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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说一下，有顶帽子曾经被错误地戴在儒家头上，就是轻视商业。其实真主张对商人出虎爪绝护手的，是法家。孔、孟、荀对商人都没啥意见，孟老师在工商业最发达的齐国活动时间最长，更没有跟大环境过不去。前面引过孟老师与许行的辩论，他显然比较倾向自由市场。还有这一段：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孟子。公孙丑》）
“廛”是空地或者空房子，“廛而不征”就是政府给商人提供门面房或者摊位，但不收营业税（甚至有可能连租金也不收，原文太简单，不好妄断）。“讥”是“呵察非违”“讥而不征”，就是打击违禁品，但不收关税。总之，都是招商引资的手段。
只有“法而不廛”一句，不大好理解。比较通行的解释是，货物如果滞销、长期堆放，政府就应该去收购掉。政府税收很少，监管权有限，却要承担全部市场风险，实际操作下来结果可想而知。不过，反正对商人来说，这乍一听是动听的，孟老师在他们中的得票率也是不会低的了。
太人精了，自然是很容易引起争议的。
往坏了理解，就当孟子是个乡愿，刀切豆腐两面光，跟谁都说好听的。尤其是那种似骂实夸的技巧，听着不但不肉麻，而且有回味，简直是做佞臣的天才。所以骂孟子的人一直很多，比如荀子就骂得很恶毒。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荀子。非十二子》）
大意是，学过一点关于古代圣王的知识，却没抓住要点，但不可一世的样子，乱七八糟的杂学倒是懂不少。搞出一套深奥难懂的理论，说这就是孔子的精义，忽悠了一大批人。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啊！
到宋朝，一方面尊孟的风气很盛，另一方面倒孟派也很活跃。有个叫郑厚的儒生，甚至把孟子和孟子最鄙视的“妾妇”相提并论。他说孟子是个狠心绝情、巧言令色的人，比苏秦张仪还苏秦张仪。
但往好了理解，孟老师这种作风，正是中庸之道的完美体现。
啥叫中庸之道？不是找中点，那叫“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仍然算偏执狂。中庸，就是同时考虑到各方面的利益，而寻求一种均衡的状态，也就是罗伯特。达尔想用来取代民主的那个词：“多元政治”。
确实，战国诸子当中，还有谁能像孟老师这样，同时关注到方方面面的立场和利益？而且，他没有把不同立场理解为一种你死我活的状态，却企图寻求一种共赢的结果。商鞅、张仪、范雎、李斯这些人，没有政治立场（即我持什么主张），却绝对有组织立场（即我抱谁的大腿），而制定具体执行方案的能力，绝非孟老师所能梦见。但孟老师确实一句话，就点中了他们的死穴。
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孟子。告子》）
按照你们的办法和作风，即使把天下给你们，你们也立马就得完蛋。
——这是对秦帝国命运最准确的预言。
说起来，也怪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不可能有明确的分工意识，没谁会认为政治家和政论家本来就应该是两种人。不然，把孟老师从齐国王宫里拉出去，办份《东方都市报》让他专心当主笔，没事就跟咸阳的《晚报》《时报》你拍我一砖，我投你一枪。虽然不免会被骂几句“臭公知”，但总比让他真的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愉快而有意义多了。
第五章 逍遥庄周
《庄子》的字句，非常不好懂；而庄子之意，又公认不可从字句中求之。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是传统庄学集大成的著作。但王先谦为之作序，说庄子若见到这本书，只怕倒会说：“此犹吾之糟粕。”
引子
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往往可以不大计较眼前的得失，而专注于世界本质永恒价值感的人，也容易对繁琐的历史没什么兴趣。
佛教关心成住坏空的轮回，以四十四亿年为一劫，然后动辄千劫亿万劫无量劫。舌头一翻，多少个地球都没了。视野这么大，则释迦牟尼在世的年月误差个几百年，也就是小焉者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亚里士多德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开创了诸多学科，但却没给历史学留一席之地。毕竟，人家的第一个身份是哲学家。从哲学的高度往下看，文学挨得比较近，因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是在玩演绎法，就有些哲学意味。相反，一板一眼地记录历史事实，像是卖把子笨力气，他老人家不免觉得是通人烦恶，壮夫不为的。
中国也一样，讲究对历史负责的儒家，比较重视记录事实。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六部大经典其实全是史书。而据说“哲学上高出诸子”的道家，要么纯说理，要么讲故事，但事实与否，他们是真没上心。
也不妨套孔夫子的名言，仁者乐山而智者乐水。一般印象，当然是儒家重仁，山势地貌比较稳定，难得有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惊天动地的事，所以忠实记录很有意义；道家人物更聪明，虽然他们经常反智，但水无常形，记不记就无所谓了。
六道之外议庄子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各位大家的生平，是模糊不清的。老子何许人？云山雾罩。庄子的行迹要清楚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庄子》书里，以庄子为主角的故事讲了很多，但主要只能作为了解庄子思想和性格的材料看。当事实，则往往假得太明显。
司马迁为庄子写了篇两百多字的传，流沙河先生分析了一下，刨去评论和不可靠的寓言，就剩下来五句话。但就这么几句，分量还是很重的。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蒙是地名，不是说庄子特别会蒙人——虽然《庄子》这书后来确实成了蒙人利器。
蒙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当时属宋国。宋国被认为是出蠢人的地方，大家都爱拿宋国人开涮。但守株待兔的故事也好，宋襄之仁的史实也好，这种蠢是透着认死理的固执，耍诈弄奸而老是穿帮的那种蠢，则和宋国人是无缘的。
庄子耍滑头的言论有很多，似乎和宋国的国民性正相反。
周尝为蒙漆园吏。
漆园是地名还是漆树园子，无定论，两种理解都可通。拿官职称呼人，是中国坚定不移的老传统，过去书上经常说“漆园”如何如何，就是在说庄子。
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自然也就是和孟子同时。奇怪的是，这二位却谁也没提过谁。这引起了很多猜疑。有人说，其实他们彼此眼中还是有对方的。孟子骂杨朱，是指桑骂槐冲着庄周去的；而庄子虚构过一个叫“孟子反”的人物，就是要和孟子反着来。作为考证，这番见解可说证据相当薄弱，但它确实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并世两大高手竟然没过过招，这可实在太遗憾了。
当时宋国的国君是宋康王。这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宋国第一位称王的国君，也是宋国最后一位国君。在他的指挥下，弱小的宋国嗑了药似的，把身边的魏、楚、齐三雄挨个给揍了，但最终结局是身死国灭。《史记》说，宋康王是个神经病一样的暴君，把自己老祖宗纣王（宋是殷商王室的后裔）的暴行，全套复演了一遍；韩非子则说，宋康王是好人啊，推行仁义啊，但在战国中后期搞仁义不是找死嘛，所以他完了。
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让历史学家感到很困惑。但对庄子来说，这倒完全不成问题，反正不管仁君暴君，他都不喜欢。
其学无所不窥。
庄子学问很大，啥书都看。这句话还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庄子并不是很穷，至少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生活条件应该还不错。那年头没纸，没印刷术，书之竹帛成本很高，一部书的流传范围也不会很广。能接触到这么多知识，需要钱，更需要一定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
颜世安先生有一个分析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生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出头机会大把抓的时代，绝望得那么彻底，从头到尾一点努力的兴致都没有，没落贵族家庭出生的人可能性大一点。换成苏秦、李斯那样的苦孩子，才没工夫这么矫情呢。
庄子如果想富贵，他的生活条件一定可以大大超过他实际拥有的，这个判断我举双手双脚赞同。但说他有多穷，倒也不至于。忙于操心一日三餐的人，未必有工夫写那么多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文章。庄子打打鸟，钓钓鱼，是生活方式，但不见得是谋生方式。兴致一来就把钓到的鱼都倒掉，真饿着肚子的人，很难做出这个举动。
他有时很缺钱，也许是急不是穷。比如下面这件事——庄子找监河侯（掌管一段黄河水道的官员）借钱。监河侯说，没问题，等我把税收上来，借三百斤金子给你。庄子怒了，就讲了著名的“涸辙之鲋”的段子：小水洼里的鱼，需要一盆水救命，你不能跟它说到吴越去引西江水给它。同理，你跟我扯三百金有意思吗？
历来的分析，都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监河侯的心理。但似乎也不能排除下面这个可能：监河侯确实想给庄子一大笔钱，赞助文化人说起来也是很有脸面的事情，太少了也确实拿不出手——对比一下，稷下学士是列大夫的待遇，孟轲老师收黄金，也是整百整百的收——他是真没想到庄子急需用钱到这地步了。
另外，文人喜欢在文章里夸张自己的穷困程度，这个毛病根深蒂固，我们不能断言庄子就一点没沾上。庄子见梁惠王，穿补丁衣服，上台阶时衣带、鞋带挣断。咱们不说他是刻意耍酷，但当相国的老朋友惠施就在身边，如果庄子同意换身好点的衣服，一定�