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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平等是不存在的。但权威通常不会是极权，服从通常也不至于是盲从。不平等但是有对等，分等级但是很和谐。
平心说，这个体系设计得确实是挺高明的。一两千年后的欧洲人，也推行封建，就搞不出这么既主体突出又兼顾各方利益的制度。他们一会儿让国王的儿子们平分王国，结果好容易建立的统一政权立马四分五裂；一会儿又滑到另外一个极端，搞长子继承通吃，其他儿子什么也没有，结果催生了一大批血统高贵但一文不名的光蛋贵族，没事要么捉对厮杀，要么劫掠教会，要么欺负劳动人民，构成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正因为原来的社会体制极端不靠谱，他们才勇于开拓，四处征伐，终于在公元1500年以后杀出升天，彻底改变了小小寰球，但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让四海之内的君臣子民过着温情脉脉的大家庭生活，这就是孔子的理想天下。
但是，孔子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期望中的成果，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据庄子略带夸张的说法，孔子在鲁国两次被放逐，在卫国混得不敢见人，在宋国他背靠的大树要被砍，在商周没出路，在陈蔡被包围，谁想杀他都不算犯罪，谁想侮辱他只管自便。（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庄子。让王》）
他做得比较成功的，是办教育。
孔子招生，号称“有教无类”，学生大多数是苦孩子。比如他的头号得意弟子颜回，根本是穷死的；比如他的跟班兼保镖子路，当年头戴鸡毛冠，身挂野猪牙，看着就是个流氓；比如有的学生对怎么干农活很感兴趣（如樊迟），有的确实在干农活（如曾参）。还有的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干工商业出身（如漆雕开），有的还是劳改犯（如公冶长）。
教学的内容，主要是人称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内容，今天听起来像摆设，但在西周时代，却是实实在在的贵族技能。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治国的本事，关键也就是懂得怎样祭祀和打仗。祭祀要相应的仪式和音乐来配合，打仗要会射箭和驾车，而不论是祭祀还是打仗，都需要能读能写相关的文件，并且算清相关账目。
孔老师教学生的时候，有的技能还是社会迫切需要的，比如算数和写字，永远是必须的基础课；有些则有点日薄西山，比如各国君主和贵族越来越不爱讲老礼儿；比如车战成本太高，限制太多，正在渐渐为步兵团队所取代。
但即便教的内容是过时的，也有很大的“去魅”作用。原来苦孩子对贵族玩弄的这套礼乐射御只能仰望，觉得那是既神秘又不可企及的，现在自己也会了，立马觉得就这么回事，有啥了不起？
虽然按出身他们应该是弟弟、儿子、孙子辈，但等这些能耐都学会了，他们怎么还会甘心做弟弟、儿子、孙子？
更糟糕的是，孔老师还周游列国。
要君臣之间能有父子之情，最简单的办法是君臣就是父子。要君臣就是父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老子说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在当时，社会发展，交通进步，各地区之间人口流动加速，本来就是大趋势。孔老师作为公认的思想和道德楷模，带头过这种在路上的生活（不妨简称为“带路党”），显然大大加速了这个进程。
于是，各国的臣工中也就有了越来越多跟君主没啥血缘关系的外国人。你孔圣人一边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边搞得君不父，臣不子，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不是给自己打脸吗？
后来墨家骂孔子，一条大书特书的罪状，就是孔子“劝下乱上，教臣杀君”，虽然他列举的几个案例大体不靠谱，但从实际影响上说，这个判断未必不合理。
不得不说，孔老师确实是给自己拧了个扭头朝后看，迈步向前冲的造型。
对这种矛盾，众人当然有不同的理解。
捧孔老师的，自然说老圣人心里明白得很，他这是托古改制，故意的。
不爽孔老师的，则批判他没逻辑，是逻辑思维不清晰的文科代表。啥叫“自打耳光”？孔老师这样的，就叫自打耳光。
老师到底是想向前还是冲后？儒家弟子们也搞不明白。因为众所周知，孔老师还讲究因材施教，一个简单的具体问题，跟不同学生讲的都不一样。他又要求学生举一反三，话通常不说透，你不明白，就算了。至于老师的核心价值观，子贡这样的入室大弟子，都没机会听——颜回师兄倒是或许听过，却又“不幸短命死矣”，总之，是失了传。
这种含混不清的状态，短期看来是坏处，孔子一死孔门就分裂了；长远看来则是好处，因为不管持什么主张，最后追其根本时都可以认到孔子这里。荀子看孟子极端不顺眼，孟子对荀子想必也不会有好印象，但他俩一样以孔子的嫡派传人自居。这也还罢了，墨、道、法三家固然经常批孔，但墨子也会引孔子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庄子会借孔子之口谈心斋、坐忘，韩非则让孔子宣讲严刑峻法……总之，谁也不愿意老人家闲着。
直到今天，找孔老师认祖归宗的，仍不罕见。当然反过来，也就是持任何主张的人，都可以拿孔子作反证。
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下，战国时期的列位大家才能或跋扈，或疏离，或期期艾艾地追寻着自己的抱负。而这，只会也只能发生在孔子身后。
儒家分裂的标志性事件
孔子门下，有个叫有若的学生。他吹捧老师不遗余力，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得和孔子很像。
孔老师去世，弟子们满腔哀思无处寄托，于是子游、子夏、子张三位大弟子，共推有若当接班人，坐到孔子的位置上，接受大伙的礼拜。
这种做法，思路可能来自宗族祭祀，由孙子来扮演去世的爷爷。但不由亲孙子来，而是另外找人，说他和圣人有共同点可以接替圣人的岗位，则有点像灵童转世。这如果能延续下来成为传统，儒家可能会比较有宗教味道一点，也能够成为一个更有凝聚力的教团。
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虽然论资格只是小师弟，但曾参同学首先跳出来说：“我被江汉的洪流荡涤过，被夏日的阳光照耀过，被星空的浩瀚震撼过！”意思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们的老师就像江流，像夏阳，像星空。长得像算啥啊，思想境界才是关键啊！伟大是不可复制的，我怎么可能接受另外一个人坐在老师的位置上？
这一嗓子是很有感染力的。不久后，又有别的弟子发难说：“我们老师会天气预报，要是下雨，他能在出行前提醒我们带雨具；我们老师还能开男科医院，将难言之隐一语道破。有个人老大不小了没儿子，老师却预言，人家四十岁后会生五个娃。请问老师为什么知道这么多？”
有若答不上来，于是这位弟子也不客气：“有师兄起来吧，这个位置不是您能坐的。”
这可能是儒家分裂的标志性事件。
韩非子说，后来儒家分裂成八派。实际上应该还不止。
不过即使在孔老师生前，孔门也从来不是个整齐划一、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群体。同学之间有辩论，学生敢跟老师顶嘴，都是屡见不鲜的事。
所以孔门日后的分裂也就不算什么大事了。背后不再有组织，也许反而有利于个人充分发挥，激发潜能。
大众心理学的祖师爷古斯塔夫。勒庞有段名言，大意是：一种思想，不管它诞生之初有多么伟大，一旦进入大众智力的层面，它的伟大之处，就会消失殆尽。
儒家不能免俗。某种意义上，儒家甚至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流行的。那个年头，天子丢脸，贵族垮台，相应的，普天下暴发户却是多得要命。趾高气扬之余，在生活方式上，哪有暴发户不歆羡旧贵族的呢？家臣掌握了国家权力，大夫混成了诸侯，称号、地位是有了，没那个气质，还是免不得被人耻笑。气质的培养，指望传统贵族教你是不成的。最好的礼仪课老师，当然也就是在孔子那里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儒”了。
于是先王的经典，经儒生们这样一讲解，俨然便是那个时代的小资生活指南。比如说，魏文侯听西周的高雅音乐明明直打瞌睡，但还拿出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强撑着。
所以也就难怪，后来儒家的两巨头——孟子和荀子，对在这个时段上混得风生水起的本门前辈，都不大待见。
孟老师含蓄一点。人家问他子游、子夏、子张等几位孔门大弟子的水准如何，孟老师笑而不语；说到自己的师承，孟老师则对自己不曾有机会亲炙孔子门下表示了遗憾，又谦虚地说自己“私淑诸人”，就是暗地里向大家广泛学习。但反过来理解，也可以认为他不乐意承认孔子之外还有谁够格做自己的老师。
荀老师的批判就比较刚猛了，“贱儒”“陋儒”“鄙儒”“俗儒”骂不绝口。经典的有这么一段：
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荀子。非十二子》）
本门都骂得这么狠，敌对派系，当然更加出言恶毒了。
曾经也修炼过儒家心法，但后来破门出教的墨子是这么描述当年的同学的：他们因为好吃懒做而不得不常常忍饥挨饿，春夏之际他们出去乞食麦子。他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钱人家死了人，因为办丧事他们拿手，他们说：“此衣食之端也。”
墨子还形容他们的吃相：
鼸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墨子。非儒》）
看见食物，他们先像田鼠一样藏起来，用公羊一样的眼神紧盯着；然后像阉割过的猪一样猛扑上去——骂人家像猪也就算了，为什么还得强调是阉猪？猪本来贪吃又好色（二师兄是优秀代表），莫非阉过后没有其他追求了，于是会更贪吃？
君子嘲笑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