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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除了创造人类，实在是没有什么追求。所以一个人生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再各生五个。做爷爷的还健在，二十五个孙子就已经出世了。这样的繁殖速度，生活资料的生产怎么跟得上？所以大家就暴露出本来面目，疯狂地你争我抢了。
在大家都当强盗耍流氓的时代，你还要玩风格讲道德，这就危险了。所以，推行道德而取得成功的，即使古代确实有，但已经完全不能面对当下的现实了。韩非非常形象地把自己身处的时代称为“急世”，即高节奏的时代，所以绝没有余暇停下来等一等灵魂。他说：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五蠹》）
大意是：如今谈仁政，就好像没有缰绳马鞭却想驾驭狂奔的烈马。换成今天的概念，就是在高速上踩到两百码可是方向盘突然没有了。
至于古代流行过禅让制，那就更和道德无关了。韩非用非常文学化的笔调形容了尧舜的处境——那时当天子纯属当义工，吃得比猪差，干得比牛多，辛苦得要死却连五毛都没得拿，所以尧舜把天子之位让给别人，纯属想偷懒，恰恰是人趋利避害的表现。如果那时的天子有今天县长的待遇，尧舜就不禅让了。
第三，如果现在还有谁显得比较有道德，那就把他除掉，以保证上述判断的正确性。
不管韩非所说的种种人性阴暗面有多么普遍，也必须看到好人从来都没绝种。哪怕是像孟子所鼓吹的那种大丈夫，相当之道德高标了，可也仍然是存在的。
对此，韩非当然也不能否认，他的应对是：
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奸劫弑臣》）
威武不能屈的人，贫贱不能移的人，富贵不能淫的人，也是不会任由君主摆布的人。这种臣下，存在没有好处。我鄙视他们，而且要把他们除掉。又说：
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外储说右上》）
赏他、夸他，他不来劲；罚他、骂他，他没所谓；这种对威逼利诱一概免疫的人就应该让他消失。
所以，按照韩非的逻辑来治理，即使人类暂时还没有坏透，也总是会逐渐走向坏透的。
那么，怎样才能让无限坏的人类，接受无限尊王的事实呢？答案是：
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奸劫弑臣》）
这个“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说穿了倒也简单，就是抓牢权柄（势），推行法治（法），耍弄阴谋（术）。
【段子为证】
韩非曾这样讲述商纣和周文王的故事。
费仲对商纣说：“西伯侯姬昌很贤能，老百姓喜欢他，诸侯归附他，这种人一定要杀掉，不杀，将来就会成为祸患。”
纣王不明白这么也可以成为杀人的理由。费仲说：
“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
破帽子是要戴在头上的，水晶鞋是要踩在地下的，这就是上下尊卑的分别。西伯侯这只破鞋现在却做着帽子的事；做臣下的，不把自己的能力用于为主子出力，这是不可以不杀的。再说，“主而诛臣，焉有过？”君主杀臣子，还不是怎么杀怎么有理，您有什么顾忌的呢？
但韩非版的商纣很傻很天真，坚持说：“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我们的舆论导向就是提倡仁义。现在姬昌喜欢仁义，杀他是不对的。
费仲三次劝说无效，商朝就灭亡了。（参见《外储说左下》）
权势高于一切
评价韩非，有一句套话叫“法家集大成者”。
具体说是，韩非之前的法家人物，提出了三个核心观念：商鞅讲究“法”，申不害醉心于“术”，慎到强调“势”，韩非把三者给融会贯通了。
因为这一派被后世叫作“法家”，所以很容易误导大众，让大家以为韩非最重视的是法。郭沫若曾辨析说，其实叫韩非“法术家”更合适些。因为在他的体系里，术的地位无论如何是不低于法的。
但综合起来看，恐怕“势”才是韩非思想的核心。法和术再重要，也都是围绕势展开的。法也好，术也好，都是取得和运用势的手段而已。
而势，就是权力。
要理解势，必须牢记以下几条。
第一，权势大于一切。
因为人是坏透的，所以不要企图用知识去开化他，用思想去启蒙他，用道德去激励他，用情感去打动他，唯一可行的就是用权力去压迫他。韩非说，“势者，胜众之资也。”
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难势》）
谁听谁的，不取决于能力而取决于地位。尧，是传说中圣明的君主，可若他不是天子，三人行，必能扁之。桀，就是一混蛋，可是他做了天子，他就能把你折腾个死去活来，你除了骂骂太阳，还真就不能把他怎么着。我由此知道，权力地位才是安身立命之本，美德和智慧都是浮云。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五蠹》）
百姓本来就受治于君主，少有能被道德感化的。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可是追随他的不过七十个人，真的能实践其理想的，就他自个儿。鲁哀公，属于国君里的窝囊废，可是身为鲁国的子民，你能不听他的么？你孔子在鲁君面前，不也是低三下四？鲁定公送给你一条鲤鱼，你不是马上兴兴头头地给儿子起名叫孔鲤了么？
凡夫俗子由于没有势，所以需要一些道德行为来赢得别人的好感换取帮助。但君主不同，国家是君主的，就好比君主的车；权势是君主的，就好比君主的马。用权势支配国家，君主可以无往而不利。君主放弃权势讲道德，等于放弃车马去和俗人拼脚力，纯属犯贱。
第二，权力之所以如此有效，在于可以用它对所有人威逼利诱。
既然人只知道趋利避害，那威逼利诱自然就是最好的办法。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二柄》）
韩非把杀戮和奖赏称之为君主的“二柄”。就是说，要抡起权势的刀斧，这是两个抓手。他之所以强调碰到“不畏重诛，不利重赏”的少数人一定要除掉，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会使刑、赏二柄失效，对行政安全来说，是增加了不确定性。
儒家不大讲“赏”，因为赏是利诱，他觉得未免显得不够光明磊落。要引导人民做什么，更提倡用爱心感化。当然，仁政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普遍性的赏，不过对所有百姓一视同仁，类似于吃大锅饭，显然是无法产生激励和竞争机制的。
刑罚的作用，儒家不否认；不过总体来说偏于宽缓。孔子提倡“赦小过”，孟子鼓吹“省刑罚”，荀子算是最重视用刑的。比如会导致人终身残废的肉刑，他就认为很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他坚决不信历史上存在过不用刑罚的时代。不过仍然坚持“刑不过罚，赏不逾德”，即量刑要适当。
韩非照例和儒家相反，首先，他强调惩罚当然比爱心管用。
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六反》）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五蠹》）
母爱是父爱的双倍（今天的人未必同意这个判断，但母爱至少比父爱表现得更明显、更直接吧），可是老妈苦口婆心地在那里说：“孩子，你听我的，做完作业再出去玩。”你可以一扭脸：“烦死人了！”老爸一板脸：“小子反了你，写作业去，不然我抽你！”好，乖乖认错。长大一点了，爸爸的话也不听了，但是来一城管：“暂住证给我看一下！”不想被打，你就别跟他横。可见溺爱无孝子，暴政有顺民。
事实是，韩非是把仁义惠爱看作统治者的弱点的。
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奸劫弑臣》）
他说，给穷人发福利，这是世俗所谓的仁义，结果是无功者受赏；不对坏人下狠手，这是世俗所谓的惠爱，结果是纵容犯罪。
其次，刑、赏抓手中，也是以刑为主导。
这也是商鞅那里传下来的老观点。赏的成本高，赏得越多，君主能留给自己的越少，而受赏者的胃口也会越来越大，总有赏到君主破产的时候。
刑则只要抡起屠刀就可以了，看起来几乎是零成本的。而臣民对刑越畏惧，对赏的心理预期也就越少——问一个时刻担忧受刑的人：“你幸福吗？”只要他今天没挨打，就可以得到肯定的答复了——所以最终甚至可以达到只刑不赏的境界。
有意思的是，韩非的这个主张是借孔子之口讲的。鲁国失火，眼看火势要蔓延到国都。鲁哀公亲自率众督责救火，但鲁国人民非常不给国家领导人面子，竟然都趁机去追逐野兽，却没人来管火往哪儿烧。于是鲁哀公只得向孔子问计，孔子说：“追到野兽有肉吃啊，又不受惩罚；救火多辛苦啊，又没有奖赏。这便是没人救火的原因。”
哀公叹服高见。孔子又说：“现在情况紧急，来不及行赏，再说救火的人都打赏的话，财政储备也不够，请只用刑罚吧。”
于是孔子下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