏，所以对法治很神往。
所幸，也有好多学者指出过，韩非所说的法治，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于，两者可以说是水火不相容。
一、rule by law还是rule of law
林毓生先生主张，管韩非主张的那套叫“法制”。但事实上，现在我们追求的是“法治”。“法制”一词，本来另有内涵，我们还是干脆用英文讲比较清楚。
现代法治是rule of law，即寓规则于法律之中；
韩非主张的是rule by law，即运用法律来治理，则法律之上，必然还有一个运用之的某人或某集团，说到底还是人治。
二、法治与人治
弄清楚了前一个问题，自然可以明白中国古代所谓的法治与人治之争，其实是“君以人治”还是“君以法治”之争。
儒家主张君以人治，即君主应该信任道德和才能都很突出的贤人，充分给他放权，让他去把自己负责的领域治理好。
韩非反对这么做，因为放权意味着失势，贤人有了势，一旦造反威胁还特别大。君主的大患就是相信别人，所以要时刻牢记任何人都有可能捅自己一刀。但法律不会背叛人，所以只有任法才是最安全的。
三、法律与正义
中国人刚开始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就注意到西方人所谓的“法”，其内容涵盖比较广。严复在《论法的精神》一书的译文中提到：
盖在中文，物有是非谓之理，国有禁令谓之法。而西人通谓之法。
就是说，西方人眼里，法律有两大特征：第一是要符合正义，第二是要具有国家意志。在咱们这里，则正义是正义，法律是法律，两回事。
罗马的法学家爱讲“法律是善良公平之术”，法学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的科学”，还给法律带高帽子，说法律源于天启神意。直到现代人的法学科普书也会说“法律源于神意，是历史上全人类都曾相信的少数事情之一”。
显然，说这话的人无视了中国。
因为不管对儒家还是法家来说，法律都没有这种高贵的气质。
对儒家来说，法律和道德是分开的。基本定性就是：高贵的是礼，是道德；法律几乎等于刑罚，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到后来汉儒那里，甚至定了量。
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成生，以一时丧死。（《春秋繁露。阴阳义》）
如上文所示，刑占四分之一而已。至于法家的字典里，高贵二字是没有的，只有赤裸裸的权力崇拜。君是法律的唯一源头，法律体现的就是君的意志。对君主，法家是没有道德要求的；对君所立的法，自然也不会有道德要求。事实是商鞅、韩非都可以说是视道德如寇仇的。
也许大致可以这么概括：
西方的法治观：正义＞法律
儒家的法治观：正义（道）＞君主＞法律
法家的法治观：君主＞法律
四、法律的界限
按照现代的法治观念，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只有碰到极端不道德的事，国家机器的法律才出手；其余的问题还是靠社会力量自己消化解决。
韩非心目中的法治是什么都要管的。对人民，它不是法无禁止即许可，而是法无许可即禁止；它不是消极地告诉人们不许做什么，而是积极地要求民众，你们必须做什么。——韩非为什么要极力论证人性恶，就是要论证这种绝对管制的必要性。
至于对君主的要求，不过是出于技术考虑，通常不宜频繁公开违背法律，但君却从来没有遵守法律之义务。
五、法家之法的目的与手段
从君主的角度说，只有两种人有用：农夫和战士。《商君书》里专门有一篇《农战》，韩非对此也是反复致意。
法治的目的自然就是把所有人都变成“耕战之士”。没有人还拥有任何特权，从这个角度说确实是人人平等的。
至于法治的手段，自然就是刑和赏。法的意义无非是怎样施刑打赏，要具体化和规范化。任何人都可以获得奖赏，任何人都可以避免惩罚。从这个角度说，也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