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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但最后一秒营救，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一边是手捧特赦诏旨往牢狱中赶的宦官，一边是拿起毒药一点点送向自己唇边的韩非……读史至此，很容易脑补出这种平行蒙太奇的画面来，结局又大有低回痛悼之意。
太史公叙述的这路剧情其实是有点狗血的。不过几乎没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战国策》里还有一点点），所以也只能假定他说的为真。
能留给学者去辩论的问题不多，最重要的一个大概是：李斯说韩非怀揣着一颗韩国心，到底是不是诬陷。
据现有的材料，这个问题也不足以定论。不过随便怎么判定，对司马迁这个故事的煽情效果都会有很大的破坏。
若确实是诬陷，则韩非就是真心想为秦国服务的，是打算向秦始皇献计灭掉自己祖国的。于是韩非的悲剧就是一个卖国无门的悲剧。当时的平民士人普遍不爱国，所以李斯赞同灭楚，可以不算大的道德污点；但贵族和国家命运结合得比较紧密，韩非也如此，就有点说不过去。
若韩非爱韩国属实，那么李斯揭发韩非，就是为了忠君而不惜出卖朋友，至少符合韩非本人的价值观；而韩非是为了报效韩国而不惜虎穴犯险，失败了也是死得其所。如是，则要煽情也该往悲壮的路线上走；与现在这种细腻伤感的情殇风格，相当不对路。
韩非的理论土壤
韩国这个国家，有些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韩国是个弱国，也是一个富国。
韩国的国土面积，号称“方九百里”，七雄中最小，到了韩非生活的战国末期，由于不断丧权失地，仅相当于秦汉时的颍川郡加上南阳郡的一部分。
韩军的战斗力，可以和燕国争一争倒数第一。不过燕国好歹当过黑马，有下齐七十余城的辉煌战绩；韩国除了欺负欺负周天子，单独打仗几乎没赢过。所以还是韩国垫底的可能性大一点。
但燕国弱且穷，韩国却是当时天下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古代看富庶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西汉末颍川郡221万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192人，是都城长安地区的两倍以上（京兆是每平方千米95。5人）。逆推一下，战国时的韩国人也少不了。
而且，韩国是以工商业发达著称的，拥有可以傲视诸国的是冶铁工业。说起来很讽刺的是战斗力最弱的韩军，武器装备可能是各国中最好的。
不少介绍韩非的书都会说到，正因为韩国弱，所以韩非对祖国的命运有很深的忧患意识。我倒是觉得，韩非鄙视工商业，鄙视思想文化，而特别崇尚“气力”，倒或许跟韩国富庶却只能忍受强国掠夺的处境有关。这样的国运似乎证明了一个现实：重要的是要有本事去抢别人，不然，经济文化再发达也是为别人做嫁衣。
第二，韩国这个国家，有法术传统，而且是术重于法。
史籍当中，经常管韩国叫郑国，管韩王叫郑王。这是因为韩灭了春秋时代的那个老牌郑国后，把都城迁到了郑国的首都新郑。这道理跟魏国把首都迁到大梁后，就叫梁国一样。
韩国人在秦国搞水利工程，修了有名的郑国渠。《史记。河渠书》说，这么命名是因为主持工程的专家叫郑国。一个水工起这么个名字实在太古怪，所以也有学者怀疑司马迁搞错了，既然韩国也叫郑国，郑国渠的意思，就是韩国人修的渠而已。
从文化、习俗的角度看，韩国作为“晋之别国”，和晋国的作风相去较远，倒和郑国有更多一脉相承的东西。
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在列国中第一个颁布了成文法。但郑国的法律似乎和后来秦法之类不一样，并没能提高国君的权威。以邓析为首，郑国民间跟国法抬杠，抢夺司法解释权乃至立法权的风气很快兴起。一直到到汉朝，“颍川好争讼分异”的习俗仍然存在。（参见《汉书。地理志》）这种形态的“法律热”，和韩非的法治理想其实刚好相反。
但这种玩弄法条的本事，却正是“术”的精髓。韩国接手了郑国的地盘，作风上也仍然如此。
韩非之前，韩国已经出过一位用术大师，叫申不害。申不害和他的主子韩昭侯那些故弄玄虚的花头经，《韩非子》里就讲了好多。
申不害的主张，韩非子曾批评说是只用术不用法，没有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有学者据《申子》残留的一些片段，反驳说申不害对法也不见得忽视。我看，这些学者是由纸面文章下的结论；韩非的话，却是针对韩国的实践结果而发。
总之，从郑国到韩国，一以贯之的传统，是阴谋诡计很发达。但法制总体来说缺乏权威，体系也很混乱。韩非重法也重术，将二者比之人的衣食，缺一不可。但细读韩非的书，会发现他对二者的认识水准并不一样。对术，韩非讲得非常细，精彩生动的事例、直指人内心隐秘的议论层出不穷；对法，韩非很向往，但理解比较空洞也比较僵硬，有时，也把刑罚的效力想象得过于神奇。
这大概也和韩国这种大环境提供给他的现实和理论资源有关。
第三，韩国贵族势力很大。
韩昭侯之外，其余的韩国国君很少有可称述的事迹。公仲、公叔、侠累等韩国贵族，倒是在《史记》《战国策》里频频露脸。
所以韩国被灭后，贵族们特别缅怀往昔的好时光。在秦完成统一大业前，韩地区一直叛乱不断；统一之后，打响刺秦第一枪的也是韩国贵族。李太白诗云：“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仇虽不成，天地皆震动。”干出这番事业的张良同学，他们家“五世相韩”，再贵族不过了。
但这都是国破家亡之后才意识到了祖国的好，缅怀起了本国体制的优越性。做亡国奴之前，贵族们忙着内斗以致于秦灭韩，轻松便利得不像话。那次率兵的人叫内史腾，只是一个负责行政的官员，连将军都不是。
韩非子写书，一大主题就是批判“重人”“重臣”“当涂之人”“祸国殃君”，则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骂掌权的贵族。
第四，韩国外交上爱耍花招，最终结果是自己吃了亏。
地理上处于天下之中，夹在几个相互敌对的大国之间，外交选择很重要是自然的。
从郑国到韩国，原则都是不明确和谁靠近，谁拳头硬我就跟谁。
当初，郑国的滑头，各大国都印象深刻，所以国际上有“郑黠宋狂”（郑国人耍流氓，宋国人偏执狂）“郑昭宋聋”（郑国善于看风色，宋国只会认死理）之类的名声。
但狂而聋的宋国，固然一度被楚国欺负得“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但也使晋国知道了这个小弟靠得住，楚国知道了这块骨头不好啃，后来反而安稳了；郑国的黠与昭却没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虽然每次它似乎都把自己的损失控制到了最小，但也导致了没有哪个大国把郑国当自己人，没事就来欺负它一回，累积下来一算，混得实在比宋国还惨得多。
韩国接手了郑国的地盘，也延续了郑国的态度。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一会跟着秦国打楚国，一会加入齐魏打秦国，一会儿又回到秦国身边打齐国……区别是，当年郑国的决策者是郑国贵族，还不至于完全不介意国运；韩国的外交政策却很大程度上是听张仪、苏秦这些纵横家的忽悠。这拨人，只关心自己的成功，捞一票就走人。至于你听了我的主张会导致什么后果，他们才懒得操心。
身在韩国，对纵横家的这种行事作风，韩非认识很深刻。同样是对他们开骂，孟老师对张仪只会进行道德批判，韩同学就能把他们心里那点小九九说得清清楚楚。
韩非学术上的对手，诚然是儒墨。但涉及到具体政治，他批判最狠的就是“当涂之人”和“纵横之党”。说这是促成韩国困境的主要原因，大致也不错。
【段子为证】
《史记》和《战国策》都提到，韩国的铁制武器特别锋利。文学性的形容，有“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云云。
而韩国的弩，一则产量大，所谓“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二则射程远，史载是“六百步”。步是长度单位，一步相当于六尺，当时一尺大约折合今天的23。1厘米，也就是说，六百步达到骇人听闻的800米以上。
可以作个比较，14、15世纪威震欧洲的英格兰长弓，抛射的极限一般认为是不足300米。但这未见得就是古史夸诞，大型的蹶张弩、床弩达到这样的射程，技术上确实是可能的。
人性是坏透了的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
荀子讲尊王，也讲人性恶；韩非则认为尊王是绝对的，更讲人类是坏透了的。
这算是印证了荀老师的另一句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老师给人感觉就比较冷峻，而韩非子的议论无疑是先秦诸子中最冷的。
尊王是绝对的
同样是讲尊王，韩非和荀老师的区别显然不在于尊的程度，而是立场就有根本差异。《韩非子。忠孝篇》中说：
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
一个做儿子的，很有才华，但是他不为做父亲的考虑；于是，做父亲的要管好这个家，反而会更操劳。
一个做臣子的，能力很高，但是他不为做国君的考虑；于是，做国君的在位置上也就危险了。
一般说来，臣不为君考虑，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关心他自己，这很坏——你不是我的好跟班，甚至你可能要谋我的位子了；二是他关心老百姓，这更坏——我做主子的还没操这个心，你一个奴才多什么事？这么一来，人心归附你，即使你没什么其他想法，老百姓可能也会给你来个黄袍加身之类的。
韩非总结说，由此可见，做儿子的不为父亲考虑，做臣子的不为君主考虑，再贤能的儿子和臣下，也只会带来灾难而已，又有什么好处呢？
显然，他这里所谓的“有利”和“有害”，都是对君父而言的。比如周文王的作为是不是确实对百姓有利，韩非根本懒得关心；反正既然对君主有害，那就该否定。
荀老师尊王，因为王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